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吏治清明，国家繁荣昌盛；吏治腐败，国家衰败没落。因此，只有吏治清明，才能带来经济持久繁荣；只有政治生态好，才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政治要清明，吏治最重要。古代四川在吏治上取得的一些成就，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两汉蜀地吏治
（一）两汉时期蜀地的吏治西汉时期，四川地区的吏治也曾清明一时，如文翁时期教育的昌盛，但到西汉末年，朝廷衰微，四川地区的吏治也日趋腐败。东汉建立后，鉴于西汉末年教训，朝廷于巴蜀太守的选拔任用，看重品德与能力，而不再注重资历。因此，在东汉初期，出现了一大批能臣，整个巴蜀地区的吏治还较清明。
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十六岁时学于长安，被诸儒称为“圣童”。光武帝刘秀即位后，拜张堪为郎中，三迁谒者，伐蜀时，负责运送缣帛，在半路上又被追拜为蜀郡太守。攻下成都后，大司马吴汉部大肆屠杀城内百姓，而张堪部却纪律严明，抚慰吏民，蜀人大悦，受到普遍称颂。时人对其评价为“仁以惠下，威能讨奸”，“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之为用”（《后汉书·张堪传》。）。同时，他廉洁自守，丝毫不取。史载公孙述府中珍宝山积，张堪检阅库藏，登记造册，奏送朝廷，秋毫无私。到离职时，只是“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以至光武帝“下诏褒扬，赐帛百匹”（同上。）。
廉范，东汉章帝建初年间任蜀郡太守。当时蜀中官员承西汉之风，公文偏重文字修辞，同事相互结党成派，遇事争论不休，久辩不决。廉范采取措施消除朋党势力，提倡淳厚之风，提高办事效率。蜀郡的首府成都民殷物盛，房屋鳞次栉比。由于百姓夜间工作要点灯，房屋过密，容易失火。为防火灾，前任太守曾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严禁百姓夜间工作。但百姓还是偷偷在夜间纺纱织布，因此火灾还是经常发生。廉范到任了解情况后，取消了禁止夜间工作的规定，唯令百姓多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样一来，百姓普遍感到方便。歌颂道：“廉叔度（廉范的字），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后汉书·廉范传》。）
到了东汉中后期，巴蜀地区的吏治日趋腐败。一些巴蜀官吏在其任内劣迹昭彰，他们多利用职权，贪财受贿，巧取豪夺，大发横财，搞得民不聊生。如桓帝时（147-167）河南李盛任巴郡太守，贪财重赋，贿赂公行。邑人作诗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华阳国志·巴志》。）揭露出当时贪官污吏夜晚上门逼钱，巧取豪夺之态。桓帝时益州刺史侯参，仗着其弟为宦官的势力，在地方横行霸道。侯参为发财，竟捏造证据诬陷许多豪富家庭犯“大逆”罪，诛杀其全家后夺其家产。他用此手段获得的财产，前后累计竟达数亿之多（当时为五铢钱）。后来被捕时，仅金银锦帛珍玩之物，便装运三百多辆马车。《后汉书·杨震传》中称侯参为益州刺史是“累有臧罪，暴虐一州”。
当然，这时期也有少数官吏较为清廉，受到人民赞扬。如吴资，永建中为巴郡太守，不误农时，奖励农耕，加上风调雨顺，屡获丰年，受到百姓的颂扬。民歌之曰：“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后，即太守。正因为郡守关心和忧念农事，百姓才有好收获。所以，“及资迁去，民人思慕，又曰：‘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同上。）民歌表达了巴郡人民对他的怀念。另外，也有一些地方官吏或利用官府力量，或私人捐款修路，积极为地方办实事，造福一方，事后他们立碑石记其事，以求留名于青史，一时蔚然成风。如《隶释》载建武中元二年（57），蜀郡太守何某派一掾吏带刑徒治路，立石碑记其事；安帝永初六年（112）青衣尉赵孟麟穿崖易道，行人去危即安；广汉长王君遣人“攻治崖路，民去危险”。
