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要否定人生的价值，或者主张消极地活着。实际上，假如否定了人生的意义，那么，悲观地活着或者死掉，不是更没有价值吗？活着就有价值，但问题在于如何活着。庄子的思想看似消极，事实上却是根本的乐观，他是从终极的角度进行思考，力图澄清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的问题处理了，所有的一切问题都不过是一些细节而已。当这些根本问题得以澄清以后，再来到世间生存，你就不会不清不白地活着了，而会成为一个自觉的人，虽然看上去你貌同乞丐，在现实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份，可你是一个觉醒者。而那些没有觉醒的人，彻底深陷在凡俗的事物中而不能自拔。因此，这样的人任凭世事风云变幻，都能时刻保持心灵的宁静，因为这一切他都已了然于胸。
很多人都认为庄子主张出世，实则不然。庄子并不提倡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绝对出世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出世的人生没有价值的话，入世就有价值了吗？同样，绝对入世的人生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人生没有经过思考，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与石头、花草的存在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极端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人生的价值方可以凸现出来。因此，假如简要地概括一下庄子的人生态度的话，可以试着作如下描述：
以出世的心态入世；以悲观的态度积极；以绝望的态度希望；以无为的态度有为。
以出世的心态入世；以悲观的态度积极；以绝望的态度希望；以无为的态度有为。
卸下心灵的重负便可自由自在
在庄子眼中，只有无所信任，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麻雀、斑鸠和蝉达不到自由，就是大鹏鸟也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因为，他们都还有所依靠，都还处在相对的境界，而在相对的境界中，就一定受相对条件的局限。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无所依赖呢？这就是要依据自然的本性行事，借着六气的变化，迈入无穷的境界。只有在这无穷的地步中才可以无所依赖，无所依赖就不受拘束，自由也就出现了。达到了这种地步的人就是至人、神人、圣人。
具体的步骤是：
首先，“无己”。去掉主观的自我，恢复自然的天性。只有无我，才可以随物变化，一旦有我，就会坚持。一旦坚持，“我”就从世界中孤立了出来，站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因此，就受“我”的对立面的束缚，也就不自由了。人们之间的所有的矛盾都因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我”“己”，才会去追求自我的利益和名声，因此就会招致祸患和烦恼。所以，忘却自我，是摆脱人生困苦的根本途径。
其次，“无功”。不要去人为地建功立业。古往今来没有好下场的人大部分是那些建功立业的人。要建功立业，就要与人斗争，要斗智斗勇。最终结果只有两种，要么被人所伤害，要么损害了别人，这两种结果都是不想要的。被人所伤当然是悲剧，或遭受更多痛苦，或不能终其天年；而损害了别人的人日子也并不好过。胜利者尽管看起来强大，但却不时受到暂时还不强大的对立一方的挑衅，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成功者正由于强大而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生活于不安和恐慌之中。而一个不去建立功业的人就能够逍遥于这双方的争斗之外，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建功立业的本质无非是追逐名利，而追逐名利必致伤身。像尧时的一些小国，用兵不止，贪得无厌地追求利益，最终被尧所灭。
再者，“无名”。不要追求名声，因为名声对人生也同样是有害的。庄子列举了很多以名伤身的典例：关龙逢由于尽忠进谏而被夏桀所杀，比干也因为此事而被商纣王挖心。他们都是以名害生的典例，是为“忠臣”这个名称所累。明知国君已经昏庸，忠谏又有什么价值呢？既不能转变昏君，也不能转变国家，只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而已。可商朝末年致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也一样是为名所累。周朝的粮食与商朝的粮食有何不同呢？商朝的能够吃，周朝的就不可以吃？不就是换了一个名称吗？粮食还是以前的那个味道。实际上，身为一个老百姓而言，做谁的臣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关紧要的，他一直是被统治的对象。对于臣民来说，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有关他们的现实生活能有什么意义呢？
“无己”“无功”和“无名”事实上为我们澄清了阻挡实现自由的因素——自己、功利和名誉。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让人狭隘和自私，从此丧失分辨真实的能力；以功利的态度看待世界，就会泯灭人性，失去情感，可能成为别人利益的牺牲品；过分追求名誉，把名誉看成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就会十分艰难，画地为牢。
