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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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1941年:大后方 (2)

一方面是需求远远大于供应,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治理的无能。孔祥熙的治国水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有任何提高,他唯一的办法还是印钞票,反正四大银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国民政府的战时支出中,约75%是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的,一度因为用钞量实在太大,中央银行只好委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来帮忙印钞票。就这样,空前恶化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据杨格、张公权等人的研究,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分别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4年231%、1945年8月前(抗日战争结束前)251%。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计算是,从1940年至1946年,中国大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剑桥中国史》认定,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八年抗战期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 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之外,全国几乎所有国民都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以两个中产阶层——公务员和大学教师的境况为例,到1943年,政府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只有1937年的1/10,公务员几乎处在“赤贫”之中。大学教师则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当时国内教授中,薪资最高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战前,他的月薪是460元,这笔钱可以在北京购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涨到1 360元,由大学和教育部同时支薪,却只能买320斤大米,陈氏因此有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用张公权的话说,“劳动者从国民总值中所取得的份额是减的,而对不断膨胀的国防费用的负担却超越了其应负担的份额。公务员、教师在战争时期竟成了一个被压迫阶层”。

接着再看孔祥熙理财治家的表现。在这方面,这位山西票商的后代充分展现了他惊人的才干。史料证明,在抗战期间,孔家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

孔氏在统管四大国营银行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经略自己的钱库——裕华银行。它是大后方最活跃的私人金融机构,在重庆黄金市场上,它是实力最强的交易客,被尊称为“西帮老大”。有媒体记载:“西帮是黄金最大的买主,它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势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再用牲口驮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孔祥熙专门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了透支户,到1941年透支额就达3 000万元。战前裕华的注册资本是200万元,迁到重庆后增为2 000万元,到1945年,已增资到1亿元。

以裕华为龙头,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无数产业。据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于28家,仅出名的商号就有祥记(综合性贸易和投资公司)、庆记纱号(专营棉纱买卖)、强华公司(从事运输贸易)、大元公司(专营五金电料)、恒义公司与升和公司(这两家是做洋杂百货的)、广茂兴公司(经营参茸药材)等,此外,他投资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及申时通讯社,俨然大后方的一个“报业大亨”。1941年,当时国内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发生危机,他乘机将之揽入怀内。

孔祥熙还把手伸到了实业界,他采取的办法是暗抢明夺,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华西两个案例。

抗战初期,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转运战略物资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善于经营的卢作孚通过兼并及“以运费投资”等办法,迅速扩大了自己的产业。民生的大小客轮从战前的48艘,最多时增加到115艘,旗下还有了纺织印染、机器和钢铁工厂,成为大后方最显赫的民营企业。孔祥熙对民生颇为眼热,在一次邀约去民生演讲的时候,他向卢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托局对民生投资200万元。当时民生的总股本为700万元,孔祥熙一旦进入,无疑将成一个不小的股东。卢作孚大骇,急忙求救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公权,后者又转托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婉转向孔祥熙陈情:“民生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由纯粹官办的中央信托局大量投资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财务上的帮助,也应有商股性质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适当投资为宜。”孔祥熙知道这是婉拒之词,卢作孚在四川的人脉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强弓硬上马,只好暂时作罢。

不过,从此之后,民生要到银行贷款却变得很难。据当过民生总公司财务处襄理的王世均回忆,当他去各行“跑头寸”的时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彻底解决民生财务上的困难,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和出任董事长”。有一次,孔祥熙设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东的名录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门收购,卢作孚得悉后,马上通知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严加注意,此计又没有得逞。孔祥熙没法从民生那里得到好处,总是心有不甘,重庆中央银行的隔壁是民生总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为一栋四层大楼,建筑很是气派。孔祥熙便要求卢作孚把大楼让给央行,卢作孚提出能否给予适当的代价,让民生另选一地造楼。孔祥熙大大地不高兴,下令财政部和央行将到期应付民生的差运费及拨款全数扣下,还四处对人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卢作孚百般无奈,只好将大楼拱手让给了孔祥熙。这一回合下来,孔祥熙才算赚到了一点面子钱。