总之，东汉中后期，巴蜀官吏多为无能、无为的腐败之辈。安帝时（105—125），先后几任巴郡太守皆以无能著称，邑人作诗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观。帝选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亲。”（同上。）安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李根，年老昏乱，乱发号令，法纪废弛，吏治不修，上下一片怨声。吏治的腐败，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基础，使得农民起义频繁发生。
（二）地方官员对蜀地吏治的整饬
1惩治不法官吏，打击豪强
广汉太守蔡茂，在西汉末年以儒学闻名，曾任朝廷议郎、侍中等职，王莽摄政，自免不仕。东汉平蜀后，出任广汉太守。当时前朝廷贵戚阴氏的宾客，在广汉多次犯法，无人敢管。蔡茂初到，阴氏宾客犯法如故，蔡茂纠案无所回避，每次都立刻派人进行搜捕，并从重处罚，境内逐渐清静。
汉顺帝末年，冯颢为成都县令，其顶头上司蜀郡太守刘宣不遵奉法律，冯颢大胆向朝廷检举揭露其违法行为，最终朝廷罢免刘宣之职（《华阳国志·蜀志》。）。他这种不畏权势之举，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
东汉时期巴蜀的各级政权，基本为豪族大姓所控制，一些地方豪强横暴一方。官员中也出现了一些敢于与其作斗争的。如永元初，陈宠任广汉太守，在此之前广汉郡中豪强、属吏仗势欺压百姓，所谓“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以致百姓“诉讼日百数”。陈宠到任后，“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后汉书·陈宠传》。）。陈宠也因其政绩显著，一时威名大振。东汉末年，郫县大姓杨伯侯生活奢侈，所造冢墓超过规定，县令刘宠强行予以纠正。刘宠调任成都县令后，继续执行限制豪族的政策。当时成都的豪族大姓恣纵不法，特别是诸赵，倚仗赵戎、赵谦、赵温、赵典等三公九卿的权势，目无法纪，横行市里，其中又以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最为典型。刘宠大胆治其罪，狠刹其威风，使得“诸赵震肃，豪右敬服”（《华阳国志·蜀志》。）。
2举贤荐能
蜀郡太守第五伦，在光武时被拜为巴郡宕渠县令，能知人善任，将乡佐玄贺荐于朝廷。玄贺后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廉著称，后又官拜大司农。第五伦迁任蜀郡太守时，“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吏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后汉书·第五伦传》。），蜀中官场行贿受贿之风盛行。第五伦上任后，将行贿受贿之人及家产殷实的官员一律罢免遣还，另选孤贫志行之人替之。同时第五伦自己带头节俭，常穿普通布衣上街巡视，并亲自饲养车马，其妻则自己动手煮饭等，领俸禄时则带头领取红米（《太平御览》卷四三一引《东观汉记》。）。这不仅使蜀中官府作风得到改善，而且使争夺贿赂的歪风邪气也逐渐断绝。第五伦还经常向朝廷举荐人才，所举者多至九卿、二千石，在当时以知人善举著称（《后汉书·第五伦传》。）。
安帝时，王堂为巴郡太守，多次向朝廷推荐本郡人才，被荐者多位至高官，被视为识才，留名青史。
3清理陈案
永建初，黄昌为蜀郡太守，敢于纠正前任太守李根的失误，大胆纠正冤假错案；并对当时危害社会较严重的偷盗者，采用先捕“盗帅”，然后全面出击的方法，将其一网打尽，使混乱的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后汉书·黄昌传》。）。
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前期和中期，经过地方官员对本地吏治的整顿，巴蜀地区的政局日趋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日渐加强，这为促进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到后期，由于治理巴蜀的官员多腐败无能，导致巴蜀地区的吏治腐败加剧，极大地动摇了汉王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