余悦君一计得逞，接着带球狂奔，直扑东侧的球门。黄杰等三个脚快的男生取直线抢到门前封堵。黄杰指挥着那两个上前抢球，他拖在后面，守株待兔。余悦君两脚在球上晃来晃去，像魔术师玩杂耍一样，晃得人眼晕；跟着一个人球分过，就从两人中间突了过去。不过，那男生在被骗过的时候一把扯住余老师的衣襟，扯得他略一迟滞，皮球就滚到了黄杰面前。
黄杰得意了，龇出兔牙冲大家做个鬼脸，起脚把球停住了。他还学着余老师的模样，也一颠一颠地带着球往一边跑。却见余老师变了神色，向他身后“哎”了一声，像是跟什么人打招呼。
黄杰忍不住扭头去看。没看到什么。可就是这一扭头工夫，余老师已经带着一阵风追到了眼前，脚尖一捅，把皮球从他胯裆下捅了过去。
黄杰转过身来，见皮球正向球门滚去，速度不快，却是他变作飞鸟也撵不上了。操场上所有人的眼球都跟着皮球滚动，跟着它，一起滚进了那个由三根木棒钉成的球门。
余老师的这番表演惊艳全场。姜春凤带头鼓起掌来。却见他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低着头四下寻摸。大家以为他的脚伤了，待他走近细看，是一只脚上的皮鞋后跟掉了，所以一脚高一脚低，跟瘸了似的。大家看明白了，哈哈大笑。
再上体育课，姜春凤就要拉上余悦君，说：“余子，跟我们一块儿踢球呗！”余悦君看不上姜志成，却并不讨厌他的漂亮女儿；再被她这么嗲嗲地“呗”上一声，遍不好推辞，书本一撂，“那就踢呗！”
余悦君有空的时候就去给姜春凤帮场子。起先只是逗着孩子们玩，后来较起真来，开始有板有眼地指导孩子们踢球。
余指导的习惯，是先让大家进教室，他拿个粉笔在黑板上勾画，讲什么边线底线禁区传球配合之类。讲那么十来分钟，再把学生带到操场上，排成队伍，给大家示范脚法，还要叫学生出来依样葫芦，就着那草甸学校唯一的皮球试上一试。在这些时候，姜春凤谦恭得像个小学生，顶多像个助理，一旁捧个小本，认认真真地听着、记着。
然后组织一场球赛。余指导指挥学生按男女生、大小个分成两队，各自选出队长，分出什么前锋后卫，安排上守门员，像模像样地摆开阵势，争球对攻。他和姜春凤两个，则一人嘴里叼个哨子当裁判。当然，余悦君是绝对权威的“主裁”，要不断地奔跑吹哨，不停地纠正教训，不时地出示黄牌和红牌——用彩纸剪出来的黄纸片、红纸片。
在余指导的参与主持下，姜春凤的体育课，或说足球课，慢慢地就有了点模样。虽说孩子们还踢不出什么章法，可圆圆的足球更多是在脚下，而不是抱在怀里当橄榄球了。
一天早自习，余悦君正在班里讲着什么，忽然听到姜春凤在门外叫他。走出门来，姜春凤头也不抬地塞给他一个手提袋，甩了句“给你的”，就匆匆地走了。余悦君打开来看，是双黑色的足球鞋，鞋底上凸着些指头大小的胶皮疙瘩。余悦君朝远处喊了声“谢谢啊！”大咧咧地就笑纳了，像小时候收人家一支铅笔或一个本子一样。
如果细心一点的话，他该发现其中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小时姜春凤送他铅笔或本子，会手把手地递给他，看着他拿那铅笔写出字来，在本子封皮上写上“余悦君”。要一样的话，刚才姜春凤就该看着他穿上球鞋试试大小才对，可她只是把鞋盒往他手里那么一塞。如果他更细心一点，他会发现她递过手提袋来的时候脸是红的，声音是颤颤的，这事情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10岁的孩子和20岁的大姑娘，能一样吗？
