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赵抃对蜀地吏治的整饬
赵抃（1008-1084），字阅道，浙江衢州人。北宋景祐元年进士。任州县官员时，以政绩突出入朝为殿中侍御史。因不畏权势，揭发弹劾贪官奸吏，伸张正义，威震京师，被朝野上下称为“铁面御史”，《宋史》把他与包拯同列一卷，可见其为官之道。赵抃曾先后三次任职蜀中。治蜀期间，他为官清正，生活俭朴，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使蜀地奢靡之风为之好转，以至宋神宗对以后的新任成都知府都要提到赵抃治蜀的成功经验，勉励他们好好地向赵抃学习。
赵抃第一次入川是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这年他在朝中任殿中侍御史，宋仁宗派其任益州（今四川成都）路转运使。转运使掌管一路财政，有督促地方官吏的权力，还兼管边防、治安和巡察等，是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成都离汴京路途遥远，但赵抃到四川赴任时，仅带了一架琴和一只仙鹤，宋神宗称赞他是“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宋史·赵抃传》。）。后来就用“一琴一鹤”这个成语形容为官清廉的人。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但由于地处边陲，天高皇帝远，吏治久废，各级官员大都目无法纪，放纵无忌，大吃大喝，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地百姓对此敢怒而不敢言。史载“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饷”（同上。）。赵抃上任后，遍巡辖地，经过多次明察暗访，赵抃了解到，四川吏治腐败首先是挪用公款、官场奢侈之风盛行。在四川各级地方官员中，存在着用公款请客送礼的严重的奢靡之风。逢年过节是共喜，新官上任是接风，归官离任须饯行，州县间有喜事要致贺，出了倒霉事情还要慰问压惊。长官家里的庆寿、婚嫁、丧葬、营宅、置田，属员都得有所表示。这些已成为引起民愤极大的风气。
其次就是克扣百姓。四川各路州县之间，一年中四时八节都要互相馈赠节酒和土特产，派衙前差运送，而且规定要在节前安全送到。为此，官府在摊派这类衙前差时，一般都挑选殷实人家，万一有什么差池，便拿其家产抵押赔偿。不少百姓因运送节礼失误而倾家荡产，甚至被收监入狱。按照当时宋朝的制度，朝廷对酒、茶和盐实行专营，由国家控制，不许随便贩卖私酒。但四川地远民弱，官吏违法乱纪现象严重。造酒场所由官府指定，民间遵照官府指令酿造的酒，当官府来买，便被压低价钱卖出。结果官府要酒越多，酒坊亏损越大，最后，许多酒坊纷纷破产倒闭，官员趁机营私舞弊，互相勾结，鱼肉百姓，使得民怨沸腾。
最后就是行贿受贿严重。四川地区官场中请客送礼，由来已久，已成家常便饭。高官通过这种手段，巴结朝中大臣，为自己日后升迁作铺垫；州官们以此联络感情，为自己建立关系网；而小吏们把这个当做生财之道，敲诈勒索，中饱私囊。
针对当时四川地区的这些现象，赵抃对吏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饬，从严治吏，自奉甚俭，使蜀中官风为之好转。赵抃上任伊始，即与下属商议整顿吏治事宜，但蜀中部分官员认为川蜀吏治腐败由来已久，非朝夕所能改变，且普遍缺乏信心。赵抃见此，越发坚定他整顿吏治的决心。他信誓旦旦地对大家说，这次他主动向皇上要求来成都，就是要碰一碰各级官员中的腐化问题，为百姓伸张正义。他向手下的各级官员表示：为官清廉，首先就要自身清廉，从自己做起；其次还要职守，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最后要社会形成清廉风气，提倡节俭，反对奢靡。
首先整治行贿受贿。从上任那天起，赵抃就一一谢绝了为他举行的接风宴请，更拒绝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他从严要求自己，同时也要求各级下属必须照此实行，禁绝官员间名目繁多的各种馈赠和酒礼。对于那些胆敢顶风违法的官员，则绳之以法，严惩不贷。随后廉政风暴从成都刮向各地，即使是穷城小邑也不放过。
然而地方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都自古以花色绮丽、做工精致的蜀锦闻名全国，历史上因此又被称为锦官城。成都同时又是版刻业中心，蜀版图书刻写精美，广受欢迎。由此，宋仁宗不断派宫中太监来成都要求为宫中爱妃织造新花样蜀锦，为宫廷版刻新的图书。这些人自恃来自皇上身边，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成都地方官员为讨好他们，每天都在公家所置的酒场里招待他们吃喝。他们在成都一般都要呆上两三个月，影响极坏。