总而言之，“己”、“功”、“名”，这些东西都阻碍了人的孤单与自由，对人生是有害的。一个人假如达到了这样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地步，就进入了独立与自由的心态了。
为何只有“游乎穷者”才可以达到绝对自由呢？因为，只要我们还处在有限的境界之中，就不免去比较大小多少，难免有你我之分，因此就会去追求大和多，追求自我的利益。如此就会一直被那些更大、更多的利益所制约，自由也就谈不上了。人们一代又一代总是争来斗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处于这种相对的境界中，因为有了大小、你我之分。
逍遥尽管只是庄子主张一种理想状态，可是它却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当我们陷于失败之中而不能自拔，可能为一件事情困惑不解时，可以试着把它们推向极端，当混沌被思想的烘炉加热到沸腾，它就会变得清澈透彻。
而当我们从无穷的立场而言问题的时候，情形就完全相反了。无穷是超乎一切大小和你我之分的，它是一种绝对的、无极限的境界。以这终极的心态去看世界，大小、你我之分就没有了，我们现实所追求的功名利禄都变得毫无价值了。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最终都要归还给无穷。人们之间争夺的根本理由和人们所牵挂的无非是功名利禄，可当我们抛开它们的时候，也就从斗争中解脱了出来，从此就无所牵挂了。无所牵挂也就有了自由，而只有“游无穷者”才可以无所牵挂。
在庄子眼中，只有无所信任，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麻雀、斑鸠和蝉达不到自由，就是大鹏鸟也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因为，他们都还有所依靠，都还处在相对的境界，而在相对的境界中，就一定受相对条件的局限。
罪恶的根源是“我”
在这里，所失去的“我”是指执著的我，违背了天理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罪恶的总根源。有了“我”就有了你、我之别，有了你、我之别，争执就出现了。人人都为我，都去争夺自己的利益，不同的“我”之间一定会出现冲突。如此的“我”必定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是不可能有安宁的，整日患得患失，怎样安宁呢？因为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人们的心灵就难以平复，时而哀伤，时而欣喜，时而愤怒。这都是他们彼此争斗的结果啊！人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不是十分可悲吗？
人们之所以处于这么一种凄惨状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人们过度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主体、是中心，将所有都包围着这个自我转。这种自我意识是所有祸害的根源，只有排除了这种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矛盾才可以消除。
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处于原始状态的时候是非常安宁的，理由是那个时候人类的意识还十分简单，还没有那么“聪明”；此外，人类的才能也还很弱小，并且物质财富也很少。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由于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变得愈来愈聪明了，人类就没有一天终止过吵闹、争斗，因此，人们就生活在担心之中了。这让人怀疑，人类真的变得聪明了吗？
一个人与生俱来时是没有自我的，这就是“婴孩”情况。但是所有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停止在这个阶段，他们会对他进行教育，让他获得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的实质就是意识，没有意识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人的确是处于一种上下为难的地步，身为一个人务必具有自我意识，可这种意识和主体却一定会致使人们之间的冲突！
排除主体意识的方法尽管是一个根本的解决途径，可却不现实——以我来消除我。因为我已经存在了，如何可能排除掉呢？要消除我，其前提是已经有了我，假如没有我，就不存在消除我的问题。但是那消除我的就是一个我。
可能有人会说，要排除掉的是那个有偏见的自我，而那个消除者就是一个没有偏见的自我。可是，谁可以说清有偏见的自我与没有偏见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呢？我们如何可以明白这种消除活动自身就不是一种偏见呢？这个我是不可能排除掉的，假如真的消除掉了，我就不存在了，也就不存在“我丧我”的问题。如此，人就只能在这种不断地出现偏见，又不断地排除偏见的过程中生活下去了。而这也就表现着，人类将永远生活于苦恼之中。
要想避免矛盾，我们就只能依据庄子提供的另一个思路——限制自我。这看起来是消极的，可却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唯一可以掌控、支配的方法。我们所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控制自己，而不是左右别人。控制别人不但不能做到，并且一定会产生争斗，还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伤害。而控制自己，在不可预料事情情形的时候“消极”逃避，则或许会有积极的结果，这就避免了被伤害。换而言之，一味地积极或盲目地积极，并非就是真的积极。假如结果十分悲惨，那种积极又有什么价值呢？
