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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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小心谨慎,得意不忘形(4)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战场上的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职上加封太子少保头衔,杨载福、李续宾分别被提升为提督和巡抚。

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虽然是他亲手组建了湘军。此时的他,纵使后悔不该请求回家守制也无济于事,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难免心生感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对弟弟的希冀:“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

其实在守制期间,曾国藩也曾想过向咸丰皇帝请示返回战场,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提笔写下奏章。

太平军虽在两湖、江西的战场上失利,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大军经江西入浙江,浙江一带硝烟四起。石达开大军攻陷数城,浙江形势危急。同年三月,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先后上奏,请求咸丰皇帝准许曾国藩率领湘军去浙江解围。浙江告急,除了曾国藩,咸丰皇帝再无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内部发生政变,咸丰皇帝驾崩。在此形势下,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握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

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前后,曾国藩势力更为庞大。同样是因为战绩辉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各集团头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如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他们是曾国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抚的湘军头目则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荐,如胡林翼、骆秉章和文样三人共同保荐了刘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荐了李续宾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甚为密切,他是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升任为湖北巡抚的。

总之,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在这个时期均达到鼎盛时期。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竟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曾国藩的湘军几乎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他们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清廷的做法无疑让在前方战场卖命的湘军感到气愤。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汉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概。

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本打算大摆庆功宴。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领们各作一对联,相互祝贺。李次清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所作对联撕毁,并加以斥责。其他将领的对联也未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满意。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他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土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干。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让李次清将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恺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恺运曾拜见曾国藩,跟曾国藩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提议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态度严肃,始终不发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写什么东西。当曾国藩起身更衣时,王恺运探身一看,几案上的字迹依稀可见,全是“妄”字。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待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

更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审讯了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然后到大厅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后,约30位湘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大厅,请中军上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问中军:九帅(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来否?中军回答说未见到,于是,曾国藩当即传令,要曾国荃速到大厅。曾国荃虽有病在身,然主帅强令,定有大事相商。曾国荃抱病火速赶往大厅。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簿书纸。

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但是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还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部下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忠君立场,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8.以“浑”字入世,巧装糊涂

“浑”是一种大智慧,心中虽有沟壑,但并不表现出来。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将“浑”利用得恰到好处。由糊涂变聪明易,以聪明装糊涂难。正因为难,有人无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情况的发生。以“浑”字入世是一门大学问,需常常领悟才能有所收效。

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曾国藩的“浑”字诀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曾国藩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对有些事情,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理会。

曾国藩读了很多书,再加上自己才华出众,自然是个聪明人。也正是由于他的聪明,才导致了他在官场中四处碰壁,屡次遇到险阻。他处处显得精明,却不能在官场中安然无恙,不得不令他反思。“浑”字就是在他的反思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经过一番磨难才有此领悟,并以此来劝诫挚友。

初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与王不和。王拜在罗泽南门下,非常善于用兵。他手下有几千士卒,与其他部队相比,实力相当雄厚。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王与曾国藩之间磨擦甚多,当时没有多少人替曾国藩说话,曾国藩压力很大。

王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因为骄傲吃了败仗,为挽回名声,谎报军情,曾国藩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他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曾国藩此时虽然知道王有大罪,但不愿意乘机报复。

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此事,并分析认为,乱世之中,黑白本来就很难做到分明,强欲区分,反致混淆,希望诸弟能够吸取教训,学会糊涂处世:

王璞山之骄蹇致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璞山之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在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曲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托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官场中事事难料,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常有发生。以糊涂应对,再好不过。

曾国藩曾经对其弟曾国荃说过:

弟体一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

糊涂的人要想变得聪明是件难事,但聪明的人要学会装糊涂,却更难。因为糊涂的人可以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所谓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便是如此。聪明的人要想掩饰自己的那股精明,尽管日日克制,还是难以奏效。因为精明的人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能够看得深,看得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得高人一等。

但有时候又会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装糊涂是成事保身之法,因为会装糊涂的人,不会计较自己吃了小亏,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憨厚老实,人们会认为他是单纯的人,从而愿意和他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会让人的心里感到踏实、轻松。单纯的人没有坏心眼,跟这种人交往,可以放松警惕。

与精明的人交往却是另一番情景,他会让人们的神经绷紧,生怕被他欺骗,被他愚弄。

“浑”便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处世为官方法,“浑”并不是说对什么都不能看透,对什么都想不明白,而是将精明藏在深处,集中心思去做一些对个人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视而不见。

9.用人须以“慎”为先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想成就功业,仅靠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任何成就需经过多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能否会用人便成了成就事业的一个关键点。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识人、用人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见地。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用人得法否关乎事业之成败。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至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做人之道,亦惟‘骄’、‘惰’两字误事最甚。”这便是曾国藩总结出来的最基本的用人标准,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业的重要部分。

第一,夸夸其谈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表现欲极强,也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