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农民挎着手机在干活，一个青年小商贩从他面前经过，向他借手机，想和一个大商人说几句话。农民说按照当地的习惯，他的手机不能外借。小商贩奇怪，连忙追问原因。农民说：“如果我把它借给你，你一定会感谢我，然后我们互相介绍，互相认识；相识之后，我就会请你到我家吃饭，你会看见我漂亮的女儿；你看见我漂亮的女儿，就会一见钟情；如果你一见钟情，你就一定会向她求婚；我呢，我必然要拒绝你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手机的人，所以……”话没有说完，小商贩不见了。
要揭穿这种诡辩，必须指出其中条件命题的虚假。当然，不与之辩也是一个办法。
古代有个叫叶衡的人，病得很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对美好的人世留恋不已，却找不到解脱之道。
这一天，叶衡向前来慰问自己的朋友打听说：“唉，我很快就要死了，不知道一个人死后状况好不好？”
有个善于诡辩的人答道：“非常好。”
叶衡感到奇怪，问：“你怎么知道呢？”
那个善于诡辩的人解释说：“假如人死后状况不好，那么那些死者就会返回来。现在不见一个死者返回来，由此可见人死以后的状况肯定是很好的。”
叶衡上了当，但还是含笑而死。
用来确证某个思想为真的理由却是虚构的，这可以在某些时候给人以安慰，但不可以用来害人。
虚假前提的诡辩，未必只是大前提虚假，也可能是大前提真而小前提虚假，或者大小前提都虚假。
在《摩雅泰》影片中，恶毒的二头人为了杀害摩雅泰，进行了下面的诡辩：
——瘟疫病是琵琶鬼闹的；
——摩雅泰是琵琶鬼；
——所以应该烧死摩雅泰。
二头人为了达到其罪恶目的，从两个虚假前提中推出了极其荒谬的结论。
宗教神学为了证明宇宙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作了如下的论证：
——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创造的东西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
——所以宇宙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
这两个“推理”就是依据两个虚假前提，因而结论必定是错误的。
反驳这种诡辩，必须利用有关知识，揭露其虚假前提。
◎虚拟论据的诡辩
论据真实是证明有说服力的重要条件，因为论题的真实性要靠论据来证明，如果论据不真实，那就不能起到证明论题真实的作用。论据不真实的证明就好比建立在沙滩上的建筑物，迟早是要倒塌的。
诡辩论者常常用虚假论据进行欺骗。
1933年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更是臭名昭著。
1933年2月27日晚上，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奇怪的是，在同一时间内，竟有23处火舌在国会大厦四处腾起。这显然是有意纵火所致。
纵火事件一发生，希特勒当局马上通过广播宣告，在国会大厦抓到一个纵火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接着，内务部长戈林就发表公告，硬说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希特勒政府以此为借口，悍然取缔共产党和民主报刊，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在柏林的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把德国投入到法西斯的恐怖气氛中。
希特勒及其党徒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漏洞百出。其唯一“罪证”就是现场被捕的卢贝，并硬说卢贝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贝并非共产党员，虽曾一度参加过荷兰共青团，但早被清除出团，是个出卖灵魂的家伙。接着，又查明有一条秘密地道可以从外面潜入国会大厦，而地道的另一头恰恰是在戈林家里。希特勒政府为了灭口，就把自己手下的卢贝判处了死刑。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法西斯当局煞有介事地在莱比锡组织了历时3个月的公开审讯。当时被诬告与卢贝同谋纵火的季米特洛夫，在闻名世界的莱比锡审讯中，英勇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驳倒了形形色色的伪证，揭穿了“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党徒的一个预谋，给了亲自出庭作证的戈林和戈培尔以迎头痛击。最后季米特洛夫等被无罪开释。希特勒法西斯政府本想以“国会纵火案”嫁祸于人，打击共产党和进步运动，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此以后，“国会纵火案”一直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和弄虚作假、栽赃陷害的典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有意制造了所谓“柳条沟事件”，作为向我国东北突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借口。这一天夜里10点钟左右，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用炸药炸毁南满铁路长沈线上的柳条沟（沈阳北郊）一段铁路。不久，日本关东军就下令向我沈阳北大营和沈阳市区进攻，理由是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日本守备队。这是地地道道的“贼喊捉贼”。
