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从明朝中期起就固善于经营而崛起，他们在中国北方以及俄罗斯等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控制了绸缎、茶叶贸易和钱庄生意。而他们最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发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遥县，一个叫雷履泰的人发明了“通汇通兑”的票号模式。在当年的贸易往来中，商人们遇到的最头痛的难题是异地汇兑，10万两白银的重量就有2.5吨，往来搬运，不但费用高而且风险很大。这一直是千百年来商业贸易最棘手的难题，因此催生了两大生生不息的“衍生行业”，一是押钱的镖局，二是各地的劫匪。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颜料行的掌柜，他发明了“汇银于此，取银于彼”的汇兑模式。
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汇票防伪办法，能够保证异地兑换的安全性。他将颜料行改成了票号，起名为“日升昌”，挂出的牌匾就是四个字“汇通天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日升昌在国内主要城市开出35家分号，形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汇兑金融网络。受其启发，山西商人纷纷涉足票号业，有清一代，全国共有知名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开，仅平遥、太谷、祁县三地就占了41家。日升昌所在的平遥县城西大街上，一度比肩林立了10多家票号总部，其显赫尊贵，堪比后来的纽约华尔街。因为汇兑灵活，诚信可靠，连朝廷的官银和王公贵族的存款也大多托付于山西票号。可以说，晋商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他们也因此成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经过山西时，山西票商盛情接待，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销，日升昌因此还得了一块“急公好义”的御匾。然而，战乱给票商造成了惨重损失，京城一带的山西票号分号被抢劫一空，账本被烧。王公官吏们带着存折或银票逃到山西，要求兑现银钱，票号东家们挖出自己窖藏的银子，咬牙兑付。20世纪最初的10年，帝国摇摇欲坠，与之关系密切的票号也病入膏肓。时局稳定时，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战乱，票号首先遭殃。1911年武昌起义，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仅日升昌在北京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和财物就达15万多两。
天下更易后，清政府所欠的巨额债务无人承揽，票号遭到灭顶之灾。据计算，晋商因中央财政破产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 200万两白银。更致命的是，票号模式受到了新兴商业银行的挑战。一些先觉的票号掌柜曾经商议将票号改组为银行，但是，乱局之下重组无术。1913年，在袁世凯政府财政部的牵线下，山西票号提出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作为本金，以重组票号体系，但终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绝借款。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 100多万两白银，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各地军阀更是催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描述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殉葬”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就在日升昌破产8个月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8号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简称上海银行），资本7万银元，职工只有8人，总经理是34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陈光甫（1881~1976）。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说：“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办的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但却是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在之前，所有的票号、银行均将揽资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陈光甫却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1元账户”，只要有1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里开户，上海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1元银行”，但是，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他将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逐步引入中国金融业，先后开创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储蓄种类。他很善于从国人的消费中发现外资银行无法看到的商机。中国人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有送礼的习惯，上海银行因此发行了红色、素色两种礼券，专门用于馈赠。