赵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先后给皇帝上了两道奏折。一是奏请禁绝四川官员们的宴请馈赠，以减少公款开支，减轻百姓衙前差等杂役负担；进一步健全制度，保护酿酒人家的正当权益。另一道奏折是请求皇上少派宫中的工作人员来四川。实在需要来四川的，最好对他们在成都的逗留时间作适当限定，一般不要超过十天。赵抃向皇帝一再强调，川中离中原遥远，地处边陲，百姓更需要安定生息。何况川中由于人多地少，赋税负担历来不轻，百姓生活本已不易，倘若无休止地烦扰苛剥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赵抃的两道奏折得到宋仁宗赵祯的肯定，使得四川官员的奢侈作风都有所收敛，蜀民欢喜得奔走相告，盛赞赵抃治蜀有方。经过这样雷厉风行的惩治，正如苏轼在神道碑中说，成都地区一些恶吏悚然，乡亲父老惊喜相慰，蜀风为之一变！为此，朝廷升他为参知政事。离开成都时，他依旧两袖清风，行具简朴。
其次廉洁自律、以身作则。赵抃自律甚严。每天处理完公务，都要反省总结，警醒自己，以提高自身的行政水平。大文豪苏轼平生看得起的人并不很多，能亲自为其树碑立传的更是屈指可数。范仲淹、欧阳修，因个人文品、人品赢得苏轼钦佩，除了范仲淹、欧阳修外，再算下来，大概就是赵抃了。苏轼盛赞赵抃“平生不治赀业”，看到父老乡亲有什么困难，主动伸出援助的手，“施棺给薪，不知其数”，也“从不畜声伎”，生活作风极为严谨。他经常在公务完后，便服游走于成都街头，体察民情。史载“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不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宋史·赵抃传》。）。
最后纠正错案。赵抃后来两次入蜀都政绩斐然，深受“蜀民称道”。后赵抃任成都知府，以宽为治。史载“抃向使蜀日，有聚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复有此狱，皆谓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过耳。’刑首恶而释余人，蜀民大悦”（《宋史·赵抃传》。）。在四川地区凡有以妖法惑众的，以前凡遇此类案件，不管参与人数多少，一律处斩，赵抃到任后，又有此类案件发生，他只斩为首者，释放其余人，蜀民大为感激。宋英宗赞誉他说：“赵抃治成都，中和之政也！”
特别是最后一次出任成都太守前，川地边境不宁，朝廷经慎重考虑，决定派一位在当地有威望的官员去，皇帝思前想后，仍认为赵抃最合适。当时赵抃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降为杭州知府，熙宁五年（1072）赵抃再度任成都知府。时“成都以戍卒为忧”，“既至蜀，治益尚宽。有卒长立堂下，呼谕之曰：‘吾与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为天子抚一方。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众，比戍远，得余资持归，为室家计可也。’人喜转相告，莫敢为恶，蜀郡晏然”。“剑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为谋逆告，抃不畏狱吏，以意决之，悉从轻比。谤者谓其纵逆党，朝廷取具狱阅之，皆以法合”（同上。）。当时剑州有人纠集民众私造度牒，度人为僧，骗取钱财，被官府以谋逆罪抓捕入狱。听说赵抃要来成都，被抓之人个个心中十分恐慌，认为自己死罪难逃。因为赵抃以前治蜀，向以严格执法著称。赵抃到任后，先一一查清这些人的底细，再认真审阅案卷，认定这一案件只是私造度牒，并不是聚众谋反，决定从宽处置，刑其首恶，余皆释放，使得“蜀民大悦”。不料当地有人告到朝廷，称赵抃包庇叛众，为其开脱罪责。皇上闻知后严令有关官员调查此事，调走该案全部案卷，细细审查，后一致认定赵抃处理得完全正确。时人称他“长厚清修”，“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同上。），所以苏轼说他为官是诚心爱民，时出猛政，也严而不残，为世所称道。
总之，赵抃先后三次入蜀，通过对四川地区吏治的整顿，对澄清吏治，改变官场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稳固了北宋在四川地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