虚拟论据的诡辩，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它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利用强权逼供，有的利用匿名信无中生有，有的当众造谣撒谎，等等。尽管形式是多样的，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被虚拟出来的论据往往很具体，有鼻子有眼儿，不了解真情的人极易受骗。正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诡辩是很有欺骗性的。
如果在论证中，引用自身尚待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称之为预期理由的诡辩。
论题的真实性是建立在论据的可靠性基础之上的。如果论据尚不可靠，用以证明的论题的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诡辩，实质是以主观意向为根据，凭想当然推论的。这种诡辩常常出现在那些自恃聪明的人的言谈中。
◎混淆预想和现实
一对穷夫妻在穷聊。
丈夫问：“要是咱们有了钱，你准备怎么花呢？”
妻子说：“买最漂亮的衣服，吃最好的东西。”
丈夫说：“你挥霍浪费！应该存起来。”
妻子惊奇地说：“让白蚁吃个精光？最好咱们快快活活地把它花了。”
丈夫火了，把妻子揍得痛哭流涕。看见岳父大人来了，他又抢先解释说：“爸，她是个挥霍的女人！她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要把我的钱全部花光，所以我打了她。”
岳父大人问：“她是个挥霍的女人？你有钱供她挥霍吗？”
做女婿的于是回答：“我是说如果我们有钱，她就是一个挥霍的女人。”
岳父大人说：“废话，钱还没有，你已开始打人，怎么说因为挥霍？”
做女婿的喃喃地解释说：“是的，是的，没有钱，她就已经那样讲阔气了，如果有了钱，那她该是怎样讲究阔气的人啊！”
不过话说至此，他就已经溜出了家门，躲开了老岳父的铁拳。
在论辩中，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真实与预想的关系，如果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虚拟原因的诡辩
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主持编写和公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1949）中，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归因于中国人口太多，这就是虚拟原因的一个典型例子。对此，毛泽东给予了有力的反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174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之所以领导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过多，人口很少的。
因果联系是一种必然联系，一定的原因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一定的结果也必定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所以，原因对结果来说，完全可以构成论证的依据。但是，并非任何联系都是因果联系。如果把本来没有因果联系的两个事项，硬拉到因果联系中加以论辩，就是虚拟原因的诡辩。
日食、月食时，野蛮人便敲锣打鼓，随后太阳、月亮又出现了；于是每次日食、月食时，他们都敲锣打鼓。所以他们论证说：“每次日食、月食时，敲锣打鼓后，月亮、太阳都出现了，所以说，敲锣打鼓是驱赶天狗、保护日月的有效手段。”
这就是虚拟原因。
倒因为果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古人说，“物腐而后虫生”，多少年来人们信而无疑。直到17世纪时，布朗怀疑烂泥能生老鼠时，罗斯还大发雷霆地说：“谁要是怀疑这件事，我就请谁到埃及去，他就会看见无数聚集田间的老鼠，陆续地从污泥中孵出来危害居民。”
这种说法，一直维持到1688年，才被意大利的生物学家雷迪用科学方法加以否定。他把一块肉露出一部分，另一部分封闭起来。过一段时间肉腐烂了，蝇类下卵于露出的部分，结果露出部分的肉产生蝇蛆，而封闭的部分虽然也腐烂了，但却未产生蛆。
今天我们清楚了，食物之所以腐烂，是由细菌（或其他微生物）所致，因而可以说“虫生而后物腐”。
★问题转换诡辩
当对方提出的问题不好或者不方便回答时，我们可以通过转换对方的问题来回答，这种方法就是问题转换的诡辩。
◎用转换问题的方法解决难题
对方提出了一个使你难堪的问题，你并没有正面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而是从对方的问题中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推给对方，这种手法就是问题转换法。
孙先生抛弃了前妻另寻新欢，夏先生气不公，质问道：“你为什么抛弃了结发妻子？”孙先生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而是向夏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究竟什么叫‘抛弃’？”把问题又推回去了。
这种诡辩是很毒辣的。从表面看来，A所提出的新问题并非无理，因为它是正确理解B所提出的问题的必要前提，即只有正确理解了什么是“抛弃”，才有可能正确回答“为什么抛弃”。如果确实需要，并且在解决了孙先生的新问题之后立即回到夏先生的问题上，也不是诡辩。但是，如果夏先生是明知故问，有意把问题岔开，那就是十足的诡辩。诡辩者往往是在你回答了他提出的新问题之后，进而又从中引出新问题，节外生枝，枝外生叶，没完没了。结果离最初的问题越来越远，以至毫无关联了。
甲：人为什么要有理想呢？
乙：什么是“人”？
甲：人是社会动物。
乙：“动物”又是什么？
甲：动物是有神经、有感觉、能运动的生物。
乙：那“生物”又是什么？
甲：你还有没有完了？
乙：你答不出来就完了。
