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活着的人心里，就是没有死去。”
——坎贝尔
亲爱的父母亲：
此信到时，想你们定已收到电报了，关于我死而复生的消息将怎样使得你们高兴啊……
“建元”完全沉没后，我们的船已根本无法前进了，后舱已充满了水。功哥（指她的表哥叶以功）说，我们得赶快准备，于是抢了两件救生衣，他先自己穿好后，我们一起挤上救生小船。我不会穿，于是他给我穿好，他教我要竭力镇定，并教我下水后不要慌而乱跑，用两只脚好好地打水。他自己是会游水的。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一会儿，我们觉得脚下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
起先，我的手还和我功哥牵在一起，但是一阵海水涌上来，大家失去知觉，我只觉得身体往下沉，水从耳边滑过，还可以听见水从耳边滑过的呼呼声音，好像身体被夹在什么东西里，水不断往嘴、鼻、耳里进入肚子，我一时想着什么都完了。但是我感觉在海水里淹死太难受了，我觉得这样死太不值得，我宁愿死在炮火里或实验室里，我还想到你们将如何发急。奇怪得很，我淹在水里，脑筋一直很清楚，很镇静……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样浮出海面，我真的用两脚不断好好地划水。说也奇怪，人便真的渐渐向上腾了。浮出了海面，我便想我是得救了。抓住一块木板，但是木板太轻又沉下去了，又抓了些死尸，还是不行。结果不知怎的，被冲近一个大方木块，有四五个人坐在上面哼，我抓住一个铁柄子，但是力气又用尽了，而且棉袍子浸在水里太重，无论如何爬不上去。我拼命向那几个人呼救，他们毫不理睬，一来他们的力气也用尽了，二来方木块上人坐多了，容易下沉。我叫了好久以后，才有一个人肯拉我一把，总算爬上去了……
这时我才开始觉得冷，浑身打抖。直挨到翌晨七时许，才有一艘英舰来救……下午两点钟，到了吴淞口……船到码头时，看到功哥的父亲走来，他要哭了，但我有什么办法安慰他呢？我们两只船上那么多人，仅38人获救……
叶舅把我送到交大就回去了。现在我眼睛一闭上，就觉得身体漂浮在水里，渐渐往下沉，往下沉，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许我去台湾的……
写这封信的女大学生叫周侣云，王兆兰认识她。1949年1月27日深夜11点45分，当行色匆匆的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大戢洋面“白吉”灯塔附近（北纬30度25分、东经122度）时，竟拦腰撞上了迎面驶来的“建元号”货轮……千余名乘客哭喊、惊叫着掉进了海里，其中就包括了周侣云和王兆兰。据官方报告，太平轮生还者仅36人，其余全部罹难。她们是生还者中仅有的两名女性。
把她们救起来的是一艘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生还者中有35人获救于这艘军舰。船员们把飘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一一拉上船送回上海。当时，王兆兰年纪最小，只有15岁。在船上，这些军人对他们极为礼遇，给大家热汤热茶，把每一个人的衣服拿去烘干，到了上海上岸前，桌子上放着大家口袋中的证件细软，供获救者认领已经烘干的证件，王兆兰找不到自己的随身物品，还麻烦女大学生周侣云与外国军人沟通……
王兆兰没想到，过了61年，这些往事依旧如丝如缕，像黏在皮肤上的蜘蛛网，轻易甩不掉。周侣云说她一闭上眼睛，就觉得身体漂浮在水里，慢慢往下沉。王兆兰看到这里就忍不住眼泪，她太懂这种感觉了。
她也懂葛克的感觉，那个在太平轮事故中失去了妻儿的男人。船难发生时，每个人都惊慌失措，争相逃命；救生圈不够，葛克带着妻小往海里跳。船沉没，船舱的木板、衣柜、箱子四处飘落。会游泳的人抓着板子就在海上漂浮，不会游泳的、力气小的，没多久就再也见不着人影了。冷冽的海浪滚动着冰冷潮水，一波又一波，小孩、大人的哭泣和尖叫，凄厉地划过深夜。
入冬的海水，越来越冷，许多人熬不住冰冷，逐渐失去体温而松手、沉没。葛克在黑夜中看不见妻子，也看不见孩子，他焦急地四处寻找，顺手拉起穿军服的陌生人，两个人搭着一张破落甲板，在黑夜中无言对望……
上海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1949年2月22日葛克以证人身份叙述的证词：
我偕妻与子女购妥船票于二十六日上船，原定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启碇，不知何故竟迟至四时二十分才启碇离沪，行约八小时后（事后始知浙江海面白节山附近）于曚睡中船身砰然震动，初以为搁浅，继乃得悉与另一轮船碰撞（后知为建元轮）。建元轮被撞后立即下沉，太平轮尚以为本身无恙，茶房对船员及茶役等，亦告知旅客安心，继续行驶，那时下舱已有浸水进入，余乃挽内子及三小儿随众客挤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挤满，无法插入，是时余抱长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
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漂浮水面，获一木箱，乃向灯塔方向划行，奈适退潮之际，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寻他物，回顾适有一大木板，离身不远，遂乃弃箱就板，后又续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于海中，乃开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挣扎，落水时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极大打击，而天气寒冷，全身又湿透……
亲人都遇难了，只有自己活了下来。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王兆兰亦无法描述，当年和她一起上船的，还有自己的母亲王姜氏、8岁的弟弟王兆章、10岁的妹妹王兆菊和14岁的大妹王兆仙——弟妹们都还没来得及长大。一家人上了船，准备赶去台北和父亲过年团圆，结果却只有她一个上了岸。
