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上)
1285800000024

第24章 ·1911在革命的炮火中 (3)

这年8月,孙中山赴北京与袁世凯谈判。两人面晤13次,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然而,他没有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孙中山正相反,满脑子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是修铁路,因此在密谈中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世凯表面大加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

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果然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袁世凯顺水推舟,把他当年专为慈禧太后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使用。就这样,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坐着花车到全国各地视察去了。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甚至写信邀请躲在日本神户的盛宣怀一起来共襄大业。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到1998年,全中国的铁路还没修到7万公里。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无奈地评论说,“孙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孙中山的经济理念很有国有化经营的倾向。1912年4月5日,他曾说了这样一番话:“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氏主义施行于中国,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争,又无托拉斯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显理佐治”(Henry George),后世翻译为“亨利·乔治”,是一位主张土地国有化的美国思想家,他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深受孙中山的推崇,被孙中山认为“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实为精确不磨之论”。

孙中山的国有化思想,至少在铁路事务上,与盛宣怀是十分相近的。所以,他写信邀请后者返国襄助修路。他在1912年3月15日的信函中写道:“兴实业以振时局,为今日不可少首。执事 伟论适获我心。弟不日解组,即将从事于此。执事经验至富,必有以教我也。”盛宣怀则在回函中为他的铁路国有化辩解说:“民间资本微而利息高,不可使投入铁路股本,须留以办其它实业。语语皆如铁铸,宜乎中外欢呼!”

孙中山的国有化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政策,其得到实践要等到1927年之后。

1911年之后,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国营的洋务企业大多被民营化。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当时最大的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股权变革。

招商局一度是洋务运动最显赫的成果,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来,最得手文字”。可是,自从唐廷枢、徐润被逼走之后,官商接手,日渐暮气重重,最后竟落到了严重亏损的境地。

国营企业的一切弊端,在招商局身上都无比生动地一一呈现。首先是体制僵化,管理极度混乱。在国营体制下,没有人真正对企业利益负责,于是,从督办、总办到所有管理者,大都是“豪滑之徒”,“六总办、三董事、一顾问,无一非分肥之辈”,被荐入局内的人,则是一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四不像”。他们挂名企业,坐地分肥,冗员无穷。据1908年的统计,招商局总局有各等管理人员207个,每年薪水开支7.4万两白银。

局内贪污成风,一个叫杨士琦的督办上任不久,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持私分了10万两的漕运费用。他还给朝廷写了一份自我表扬的报告,称“官督商办,已著成效”。于是在这种督办的领导下,全局上行下效,互相串通,以贪污为能事,在船运业务中,夹带私货、少报客位、多报开支、偷漏客货、私收仓储费用等等,成了公开的现象。这种企业怎么可能有竞争的能力?到1895年前后,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中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再度横行中国江海,“航路搀夺,主客之势互易”。更为可笑的是,连漕运业务也出现了亏损。为了扶持招商局,李鸿章原本专门给予漕运以政策性扶持,到了后期,漕运业务竟也被洋行争走不少。在1897年,太古就曾经与北洋军私下签订了每年装运军米的合同。1902年,太古夺走了运河漕运量的60%。从1898年到1911年,招商局的漕运竟结亏98万余两。

在经营极度混乱的同时,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还把这家国营企业当成了“提款机”。因中央财政空虚,清政府以各种名目向招商局摊派。1899年,朝廷规定招商局每年在分配红利之前,需先上缴两成盈余,“以尽报效之悃”。此后,企业所得利润的68%作为官利上缴,13%作为“报效”上缴,其余的19%才按股权进行分配。此外,捐款项目更是层出不穷。凡是一个新事业出现,招商局都是重要的出捐对象,仅盛宣怀便以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及达成馆为名义,要求招商局每年捐款8万两。