可余悦君就觉得是一样的，跟他每天的日子似的，都差不多。到了学校，无非就是上课下课备课补课，对付他那二十多个学生，特别是马仁生等几个不省心的“猴儿头”“刺儿头”。
要说起来，马仁生的变化还是很大的，他在余老师的面前显得特别听话、恭敬，恭敬得很有些拍马屁的味道。比如说，他远远地看到余悦君走来要进教室，就赶紧跑到头里去开门；看余悦君抱着作业要回办公室，立马就凑上去，抢着帮老师抱作业。有时从家里拿来好吃的，诸如沙果、糖块之类，也一定要给老师“尝尝”。可笑的是，余老师批评学生他也要越俎代庖地站出来帮腔：“黄杰，好好坐着！老师刚说过你，又嘚瑟！”一副狐假虎威的样子。
余悦君回到家里，就倾力备考，今天五十页明天五十页地读教材，再按图索骥地读一点中国的贾宝玉、阿Q，外国的于连、苔丝、杜洛阿之类的课外书。再就是摸索试验侍弄他的大葱：浇水，烧炕，测温，装灯管补光照……那些葱也不负所望，才二十来天工夫，就抻出了一尺来长的绿绿的叶子。
余悦君觉得，应该去茂林大厦探探行情了。周六的下午，一家人一起动手，把炕头上长势最旺的一块葱薅出来，一棵一棵地择剥干净，用泡过水的稻草捆成两斤重的小捆。再装入一个大纸箱，裹上棉被，绑到自行车上。
第二天周末，余悦君起个大早，天还黑着的时候就骑上他的大金鹿，驮着他的“炕栽绿叶大葱”上路了。有了前面的卖葱历练，余悦君不再打怵这营生；还因为有自己的研发成果在里面，他变得信心十足，在那黑漆漆得的有些瘆人的山路上哼起了小调。
早上6点钟，余悦君搬着他的大葱进了大厦。一层农贸大厅里，摊贩们出出进进，都在忙着上货。余悦君把纸箱放在门口，去几家摊床上问了问价钱，就回来敞开箱盖，亮出自己的货色来。
生意顺利得不可思议。不用等待，无须吆喝，几句话的讨价还价后，葱就被人抱走了：整箱批发，一斤两元，七十斤就是一百四，一百四十元人民币。他一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而家里的葱，还将有那么多个七十斤一百四十元呢！
余悦君捏着那一叠钞票，兴奋得往外一溜小跑。不由想起刷在草甸学校后墙上的大字标语：“生儿生女都一样，狠种大葱奔小康”。好，大葱真好，狠种大葱奔小康！可惜眼前没有话筒没有摄像机，否则他真要像电视新闻里的老农，向日葵一样灿烂地笑着，感谢东感谢西感谢东西了。
卖完葱，去赵志军那儿睡了一小觉。然后奔新华书店，理直气壮地买了十几本书，装在纸箱里驮了回来。
尝到甜头后，老余家扩大规模，把三间瓦房变成了大葱的温室。东西间两铺大炕，只留一家三口睡觉的地方，其余全栽了大葱。还在炕前水泥地上支起了木架，架上置木槽，槽内也是葱。剩余的地方，什么窗台、锅台、衣柜，都摆上盆，摆上槽。如果不是余悦君坚持了一下，说得给他留个念书的地方，那张火墙边的书桌也会长上绿叶。
余悦君呢，挣到第一个一百四十元钱之后，牛哄哄地成了甩手掌柜：除了提意见，给点“技术指导”，诸如提高室温加装灯管增强光照之类，具体的活儿是什么都不干了，每天回家只顾捧他的书本。
那老两口也不敢跟他这个“发明家”“技术指导”攀比，脸上放着红光，一天到晚伺候那些葱：剪葱、栽葱、浇葱、拔葱、剥葱、捆葱、卖葱，烧炉子烧炕，忙得屁颠屁颠的，连春节都没闲着——春节前后蔬菜涨价，一斤绿葱涨到四元多，卖葱比吃饺子放鞭炮过年都来劲。
在开春之前，老余家院里的干葱全没了，卖到大厦的绿葱有三千多斤，卖回七千多元钱来。这一个冬天的赚头，抵得上过去三四年的收入，老余家因为盖房和供余悦君上学欠下的三千多元外债，全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