此外，与传统的钱庄所不同的是，陈光甫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前途。上海银行积极向民营棉纱厂、面粉厂放贷，甚至还吸引工厂主成为银行股东，这让它在随即到来的工业化浪潮中大获其利。在此后20多年里，陈光甫先后在国内开了80多个分行，还在美国、英国设立分支机构，俨然成为最重要的民资银行家。
从雷履泰到陈光甫，中国金融业脱胎换骨。
【企业史人物】
百货四子
1914年，上海南京路被铺上了铁藜木路面。“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一首童谣传唱沪上。也是在这一年，南京路、浙江路口的西北角开始兴建一座七层高的大楼。它的建筑具有异域的巴洛克风格，底层设骑楼式外廊，外廊内设大橱窗，二、三层间用爱奥尼克立柱支托三层以上部位的弧形出檐，四层为铸铁阳台，五、六层为双扇窗。东南转角立面的六层顶部盖一座摩星塔，基座设大钟，屋顶有花园。这座大楼盖了三年，1917年10月，先施公司开业，这是上海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
先施开业一年后，在它的斜对角出现了另一家六层高的百货公司永安。它的建筑立面用圆柱与贴壁方柱墩做装饰，给人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感觉。外墙采用汰石子饰面，陈列窗口采用进口大玻璃，是上海大玻璃橱窗的先例。它也有一个屋顶花园和高耸的塔楼。除了一至四层的百货商场外，其他楼层还设酒楼、旅馆、弹子房、舞厅、游乐场和戏院，其模式类似后世的Shopping Mall。
先施与永安的开张，是上海繁荣年代开始的标志，南京路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商业街”，其商脉延续至今未绝。1926年，先施公司一个叫刘锡基（1881~1926）的经理另辟山头，在先施的旁边建成了南京路上的第三家大百货商场新新公司。1936年，一个叫蔡昌（1877~1953）的商人在新新公司的西首开出大新公司。
富有传奇性的是，南京路上的这四大百货公司，其创业者的祖籍竟都来自广东省的一个小县城——香山。在近现代中国，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它诞生了最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三人、最早的留洋学生，以及显赫一时的“百货四子”。
先施的创办人马应彪（1864~1944）早年远赴重洋到澳大利亚做劳工，有点积蓄后就做起了水果铺生意。40岁那年他回到香港，开出了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当时的商场面积只有500平方米。马应彪创出了很多第一，如首创了商品标价和“不二价”制度，售货一律开发票，首创了从业人员每逢星期日休息制度，还首次破例雇用了女店员，这在当年都轰动一时。在香港首创成功后，他北上创办了上海先施。
永安公司的创办人郭乐（1874~1956）、郭泉兄弟也是在澳大利亚开水果铺的。他们跟在马应彪后面亦步亦趋，1908年创办香港永安，10年后也到上海，在先施的对面开出了上海永安。永安经销商品1万多种，其中八成为世界各国的高档商品，号称“统销环球百货”，一时竟有“销金窟”之称。郭乐还挂出了一幅霓虹灯制成的英文标语“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几乎是“顾客就是上帝”的翻版。
新新和大新的创办人刘锡基和蔡昌都是先施的旧臣，他们与先施、永安比邻竞争，竟都有后来居上的朝气。新新自行设计、自行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因电台的房子四周是用玻璃隔断的，俗称“玻璃电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电台最早向全市人民广播这个重要消息并播放革命歌曲。最后出现的大新公司更是咄咄逼人，它楼高十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是四大百货之冠。蔡昌还率先引进了自动扶梯和冷暖气设备，开张之日，因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卖票进场以控制人流。大新游乐场布置精巧，内有“天台十六景”，同时开辟京剧、话剧、电影、滑稽、魔术等节目的演出。
四个香山老乡在上海滩上做同一份生意，互相竞争起来却毫不留情，也因此留下无数精彩的商战故事。先施原本要盖五层，后听说永安是六层，于是硬是临时加盖了两层。永安也不示弱，当即决定在屋顶加一个“绮云阁”。先施自然咽不下这口气，马上又加盖一个“摩星塔”。有一年，先施推出优惠礼券，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它将香烟、酱油等几类热销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永安就暗中派人拿了现款分批去吃进先施礼券，再以礼券全数购买香烟、酱油，这让先施很是吃了一个大暗亏。1936年，面积最大的大新公司开业之际，先施等三家公司先是联手威胁国货小厂，不得向大新出售产品，否则就集体停止向这些小厂进货，及大新开张之日，又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将部分热销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大新则大打薄利多销的广告，它还向厂商定制了独特规格的大新香皂、大新衬衫、大新雪茄，这已是一种很超前的零售模式了。在大新开张一年后，永安盖成了一幢22层的高楼，再次成了群雄中的领先者。
“百货四子”争奇斗艳，把一条南京路闹得花枝招展，国际媒体称之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大批外省豪门大户、地主逃进租界，寻求避难。一时间人口激增，商业畸形繁荣。1945年之后，内战爆发，因国民党政府的治理无能，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四大百货商场遭遇抢购潮。到1949年春季，除了永安，其余三家相继撤离上海。
新中国建立后，四大百货公司命运各异。1952年，先施公司大楼由上海时装公司、黄浦区文化馆、东亚饭店等使用，屋顶花园的纳凉晚会很受普通市民的青睐。1993年，先施公司重返南京路，新址在南京东路479号。1956年，永安公司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后称“华联商厦”。新新公司则从此歇业，原址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大楼改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20世纪80年代前，这里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