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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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小心谨慎,得意不忘形(3)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我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实用。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然而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它。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包围了。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在攻破天京后,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一旦为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可接受,故而解官返籍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绝对使清政府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5.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这句俗话强调了在说话过程中,必须得学会谨慎。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因此,慎言是必要的。而慎言的最好方法是不多言,力求简洁明了。滔滔不绝的人说错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渐渐摸索出来的,他的谨慎为人也是在不断体会中磨炼出来的。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它的意思是,有修养的人,言简意赅,不会胡乱地空发议论;而性格浮躁、缺乏修养的人却总爱夸夸其谈,大话连篇。

曾国藩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做大官前后,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太平军起义时,咸丰皇帝登基不到一年。局势相当紧张,为保大清安稳,咸丰皇帝下令,广开言路,希望能够找到治理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两全之计。为表对大清的忠心和国家大事的关心,曾国藩难以抑制自己的一腔热血,立即上疏,将自己的治国和救国方略一一道尽,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但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的提议始终没有被采纳。

曾国藩见自己提出的建议被搁置起来,不由得十分气愤。他没有善罢甘休,再次上疏,强调在大清国内革新政治,并且把咸丰皇帝当成了攻击对象。他在疏中陈述了咸丰皇帝的种种不是,如咸丰皇帝拘于小节,不为大清的长远利益打算;做事情本末倒置,不考虑上疏的实效性,只知道欣赏文字的修饰等等。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写的东西后,怒发冲冠,并立即下令查办曾国藩。幸好当时有权重大臣为他说好话,曾国藩才勉强得到保全。

有了这一次经历,曾国藩暗自揣摩,细心体会,在以后的官场中,逐渐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守口如瓶,并且经过自己的摸索,对多言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有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但和朋友在一起可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也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

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出来。

曾国藩不仅自己慎言,还经常劝诫弟弟和部下不要多言。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曾国藩不想弟弟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此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日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便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根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保身之道,曾国荃从此中得益不少。

在曾国藩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有这么一段精彩文字: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相,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对部下,曾国藩同样如此要求教导。他告诫部下发言一定要谨慎,千万不可胡乱地说话。

多言的坏处的确很多。首先,爱说话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将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破坏了本可维持的人际关系。

其次,言多必失。多言的人,在对问题还没有彻底地弄明白前,已经开口说话了,思维的不严密必然导致陈述中的错误。小则被别人反驳,大则闯下大祸,弄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6.因骄而败,因慎而胜

有些人经得起失败,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却经不起辉煌,一旦有些许的胜利,便不会考虑长远,开始自满、骄傲,放松警惕,最终以失败告终。过去的胜利属于过去,无论面对眼前任何一次战争,都必须谨慎应战。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总数不过20万人,但起义军的人数却是他们的几倍。然而,曾国藩最终能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其中必有缘由。

起初,曾国藩的湘军总是吃败仗,自己开始谨慎起来。后来,湘军转败为胜,并能够一鼓作气,将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关键处就在于曾国藩明白“因骄而败,因慎而胜”的道理。

曾国藩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他会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再战。胜利时,他又会分析胜利的原因,而不是沉浸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

历史上多少有才之人本可以建功立业,但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大意,最终抱憾终身。甲申之憾的李自成就是明证,他犯了骄兵必败、不能谨慎行事的大错,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于他人。

曾国藩则不同,他是一个经得起辉煌的人。有了成绩,他不会得意忘形,而是把这些成绩踩在脚下,坚固自己的根基,以谋求更大的成绩,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不会因为敌人的一次失败而产生轻视的心理,而是深刻分析双方的利弊,毕竟战争仍在继续,胜利并未彻底。

他的谨慎亦体现在作战过程中。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顽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曾国藩用兵谨慎,不愿意冒险。进攻的时候,他反对孤军作战,因为他认为孤军作战便是轻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打胜仗,即使侥幸获胜,也会损失甚多。防守的时候,他的策略与上述情况相反,他要求将兵力集中起来,加强力量,防守最为重要之处,这样能够避免全盘皆输的结局。

曾国藩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必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悻矣。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位湘军将领,咸丰十年(1860),鲍超在对抗太平军时立下战功,受到奖赏,由总兵荣升为提督。后来,鲍超逐渐露出骄横之气。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去信诫之:“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次年春,曾国藩又给鲍超去信说:“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

曾国藩不可能亲自指挥每场战斗,所以时时告诫各路湘军将领谨慎作战、不要骄躁是必要的,也正是由于曾国藩不知疲倦地悉心劝导有自满情绪的湘军将领,他创建的湘军才能够在全国各地连连打胜仗,呈现遍地开花之盛况。

7.不一味愚忠,善于自守

作为封建皇朝的臣子,忠心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但在历史上,多少忠臣因为直言进谏而受罚,因为愚忠而受诛。曾国藩在尽忠臣之职的时候,不是一味地向清廷表示忠心,而是懂得尽忠的方法。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他总是谨慎行事,以忠心为原则,灵活应付。在自守的前提下,尽力效忠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