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上)
1285800000032

第32章 ·1919广场背后的人 (3)

到1919年11月,一个出生于土邦首领家庭、在英国伦敦大学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宣布了一系列与英国政府“不合作”的内容,包括退还英王所授爵位、勋章,辞去在地方机构中所任公职,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会,抵制英国殖民教育等等;在经济上,则抵制外国产的商品,特别是英国产品,他号召所有印度人应该穿土布,而放弃英制织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印度人民反对异族统治的主要手段,它十分曲折而反复地进行,一直到1947年,印度终于宣告独立,甘地因此被视为“圣雄”和“印度国父”。

后世学者常常将1917年的苏联“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探究,却很少有人观察到几乎同时发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事实上,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来自南北两大社会思潮的夹击式影响,至少在经济领域,保守的企业家阶层的选择与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可参照。

回望1919年中国之运动,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在此后的四五年里,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力量和主张自由萌生,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31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在上海(后转到嘉兴南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它不久将崛起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在企业界,雄心勃勃的新兴企业家们开始试验他们的政治理想。

自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因军阀割据和财政拮据,一直显得很弱势,这客观上让企业家有了博弈的空间。1920年秋,中央政府决定发行政府债券。12月,张公权领导的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以旧债券清偿不力为理由,拒绝认购所有债券。在北京掌权的段祺瑞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代表与银行家们谈判,最后同意建立统一的国债基金会,将关税余额作为偿债基金,再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作为第三方管理。这种跟中央政府叫板的事情在当时并非个案。早在两年前,上海总商会还拒绝派人北上参加农商部组织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理由是“鉴于困扰国家的动乱局面,经济和商业陷入混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参加此类会议”。

在对中央政权失望的情形下,企业家们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尝试重建中国的社会秩序。其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建设模范城市或试验公社,一是创立城市自治机制。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登上狼山山顶,一幅动人的壮丽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南面奔腾着雄伟的长江,它的水上运输繁忙。在西面静卧着南通城,屋顶、烟囱、城门楼依稀可见。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

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状。……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特征,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他在报道中写道:“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王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将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不过在1922年,南通模式还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这一年,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 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试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自治区”设在家乡无锡,建有男、女职工单身宿舍和职工家属宿舍,宿舍分区、村、室三级,由工人自己推选各级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还兴办了食堂、储蓄所、合作社、医院、工人夜校、子弟学校、图书馆、电影场,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贤堂,工人从生活、教育、文化娱乐、劳动保险到生老病死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谓社会功能一应俱全,宛若一个独立的“公社”。到后来,为了处理各种纠纷事宜,“自治区”内还设了一个工人自治法庭。“自治区”的建立,一方面实践了荣家兄弟的社会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荣德生经常在周末集体训话时宣传自己的“自治主张”:“厂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劳资应该充分合作,团结一致,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说,张、荣等人的试验着眼于家乡的重建,那么,另外一些人则有更大的抱负,他们试图在某些城市建立自治型政府。

企业家的政治热情一方面是被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不清晰和幼稚的。1921年10月,在商会联合会的年会上,很多年轻的会员提出了参与政治的呼吁。一个叫唐富福的人在发言中大喊:“我们用不着仰赖某个个人,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现在该是商人面对现实,摆脱陈旧的不参与传统,投身政治的时候了。我们拒绝将我们所主张的开明政治与那种黑暗的政治混为一谈。如果政治是黑暗的,而我们却接受其统治,岂不成了奴才和背叛者了吗?我起誓,我决不!中国商人要拯救这个国家。商会总是以不参与政权为自己的荣誉,但在今天,这种节制却是我们的耻辱。”这番演讲刊登在了当时的《北华捷报》上。唐富福的论点在年会上引起共鸣,穆藕初等人也认为:“实业界人士务实不闻政治的陈旧观点,是不值得赞赏的。应团结起来,采取适当的方式,推动政府改善国内局势。”

企业家阶层的参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应,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就是由“好人”来管理政府,依靠专家解决专门问题。所谓“好人”,就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即以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及劳动者执政,而除去现在贵族军阀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

为了实践商人主政和“好人政府”的主张,各地商会先后都提出过千奇百怪的设想。1923年3月,汉口总商会向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发出了一份《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提出以中世纪欧洲的汉萨同盟为仿效,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的城市联盟群,起源于12世纪中期,鼎盛于14世纪。它由富商和贵族发起,拥有军队和金库,极盛时加盟城市多达160个。汉口的议案认为:“如全国各商埠能实行团结,声气灵通,势力雄厚,举国内外,谁敢予侮?”此案“看上去很美”,却一点也没有操作的可能。

汉口议案提出后不久,上海的企业家更有过十分大胆的、闹剧式的行动。

年初,北京政坛出现动荡,直系军阀曹锟打败皖系的段祺瑞,控制了中央政权。在总统选举中,曹锟用钱收买国会议员投票,每人5 000元,受贿的议员共有480人,曹锟因此“选”上了大总统。6月,他把现任总统黎元洪赶出北京城。一时间,贿选丑闻臭遍全国,各地抗议声四起。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一方面通电谴责北京,另一方面宣布上海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角色来管理城市。他们发布公开宣言,拟订行政章程,与曹锟政权电报交涉,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民治委员会显然缺乏合法性和实际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两个月,它就无疾而终了。企业家们的尝试遭到了舆论的嘲笑,《东方杂志》的一篇评论便讽刺说:“最可笑的是,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更若除上海总商会之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我们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其言刻薄,却也点出了商人主政的三个缺陷:一是爱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众基础,三是没有明确的执政主张。令人好奇的是,唯一对总商会行动持鼓励态度的是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他在《响导周报》上发文《北京政变与商人》,认为:“上海商人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

企业家阶层的自治努力在这之后数年内还将持续下去,每一次都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和宪政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一个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 “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说:“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棱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运筹,获准建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当时的上海,竟有140个各种各样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最不规范、投机色彩最为浓烈的城市。虞洽卿的这个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综合性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据记载,该所的首倡者是孙中山,他于1916年在北京约见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筹建交易所。他对虞洽卿说:“交易所既成,亦可为革命聚积资金,诚乃大事矣。”靠办交易所为革命筹钱,孙氏逻辑很能代表当时革命家的经济思想。虞洽卿依计而行,数年乃成。虞洽卿出任理事长,借此成为上海风云一时的期货大亨。

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陈其美(他已于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落魄沪上,也来投奔虞洽卿。虞洽卿慨然收留,安排蒋介石在交易所当上了一名经纪人,另一位浙江老乡、革命党人张静江则出资4 000元,让蒋介石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不料蒋某人“革命有方”,却经营无术,先是在买空卖空中赚了不少钱,紧接着又全数赔光还欠下一屁股债。百般无奈下,蒋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债多日,然后决心南下投奔孙中山。为了躲避债主尾随跟讨,虞洽卿出主意让他投帖拜青帮老大黄金荣为“老头子”。

黄金荣门徒黄振世日后记录当时的场景: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处境和拜师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二人互不通信,日久以后也就时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仅6年后,乾坤倒转,这番江湖交情又蘖生出一段影响中国走向的历史公案。

不过在讲述这段公案之前,我们要先来到1924年的中国,经济萧条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突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