到晚清后期,招商局更是成了北洋军队的“免费运输队”。继盛宣怀之后,袁世凯曾经控制招商局长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从接送官兵到运输军需,都是招商局免费承担,甚至连外国官员到华访问,也要招商局出船免费护送。1897年,总理衙门谕令招商局派轮船专送俄国使节由沪返津,为时13天,费银8 232两,这笔钱“禀报作为报效”。据民国初年编纂的《轮船招商局节略》记载,“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数十万,商情敢怒而不敢言”。郑观应在1909年算了一笔账,招商局历年的各类摊派费用高达130万两,相当于公司总股本的1/3。

从1895年到1905年的10年中,外国公司在中国江海航线上的船只总吨位增加了2.32倍。作为国内最大轮船公司的招商局则毫无作为,其吨位比例下降到17%左右。从1903年到1906年,是全国经济成长较快的时期,招商局竟然仍然面不改色地连年亏损,“四年之内,产业既有减无增,公积亦有少无多。仰且亏空百万,局势日颓,人人得而知之”。就这样,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招商局不仅尽失市场优势,而且毫无积累,反而净亏45.7万两,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亏损大户。

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只有烂到骨子里的时候,管制的手才会不情愿地稍稍松开,这几乎是一条“公理”。到清末,招商局已是百病缠身,官督商办体制完全成为约束企业发展的桎梏,民间的力量开始浮现。1910年6月,在形势飘摇之际,招商局召开第一次股东年会,与会股东500余人。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注重商办,所有用人之权即由商主之”。1911年8月,在股东们的争取下,邮传部终于颁布《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承认招商局“完全商股”,“悉按商律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四个月,皇帝逊位,也就是说,在清政府即将覆灭前的半年,招商局才终于获得了资本上的自由。

然而,商办的招牌油漆未干,招商局很快又成为新政权的争夺之物。

1911年12月,新成立的上海沪军都督府都督陈其美致函招商局,要求“派员驻局为会长”。董事会讨论后决定予以回绝,回函称“毋庸派员”,可以指派一人随时来局交涉,同时还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以战事停止为度”,二是交涉人员不得干预局务。陈其美后来又几次去函,要求派员入驻,董事会均以“此事关系重大,非本会少数董事所能议决”为借口,婉言回绝。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时,政权不稳,令不出南京,而且国库根本没钱,急得陆军总长黄兴“寝食皆废,至于吐血”。于是,在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革命家们作出了三条决议,其中第二条就是专门针对招商局的:“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一千万两。”抵押的接受国是日本。

第二天,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林以“陆军全体军官将校”的名义致电招商局,发出“抵押招商局,暂借于中央政府以充军用”的命令,电文限招商局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姚总司令的命令遭到招商局抵制,在董事会上,除了两位广东籍董事表示赞成外,其余人都拒绝表态。22日,招商局复电政府,要求放宽期限为10天。23日,黄兴电令陈其美,如果招商局不立即作出答复,就派军队对该局“下拘获候令”。招商局仍然抵抗,董事会分别致电黄兴和孙中山,提出“中央政府必须有相当担保并相当利益,才可有词宣告各股东,不致临期反对”。为了引起舆论关注,这份电报还被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随后几天,双方仍然拉锯。2月6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笔写函给招商局,说明“政府因于军需国用孔亟,非得巨款无以解决民国之困难”,并对董事会的抵制表示理解,提出委派专员与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沟通。四天后,政府特派陈其美、汪精卫参加了招商局的特别董事会,在再三的讨价还价后,董事会最终同意借款,同时提出几项优待条件。其一是“本利俱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偿还,不使招商局受丝毫之损害”,还有一条则是要求“扩张其外洋航线,予以相当之补助津贴”。

这场借款风波,政商对立,剑拔弩张,惊险非常,堪称企业史上很奇特的一幕。招商局董事们的行为,表明在当时的氛围中,企业家阶层正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博弈力量。这项借款事宜达成后,英美两国担心日本从此控制招商局,便积极阻止,最终以招商局借给沪军都督府50万两了事。

虚惊一场的招商局从此进入完全商办时期,一直到1932年,它又被蒋介石政权以无比强势而血腥的方式收回为国有。

清王朝的灭亡,在商业世界引起的另外一个连锁效应,是“天下第一商帮”晋商的“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