如果说卢作孚从孔祥熙的铁爪下侥幸逃生,那么,四川的另外一个民营大企业华西兴业公司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于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木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企业,并有自营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和一家专科学校。在战前,华西承建了西部众多的电力厂、水泥厂和自来水厂,是西部规模最大的重型工业联合体,其中的华联炼钢厂是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府入川后,拟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借此东风,依赖政府的“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政策,把华联炼钢厂进一步扩建。他们想尽办法与孔祥熙搭上了线,后者亲率众多亲信到华西视察。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将华联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全部建厂资金为300万元,胡氏可筹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贷款。孔祥熙派人前去试探,希望投资合办,胡氏担心后患,坚持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关系”。孔祥熙表示同意,不过,中央信托局给出的第一期贷款额只有60万元。胡氏以到账的200多万元启动了扩建工程。当基建动工及国外订购设备相继到来的时候,中信局却以种种借口再不肯贷款,华西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时候,他明确提出官商合办的办法。他更威胁利诱,如果胡氏顺从,投资以及未来的政府采购订单毋庸担心,如果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他很有深意地说:“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合组)此举深荷总裁(指蒋介石)赞许。”

话语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极度惊恐之外,已别无选择。然而,当谈及具体的入股条款时,孔祥熙的居心还是让他们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总额一下子提高为1 200万元,胡氏把华西体系内所有的工厂、矿场和现金折合起来,也不过200多万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资本,他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示财政部命令四大行联合投资,他自己的裕华、祥记也顺搭入股,双方资本得以合并。1939年7月,一家“中国兴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国营及官僚资本占到了81%,胡氏股本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将资本额再增至6 000万元,商股表示反对,认为扩建工程大体快告完成,已没有必要增资。孔祥熙亲自主持股东大会,以绝对大股东的身份通过了增资决议案,并要求在十天内所摊认的资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当然无法一下子拿出数百万元的现金,只好放弃,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过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资要求,中兴资本额翻倍为1.2亿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弃,官股增持,股权比例调整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两人先后黯然离开了企业。

官僚资本控制中兴后,如果真能把企业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国之事,然而,情况正好相反。中兴公司的董事会阵容可谓空前强大,孔祥熙亲自出马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十人,其中包括经济部部长、财政部次长、央行副总裁、中国银行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大学校长等。可是到了具体的经营层面,却是一团乱麻,用一个叫宁芷村的见证人的话形容,是“既垄断又虚弱,在企业管理上十足衙门化,腐朽透顶,在企业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钢厂的扩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开炉炼出了几百吨的低碳工具钢,却因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儿子孔令侃担任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从此以后,中兴再没有炼出新钢,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业之霸”的梦想就此鸡飞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后方的工业一直委靡不振,不但没有建成新的、值得称道的大企业,连内迁工厂的生产都让人沮丧。易劳逸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论说:“迁移机器总共约12万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十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孔氏贪腐跋扈,耽误国政,到1941年底终于因为一起“飞狗事件”而成举国皆曰可杀的国贼。

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即进击上海和香港,18日,驻港英军1.5万人宣布投降。当天,国民政府派出最后一班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困等在机坪上的有众多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常委和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陈寅恪等。然而,这架飞机却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和她的十多个保姆、保镖、宠物狗和随带的马桶塞满了。陈济棠登机,孔二小姐把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让他落座。

陈上将大怒叱责,谁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顶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他下机。当这架飞机降落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鼓掌通过了《增进行政职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决议案。与会要员前往机场迎接陈济棠、何香凝等人,谁知从机舱里钻出来的却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宠物狗、保镖及保姆,在场诸人目瞪口呆。四天后,《大公报》披露了这条新闻,举国哗然。西迁到重庆、昆明的大学生上街游行,西南联大学生在“讨孔宣言”中写道:“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