你看，本来是甲提出的问题要求乙回答，结果变成乙提出问题要求甲回答；本来乙答不出或不好回答，结果甲失败了。这样，诡辩者就达到了目的。所以，对这种诡辩的最好办法，就是抓住最初的问题不放，即使回答新的问题是必要的，也要及时拉回来，千万不能跟着对方从岔道跑下去。
一位叫约翰的病人问医生：“我能活到90岁吗？”
医生检查了一下约翰的身体后，问道：“你今年多大啦？”
病人说：“40岁。”
“你有什么嗜好吗？比如说，喜欢饮酒、吸烟、赌钱、女人，或者其他的嗜好？”
“我最恨吸烟、喝酒，更讨厌女人。”
“天哪！那你还要活到90岁干什么？”
本来病人的期待是：戒绝烟酒女人得到肯定的评价，其结果则不但相反，而且把这一切当成了生命意义。否定了这一切，就否定了活到90岁的价值，那就是这一切的价值高于长命的价值之上。
有些教师也很善于使用这种方法。下课或辅导时，学生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疑难问题，有的回答了，有的他自己也不懂。本来应该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我也不懂，咱们一起研究吧”。但有的教师不肯放下这个架子，反问道：“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结果把问题又推给学生。
◎转换重音的诡辩
同一句话，假如重读部位不同，便可能产生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
比方说有这样一句话：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可是有人这么说）。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我确实没这么说）。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可是我是这么暗示的）。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也有他人偷的可能）。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可是她对这钱做了某些事）。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她偷了别人的钱）。
我没说她偷了我的“钱”（她偷了别的东西）。
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一句话，重读的词不同，就会有如此不同的含义。用这种方法偷梁换柱的，就是重读法诡辩，或曰加重语气诡辩。例如：
“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
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句很好的话，用以相互告诫，有利于品德修养。但是，如果有人故意加重“我们朋友”这个片语，即：
“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
那就等于说，我们可以随便讲不是“我们朋友”的坏话，把这句话的本来意义完全变了。
在一艘外轮上，船长和大副之间不和。大副动不动就酗酒，船长常常批评他。
一日，大副又酗酒，船长在记事簿上记道：
“大副今天酗酒。”
次日，大副值班，见船长记其酗酒，灵机一动，提起笔来也记道：“船长今天没有酗酒。”
当船返回港后，港务局的领导检查了记事簿，认为船长和大副都酗酒了，决定都给处分。
大副玩弄的就是重读法诡辩，不仅欺骗了上司，而且害得船长也受了处分。
★标准不统一诡辩
据传说，古希腊一个叫做欧提勒士的人，向当时著名的辩论者普罗泰哥拉学习法律。师生之间订有合同，合同规定，在毕业时欧提勒士付给老师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等欧提勒士第一次出庭打赢官司时再付清。但欧提勒士毕业后并没有出庭打官司，普罗泰哥拉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向法官起诉，要欧提勒士付另一半学费。
普罗泰哥拉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你欧提勒士这次官司打赢，那么按照合同，你应付给我另一半学费，如果你欧提勒士这次官司打输，那么按照法官判决，你也应付给我另一半学费。你这次官司或者打赢，或者打输，你都应付给我另一半学费。”
欧提勒士进行了反击，他回答道：“如果我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按照法庭判决，我不必给你另一半学费；如果我打输了这场官司，那么按照合同，我也不必给你另一半学费；我或者打赢或者打输，我都不必给你另一半学费。”
这个故事，乍听起来，师徒二人的话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并不能掩盖两者都用的是诡辩辩论方法的实质。师生二人之所以能得出对自己有利而又迥然不同的结论，是因为二人所使用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整个论题便是不确定的。
这就是“以讹对讹，以毒攻毒”的方法，就是指对诡辩进行反驳中，可以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即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
古希腊著名诡辩家欧布利德在某大公那儿当谋士。有一天，他对他的同事说：“你们没有失掉的东西，那么你就有这件东西，对吗？”
同事答道：“对呀！”
欧布利德接着说：“你没有失掉头上的角，那你头上就有角了。”
人的头上是不会长角的，这是大家都了解的事实，可是，欧布利德却言之凿凿地“论证”他的同事头上有角。
为什么欧布利德会得出这么荒谬的结论，原因在于，他在不同意义下两次使用了“没有失掉”这个词语，但两次的含义却不一致。前一个“没有失掉”的是针对原来具有的东西说的，就是没有失掉原来具有的东西；而后一个“没有失掉”却是对本来没有的东西说的，就是没有失掉原来所不具有的角。
他的同事自然对这个荒谬的结论不服气，就拉他到大公那儿去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