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张爱玲：《烬余录》，1944年
1944年12月18日，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以宋子文为封面人物，他的照片下的文字是：“中国的宋子文：通往胜利的道路在峭壁之上。”宋子文的个人声望在此时达到顶峰。
在两周前，他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代理院长，此外，他还同时兼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权力更大于他下台的大姐夫。傅斯年对此的评论是：“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
傅斯年说得一点也不错，人们将很快发现孔宋原来真是同路人。
自抗战爆发之后，宋子文一直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争取美国人的援助，与他并肩努力的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胡适和最杰出的银行家——上海储蓄银行的陈光甫。胡适时任驻美大使，陈光甫则被委任为国府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他们竭尽所能，奔走斡旋，为国家争取了最宝贵的金援。胡适当时自比是一个“过河的卒子”，唯有为国拼命往前。1938年10月，他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陈光甫，背面附有自题诗，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陈光甫是1934年之后硕果仅存的大银行家，他之所以“存活”下来，很大的原因是他在美国政经界的亲密人缘。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私交甚好，被后者认为是唯一值得谈判的中方专业人士。早在1936年5月，陈光甫就受国民政府委托，赴美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确定了中美两国在国际银价上的价格同盟，这为控制白银外流以及巩固法币的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38年9月，他再赴华盛顿寻求支持，在半年后以中国桐油为交易物，获得了2 5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全部换购为军用车辆、汽油和无线电材料等战备物资。
当时美日还未断交，所以，罗斯福总统对华援助很是谨慎。“桐油计划”名为商业贷款，实际上几乎全部用于抗日，因此很多外交家将之视为“罗斯福当局转变东亚政策，开始实施遏制日本的第一步”。日本果然向美方提出严正的抗议，并封锁桐油运输干线，陈光甫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1939年12月6日，他再访摩根索苦恳长谈，后者表示十分为难。这时，陈光甫告诉摩根索，那天是他59岁的生日，如果能够得到些许的允诺，实在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大为感动。1940年4月，美国终于答应再给2 000万美元贷款，中方以云南锡矿为代价。陈光甫为了桐油和滇锡能按期运抵美国，还顶着日军轰炸危险亲自赴前线考察中缅公路。
弱国无外交。陈光甫以银行家的身份为国周旋，其艰难辛酸可以想见。他曾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境：“余在此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语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来，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胡适也在1939年的一篇日记中评价他的这位好友：“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跟胡适、陈光甫一样，冲在最前面的宋子文自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接洽美国援华事宜。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对他当时在美国的游说活动这样评述：“宋子文是他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他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接近罗斯福总统的渠道……这些人被他令人难忘的说服力所打动，答应把他关于各种形势无可挽救的信件转交给罗斯福总统。”1940年10月，中美签署2 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941年2月4日又签署5000万美元的“金属借款”。在宋子文等人的奔走下，罗斯福正式发表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同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宋子文与美方达成军事援华的三个重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宋子文的外交努力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英美列强把中国当成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大国。1943年11月，蒋介石赴开罗出席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并坐论政，因此被国际舆论视为世界级领袖。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478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据《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显示，美国在战时约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5亿美元的物资，这对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子文、胡适及陈光甫的游说之功，实不可没。因此，《时代周刊》在那期封面报道中赞许说：“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最有前途、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这家与宋子文私交甚密、影响巨大的刊物——《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是宋子文最好的美国密友——甚至将他比做“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它描述说：“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
这一切，无疑为蒋介石“以宋替孔”创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
