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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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1875买办与商战 (3)

1870年前后,鸦片战争已经过去30年。这期间,一方面洋货大量进口,侵蚀瓦解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导致中国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势力日益深入中国内地,开矿、行船、办企业,掠夺各种资源,渗透把持中国经济命脉。其情其景,国人莫不忧心。

买办一族,是当时中国人中最早接受“西风”的,也可以说是最先开化的。他们日日与外商接触,有的还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对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现代国家观念有深刻的认识,而同时,他们也对中国的落后和国民之愚昧最有切肤之痛。唐廷枢的同学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也在上海宝顺洋行当过一段时间的买办。他回忆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这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买办的人格中。因此,国家稍有召唤,他们自会义无反顾。唐廷枢在回顾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态时就说:“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在一次股东会上,他更慷慨地对众人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其言辞铿锵,百年后读来犹有金石声。

这些人中,以郑观应的观念最为先进,他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思想家。

郑观应在太古当买办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救时揭要》和《易言》两部书。据郑观应研究专家夏东元的考据,《救时揭要》始写于1862年前后,刊刻于1873年。《易言》则完成于1880年,创作的原因是“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在这两部书中,郑观应第一次提出强国之道除了兵战,还要进行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身为买办,郑观应跟容闳等人一样,对华人地位的低下深以为耻。他写道:“我华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议罚,决无宽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

要商战,首先要学西方,“效其技艺,臻于富强”。这一观念并不新鲜,自魏源之后,时人俱有此论。这在当时的洋务派已成共识,超人之处在于,郑观应继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第一,他从孟子“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出发,出人意料地引导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作为航运业的大家,郑观应早就对洋务派所办实业有冷静的观察。他看到当时两大轮船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经营都非常不顺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资金匮乏,三是质量粗糙。而在他看来,如果让民间商人来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这一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来论证企业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经济学的精髓,今日视之,仍为公理。更让人惊奇的是,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

第二,郑观应认为徒慕西方的技艺之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他在《易言·论议政》中对比了中西政制的优劣,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有上达……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而“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郑观应此论可谓惊世骇俗,已算是“异端邪说”。当时的政界和学界仅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形成了类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焘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学者王韬则在1879年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从时间上看,买办郑观应的论述早于两人,因而后世学界公论,郑氏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人。十多年后,在《救时揭要》和《易言》的基础上,他又写出更为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这几部书都由他自费刊刻,分送给亲朋至交们。唐廷枢、徐润均得赠拜读,并深以为然。这种理念上的一致,是他们作出相同选择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这些买办意料的是,后来的事实演进却大相径庭。

【企业史人物】

买办世家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到1890年前后,沿外滩一带,已经集中了众多外国银行,黄浦滩12号为英资汇丰银行,14号为德资德华银行,15号为华俄道胜银行,18号为英资麦加利(又称渣打)银行,24号为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其他还有英资有利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1865年,汇丰成立于香港。在英资银行中,它的规模并不大,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只关心在中国的利益,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中国开展的,所以成了最重要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纪录。

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英镑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即便是东山同乡的联谊也极少参与。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看到有关席正甫的记载,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的时候有过一次捐款。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

进入民国时期,席家与国民政府显要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的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这使得汇丰在清廷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席氏子弟曾当过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还出任中央造纸厂的厂长。

几辈人在银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专业上的能力独步天下。很多年后,席家后人席与棠回忆小时候看到父辈工作时的景象:“他的办公室特别大,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桌子。桌上有二十几部电话,还有电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传。电话不停地打进来,他两只手拿着两三个电话,一会儿对着这个说中文,一会儿对着那个说英文。他还有5个助手,他们的英文也是非常过硬的……当时国际主要货币不是美元,是英镑,英国和上海的时差是6个小时,所以,他们炒卖外汇还不用熬夜。”

席与棠还回忆了席家子弟与宋子文的一段逸事:一次,中国银行行长、“国舅”宋子文到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汇兑经理席颂平的办公室,听到席颂民在抛出英镑,他就大声疾呼:“给我买进,买进。”因为他来是为了某项进口贸易需要英镑支付,数额较大。席颂民当即挂断电话,问清了要多少英镑,哪一天要,答应及时筹措,绝不耽误,接着,他拿起电话,继续自顾自地外抛英镑。宋子文走出席颂平的办公室,转身去查了逐年逐月的外汇进出账,发现几乎每月都是赚的。此后,宋子文对中国银行的外汇职工说,“你们就听席颂平的,谁也不要插嘴,包括行长、副行长。”

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大陆,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2000年之后,有一种“席家本帮菜”流行于沪上,它的菜肴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间。喜欢它的时尚人士不少,却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来历了。

席家子弟的买办列表

汇丰银行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 祖孙三代

麦加利银行席锡蕃、王宪臣(席素恒的女婿)、王叔麟(王宪臣之子)

有利银行席缙华、席聚星

德丰银行席缙华

中华惠理银行王宪臣

宝信银行席裕光

横滨正金银行叶明斋(席缙华的女婿)

住友银行席聚星

花旗银行王俊臣(王宪臣之弟)

运通银行席德熏

信济银行席德逵

德华银行许春荣(席裕光的岳父)、席缙华

汇兴银行许承基(许春荣之孙)

华比银行胡寄梅(席家的联姻)、胡筠秋(胡寄梅之子、席锡蕃的大女婿)

中法工商银行席锡蕃、叶振民(席锡蕃的二女婿)、席涵秋

华义银行席德懋

华俄道胜银行胡寄梅、席缙华、黄振之(席素恒的女婿)、沈志华(席素恒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