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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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1941年:大后方 (3)

在声讨怒吼中,声音最响的人是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体壮如牛、脾气暴烈,人称“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是北大学生的总指挥,至今尚留存一张当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带队冲在游行队伍第一列。“飞狗事件”曝光后,他大呼“杀飞狗院长以谢天下”。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的罪证,把所有材料装在一个箱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他给自己的老师胡适写信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至少可以说,他(指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近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侮耳。”有一次,蒋介石为了替孔祥熙缓颊,专门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问:场众人哄笑。

尽管孔祥熙因“飞狗事件”而弄得声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卖美金公债的丑闻。1942年,美国国会宣布将贷款给民国政府5亿美元,孔祥熙随即宣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金。当时,美元的黑市价为110元兑换1美元,因此,储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后来随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储蓄券的保值性更是凸显,到1944年初,市场的公债价格为每美元兑换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将350万美元的储蓄券按官价购进,然后在黑市以10倍价格抛出套利,另外还有799.5万美元则由中央银行的其他大小官员购进私分。这起贪污案,呈现出了系统作案的特征:首先,中央银行的相关机构在处理账务时,不按常规的会计准则和责任程序操作,在各个环节都做了手脚;其次,购买储蓄券的价格已是极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银行垫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们自己拿出来的。这一化公为私的官僚行为模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此事,引起举国公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及央行行长等职务。

孔祥熙祸国,难以例数,其罪之大,要在两则: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后人的娴熟财技,一手掐断了民营金融业的千年血脉,中国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间经略钱庄的传统,孔氏断脉,遗祸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运作到了极致,以至于在乱世中形成了一个游离于一切社会阶层之外的特权集团,它让国民经济陷入低迷,更令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无比厌恶。

被免职后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坛,开始专心打理自己的财产,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里大宴各路亲戚本家,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到了秋天,他让夫人宋霭龄先赴美,几天后,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不等批准,就飞往美国,从此不归。1962年,思乡心切的他到台湾住了三年多,随后又回到了美国。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于纽约,时年88岁。此人到底从中国带走多少财产,一直是个谜,1951年,他对人说:“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比我在这里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话说傅斯年掀翻孔祥熙之后,蒋介石只好放眼全国,重新寻找“经济舵手”。他找到的那个人,大家既不意外,也不陌生。

【企业史人物】

李氏难题

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是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

年轻的生化学家李约瑟还是英国工党党员,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左翼青年。他很向往东方的革命,同时又对中国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问三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只见中国人来英国留学,没听说欧洲人去东方学习,是不是你们中国没有科学?”被问及的学生告诉他,中国的天文学家张衡观测气象的“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鸟”早了1000年,中国医生华佗早在1700年前就发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阑尾来治疗阑尾炎,而1400年前数学家祖冲之就把圆周率的值计算了出来,这又比欧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这次对话是李约瑟对中国真正产生兴趣的开始。1940年,李约瑟起草了一份《剑桥宣言》,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及希望促进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交流,这篇《宣言》寄达中国后,很是鼓舞了战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中国之行。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作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性文章《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中写道:“在那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国人十分忙碌、贫困及散漫,无暇注意闲逛的外国人。因此他能独自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充分欣赏古树丛中和荒园里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他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李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为何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把西方科学界所形成的“现代科学”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他并且引用“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天已会聚在“现代科学”之中。李约瑟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层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造成商业活动的压抑与滞后。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既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也“意外”地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激发了“老子祖上很厉害”的民族自恋情结,二是为本轮现代化的滞后找到了一个历史性借口。这一代人犯了错误,却总喜欢从前人的“遗传”中去寻找理由,这往往是历史悠久民族的一个通病。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衡量或比较。余英时还打比方说,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1923年,胡适说:“近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林语堂则在《吾土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李约瑟一生勤勉,获誉无数,他创建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英国女王授予他“御前顾问”(CH)的称号,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号”,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外籍院士之一。在去世前的大半年里,他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也几乎不能视物,但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象征性地坚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是1995年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宁静中告别人世。

在37岁之前,李约瑟不认得一个汉字,他是一个顶级的生化专家,甚至被称为“化学胚胎之父”,而后来的经历则让他成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正是1942年的中国之行,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蓝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回忆说,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长衫,上装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