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为官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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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小心谨慎,得意不忘形(1)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能够自我保全,既没有受到贬谪,也没有性命之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

1.时时牢记“谨慎”二字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吕坤在《呻吟语》中谈到:“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朱熹也说过:“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待的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敢、强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内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随着镇压太平军的战功赫赫,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恺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恺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参了曾国荃一本,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他的一生结束了,身节俱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族,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2.锋芒时时隐,灾祸远其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锋芒毕露必将处处碰壁,不露锋芒则能保全自身。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欲得功名,也该如此。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三国时的杨修,在曹营中任曹操的主簿。他思维敏捷,颇具才华,但他总是锋芒毕露,不知伴君如伴虎。

曹操曾命属下为自己建造一处花园,属下尽心尽力,很快将花园建好,请曹操前去观看。曹操去后,面无表情,没有对所建花园发表看法,只是提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匆匆离开。属下人苦苦思索,仍然觉得茫然。杨修对众人说道:“门上添一‘活’字,自然为阔,丞相觉得花园门太大了而已。”于是,主管此事的人立即对已建花园进行翻修,建好后再次请曹操前来观看。曹操见后,心里很高兴。不过得知是杨修解其意后,心中不是滋味。

事后不久,塞北官吏给曹操送来了一盒酥饼,曹操即兴在盒子上写下了“一合酥”三个字,然后将其置于台上。杨修看到后,即刻将酥饼取来与众将士同享美味。曹操问杨修为何不经过自己的准许便将酥饼分与众人,杨修却解释说,“一合酥”乃“一人一口酥”之意,既然丞相如此命令,不敢不从。曹操听后,脸上虽然高兴,心中却暗暗妒忌杨修的才能。

曹操猜忌心很重,他怕别人会暗杀他。于是常对手下说,他睡觉时总是做一些杀人的梦,告诫他们不要在他熟睡时靠近他。一日,曹操睡觉的时候将被子蹬到了地上,一侍从慌忙拾起被子准备给他盖上。这时,曹操一跃而起,拔剑就刺,侍从一命呜呼。曹操继续上床睡觉,醒后,假意不知其事,召人问之。待知实情后,曹操大哭,甚为痛苦,随后厚葬被杀侍从。杨修一语点破曹操的心思:“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曹操对其更加忌恨,欲找借口杀了杨修。

曹操带兵驻扎汉中一带,本想速战速决,不想竟与刘备大军形成对峙局势。曹操心中极为矛盾,进退难定。一天,厨师送上鸡汤,曹操见碗底有鸡肋,顿时心生感慨,暗自沉吟。适逢夏侯惇前来禀请夜间号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鸡肋!”夏侯惇误以此为号令,将其传出,众人皆知。作为行军主簿的杨修立即令随行军士整理行装,为撤退做好准备。夏侯惇不明白杨修所为,急忙赶往其帐内。杨修说道:“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听了杨修的一番解释,夏侯惇甚感有理。曹操知道事情缘由后,异常愤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杨修处死。

杨修恃才傲物,屡次引发曹操忌恨,得此下场也是必然。历史上不乏类似杨修之人。

隋代的薛道衡,天资聪颖,十来岁便能够将《左氏春秋传》烂熟于心,并能够讲给别人听。隋文帝在位时,薛道衡因出类拔萃在朝廷任内史侍郎。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炀帝很是自负,他自认为文才很高,无人可以居其右。

炀帝时,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后被召至京城,在宫廷内做事。他作有《高祖颂》,其文辞自然超群,炀帝阅后,心生怨恨,妒其才。御史大夫火上浇油,在炀帝面前搬弄是非,说薛道衡自认为才华横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尽管有人指责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炀帝放在眼里。炀帝本来就对薛道衡不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其绞死了。

虽天下人都为薛道衡鸣不平,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薛道衡不露锋芒,就不会引起炀帝嫉恨,也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

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但三个月后曾国藩却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同时各方面的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对于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