还有一个需要记录的细节，是宋子文在人格上对蒋介石的“投降”。自1932年辞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蒋宋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冷淡。1943年底，宋子文的机要秘书邓勉仁因为走私被判处死刑。宋子文向蒋介石说情当场遭拒，场面十分尴尬。宋子文问计于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吴国桢推荐“才子”陈芷町代他写悔过书，这篇“陈情表”很有一点功夫，其中一句话是“文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据说蒋介石读信至此，颇为愉悦，双方的龃龉一时烟消。
不过，《时代周刊》的赞叹之词，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阳光一面。宋子文还是过去十多年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大官商，在忙碌国事的同时，他一点也没有耽误自己的敛财事业，在这方面，他同样具有超人的效率。
那些援华美金成了宋子文等人倒卖外汇的重要资源，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描述了倒卖的细节：“外汇进入中国是按20元法币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兑换的，而物价及服务费则是由黑市确定的。1美元在重庆黑市上可以换取法币3 225元。按官方汇价，一包美国烟在重庆值5美元，但在黑市上，5美元可以买162包。因此，用于救济中国的上千万捐款，按官方汇价兑换后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按照汇价，在中国建一个公共厕所要花1万美元，这就是重庆式的笑话。但中国的官员们把救济金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而大发横财，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
除了在黑市大肆倒卖美金之外，美国援华的相当部分是以物资援助的方式展开的，这也成为宋氏赚钱的好渠道。宋子文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在美国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它们承担了物品采购和起运的业务。宋氏兄弟在这中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手段之黑暗无以复加。很多物资到华后就由他们控制的贸易公司转入黑市销售，有不少甚至没有离开美国就已经被倒卖了。西格雷夫描述说：“西南运输公司拥有600辆卡车装运租借物资，物资到达中国，有时不出两小时就出现在黑市上出售，有时候，物资索性不再出现。”他还引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推测认为，“宋氏兄弟把几十亿美元转入自己的腰包，许多钱根本没有离开美国”。
宋氏兄弟另外一个重要的发财生意是，与孔祥熙一起控制了大后方通往境外的唯一运输线。自战事爆发后，香港成为中国南部仅存的海运港口，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两个运输机构：一个是军事委员会辖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以西南运输公司的名义运作），总经理是宋子良；另一个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负责人是孔祥熙的长子、时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的孔令侃。这两个机构控制了国内外各地通往大后方的所有运输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沦陷，孔宋转而开辟了滇缅公路运输线。抗战八年，这两个垄断性的运输公司承担所有流通业务，无论是公私贸易还是非法走私，都是雁过拔毛，赚到手软。孔宋甚至因为分赃不均而闹得翻脸杀人。1942年，宋子良与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联起手来，宣布由西南运输公司统一节制滇缅公路上的所有运输业务，孔令侃当然不服，偷偷把一批价值3 000万元的走私物资运到了重庆。俞飞鹏向蒋表哥哭诉，孔令侃手下的经理林世良被抓起来，判了死刑。孔宋一时撕破了脸。
宋氏兄弟鲸吞美援的手段极为隐蔽，但还是被外界察觉。早在1942年，美国财政部就开始秘密调查宋氏在美国的财务状况。这年2月11日，宋子文以外交部公文的方式给胡适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所列六家银行，就是他洗钱的渠道，胡适对此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1943年1月，美国驻中国的观察员杰克·谢伟思在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钓鱼狂，他们一切行动都是受其聚敛钱财的欲望所驱使……他们正在进行一个诈骗中国人民的巨大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所应正常收到的物资，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钱财转移给宋氏家族”。
在当上行政院院长之后，宋子文对振兴大后方经济的兴趣一直提不起来，这位金融家对发展实业从来不放在眼里。曾经当过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的戴铭礼在口述回忆录中讲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经济部提出了一个投资兴建电炉的项目，报到宋子文处后，他说，“中国要什么东西，一个电报打到美国，一两个月就可以运到，比什么都方便”。这个计划就此告吹。
在战时的大后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已奄奄一息，沦为官商资本集团下的“小伙计”。此时，唯存一支“孤军”还有一定的话语力量，他们就是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的华侨富商们。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问团一行50人，乘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抗战期间，华侨的无私捐献是除了美援之外最重要的外援。当时，国民政府为支撑财政不断发行救国公债，国内民众虽出全力却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债认购仅得800万元，可谓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侨成为被寄予厚望的一个群体，从1937年至1942年间，南洋华侨认购公债达11亿元，可谓居功阙伟。而在南洋诸国日夜奔波、总其事者，就是67岁的陈嘉庚。此次，慰问团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当然是大大激励国民士气。当日，200多个团体的上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