事情过去61年之后，在台北家中光线充足的大客厅里，回忆起这些细节，王兆兰还是忍不住浑身发抖，她像个孩子似的，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
亲朋亡故，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和痛苦，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尤为苦中之苦，凡人值此，莫不哀恸悲啼，“有泪不轻弹”的铁肠男儿，遇此也难禁苦泪涟涟。诚如《佛说无常经》的偈子所说：“父母及妻子，兄弟并眷属，目观生死隔，云何不愁叹！”
作家白先勇就曾以太平轮事故为背景，写出了小说《谪仙记》，后来谢晋导演将其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搬上了大银幕。女主人公李彤的父母就在太平轮一劫中双双遇难，这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国内战事爆发了，李彤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出来，乘太平轮到台湾，轮船中途出了事，李彤的父母罹了难，家当也全淹没了，李彤得到消息时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她不肯吃东西，医生把她绑起来，天天打葡萄糖和盐水针，李彤出院后沉默了好一阵，直到毕业时，她才恢复了往日的谈笑，可是她们一致都觉得李彤变得不讨人喜欢了”。
正如《生与死》一书所载：“亲人和他人之死，极易触发自己亦将必死的考虑，对必死命运的抗拒精神，自然会产生死而不亡、灵魂永生的憧憬。据载，释迦牟尼出家求道的契机之一，便是因少年时游观都城四门，于西门看到送葬人群，因而触发了自己亦将必死的思考，终于下决心探求战胜死亡之道。笔者记得少年时期开始对死亡问题的考虑，乃出于由邻人之死触发的对钟爱自己的祖母终将死去的忧虑，由此而联想到自己的必死，进而引向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这大概是常人普遍经过的思想历程吧。”
死亡的力量如此巨大，逝者已矣，而生者要面临的考验可能更艰巨。挚友亲朋的死亡，有时候，足以颠覆一个人数十年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人会深切感受到那种无力感。所以，李彤自杀了。
没人责怪她的“软弱”，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弥漫深深的悲伤。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总有一天，你身边的至亲至爱，会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你，他们都会死，而最终你也会死。
也许你从未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是的，对于此生的死，死亡本身是一个概念，我们永远无法体会死亡是什么，可以说死亡对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者来说，死是不存在的，而死者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了。”（古希腊哲人伊比鸠鲁语）
死亡，可以是一个绕来绕去的哲学命题。但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它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目的地。那么，怎么办？
王兆兰和葛克都选择继续活下去，让生命延续。葛克后来又续弦，娶了袁世凯的孙女袁家姞，并又生下一双儿女。女儿葛蕾日后成了台湾知名的演员。
“小时候，每个周末，都有位穿军服的伯伯会到我们家喝茶，他与我父亲，很少说话，两个人坐在客厅一整天，喝茶、看报，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们是太平轮上被救起的生死之交。”葛克的大儿子葛擎浩回忆。从小到大，父亲与他谈过千百次的船难、求生，脑海中深深印记着父亲逃生的传奇。然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两位经过生命风浪的男人，在客厅坐了二十年却从来不说话的画面。
这中间的痛苦、绝望、无奈和希望，王兆兰都能理解，因为她也经历过一番同样的挣扎。
2010年的一天早上，王兆兰拨通了“太平轮纪念协会”的办公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张典婉，《太平轮1949》一书的作者：“请问您是哪位？”
停了很久，很久，王兆兰用低哑的嗓音说道：“我是生还者。”
张典婉心头一震，天哪！36位生还者之一吗？
过完农历春节，王兆兰把张典婉约到自己家中。这天，不得不说张典婉是激动的，从2000年萌生想法至今，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
其实，她拍纪录片、写书的目的都很纯粹，她在《太平轮1949》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王兆兰正是看完了这本书，才主动联系她的。用老人的话说，“我想了很久，才打了电话。”因为再次面对，实在很需要勇气。
王兆兰年幼时在山东烟台长大，父母在上海开餐厅，把他们姐妹托给东北家乡的祖父母照顾。后来，日本占据东北，学校国语是日语，课本是日文，王兆兰祖父母坚持让孩子们上私塾，读写汉语，学三字经、百家姓。她说：“我没上学。”
抗战时，王兆兰也曾在青岛舅舅家度过了几年童年岁月，骑脚踏车，摘苹果。“我过了好几年快乐的日子。”1948年4月，全家已经到了台北，父亲在台北开悦宾楼餐厅，过去他们在上海开餐厅，接着父亲留在台北，母亲带着他们姐弟经常往返于台北、上海。
1949年1月，王兆兰的母亲带着全家大小坐上太平轮，还有亲友们一起要到台北陪父亲过农历新年，原本母亲是不想去的，但父亲急急催促，于是买了船票又改买机票，后来发现飞机没办法携带太多家当，又换买了太平轮的船票。家中衣物、家产，全都装带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