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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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小心谨慎,得意不忘形(2)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生活中,他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这里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杜兰溪于闰月杪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咏芝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的。

曾国藩认为,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3.自剪羽翼,适时收敛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曾国藩同样面临这样的境况,为保全自身,曾国藩自剪羽翼,使清廷感觉到他无心和无力篡权。曾国藩的做法取得了实际效果,最终“命”和“名”都保住了。

曾国藩说过:“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来说都会受赏。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死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曾国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国藩早就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国藩上奏,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入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实际上除去左宗棠属下的4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3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5万人掌握在手中。这5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为达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1万湘军裁去八营。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十二营,江宁仅剩下二千余人守城。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

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

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却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但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念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兄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

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

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并不收敛,他甚至散布说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还有,当时曾国荃手握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4.裁军不辞官,巧妙避嫌

军权可放,但不可全放。因为军权在握,异己者就不会轻易攻击自己。己有所恃,敌便有所忌。曾国藩同样深谙此理,官可以不做,利可以不取,但没有军权却万万不行。曾国藩虽握军权,但因为他手中的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的猜忌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两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就不会依赖曾国藩。他们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咸丰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却劝他,说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响应,聚集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了功劳可以得到奖赏,但给他权势,却不一定是国家的福气。咸丰皇帝揣摩过后,就改变了主意。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

曾国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降下谕旨,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军北上,并加封: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勇毅”二字……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九日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提到:“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恋此一官……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意思是:

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想永久占有,追求椒兰那样的芬芳的香气,如同泰山般稳固的地位。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

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