天下本并不属于谁，天下是天下之天下。假如无你我之分，天下就平安太平。可是，一有了你我之分，有了“你的”和“我的”这种理念，事情就彻底不同了，天下就熙熙攘攘起来。
不言之辩，不道之道
天下人来人往，人们天天都在争论着对错，仿佛真的能够争论出个谁是谁非似的。在庄子眼中，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制订评判是非的原则，没有任何人能够作为是非的评判者。这是庄子观念最雄辩的争论。
目前，假设我与你在进行辩论，如果你胜了，你就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吗？或者反过来，我胜了你，那么我就真是对的，而你是错的吗？是其中的一方对呢，还是其中的一方错呢？是我们俩都对呢，还是我们俩都有错呢？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可能清楚。
由此可知，争论的双方之间是不挑明是非的，因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觉得对方错而自己对，各自有各自的是非标准，处于尖锐对立之中，所以就不能达到统一，也就难以明确谁对谁错。用我的标准来权衡，你不同意；用你的原则来衡量，我也反对，双方如何可能统一起来呢？自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能够看到双方统一的情形，但那一般是在不平等的情形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以强权来确定对错的。这就不再取决于辩论自身，而是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了。假如不是这样，便十分难出现这种双方“一致”的结果。
那么，第三方是不是能够当做评判的原则呢？不可以。因为别人自身也糊糊涂涂，我们要谁来进行评判呢？让与你观念相同的人来评判，已经与你一致了，如何能够作出公正的评判？让与我观点相同的人来评判，既与我相同，又怎么能有公正的评判？让与你我观点不同的人来评判，既然已经不同，判断如何可能公允？让与你我相同的人来评判，既然已经一致，如何可能有公允的判断？最后庄子说：可见，我、你和其他人都不能明确是非，还可以找谁来判定是非呢？换而言之，没有人可以确定是非的标准，也没有人可以判定谁对谁错。
所以，庄子主张不要陷入这种无谓的争辩，这种辩论对人生不但无益，并且有害，既解决不了一点问题，又白白浪费了宝贵的生命。
公正的评判之所以不可能，实际上是因为人的自我肯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错的，即便是罪犯也是这样。认真观察罪犯的犯罪过程可以发现，他的犯罪总是有着“充足”原因的，特别是那些惯犯。没有充足的原因他是不会去犯罪的。从事发后罪犯们的分辩看，他们明知道那是犯罪，可还是有无数的理由导致他们那样做了。寻常人也是这样，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有着充足的理由，而且任何人都把自己看做世界上最好的人。尽管有些人也进行自我批评或批判，但不管如何批判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人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自己。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感叹——假如世界上的人都像我这么好，天下就太平无事了。之所以这样，就在于他用来评判的逻辑或标准仍旧是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逻辑来评判自己，当然总是对的。
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时候，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不然就十分容易落入自我陷阱，犯下无可挽回的过错。
那么，争辩为何不能达到真理、不能分辨是非呢？庄子觉得，凡是分别务必伴随着没有区别，在辩论中也一定有不可辩论的东西。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呢？由于辩论中的任何一方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所以只能看到一个方面，却看不到另外的方面，既然他有看不到的方面，也就不可能分辨明白。再者，就双方都有看不到的方面来说，他们是没有区分的，也就是片面的。从这种片面的立场出发，是达不到真理的。正由于这样，圣人尽管胸中虚怀万物，但他并不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就不免招来争论，有了争论，这纯真的境界也就遭到了破坏。而寻常人却相反，他们喋喋不休地表现自己，彼此争辩，自以为高明，却陷入了不可能有结果的不良循环之中。
既然没有谁可以明辨真假、决定对错，是不是就没有真理了呢？非也。真实的境界还是存在的，可它存在于举止和辩论之外，而不存在于辩论的任何一方之中。换而言之，真理拥有居中的性质和不可说的性质。在我们“说”真理的时候就早已不是真理了。庄子把这种真的境界称做“道”或“大道”。
因此，他说“大道不称”，大道不用宣扬，因为，可以说得清楚的就不是道。而且道既然是真的，它就是务必实现和表现自己的，因而就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在我们所谓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说法就是这么个意思，在它面前，所有的“说”都显得苍白无力。大道自身也是不能说清楚的，越说反而越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