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从朝廷到地方才开始痛切地认识到铁路之重要。当时，全国铁路才有360余公里，相比而言，美国是18.2万公里，英国是2.1万公里，法国是2.5万公里，连小小的日本岛国，也有3 300公里。铁路在当年对经济之重要程度，宛若今天的互联网。在19、20世纪之交的20多年里，伦敦和纽约两大股票交易所中的公司证券差不多都和铁路有关。美国经济史专家威廉·罗伊甚至认为，铁路公司塑造了公司化美国的早期历史，“简而言之，公司体制结构就是铁路体制结构”。
铁路的原材料就是钢铁。盛宣怀接手汉阳厂，与张之洞达成的第一个约定就是，如果在湖广境内修铁路，就一定要用汉阳厂的铁轨。张之洞对此十分认同，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当今时势日急，富强大计，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那么，举朝之内，谁堪担当？张之洞一言以蔽之曰：“今欲招商承办铁路，似惟该员堪以胜任。”该员，盛宣怀也。
郑观应对此也洞若观烛，他对盛宣怀说：“铁路不归我公接办，铁厂事宜即退手。”他还观察到当时的一个现象，各地官员们非常乐于采购国外公司的铁轨，表面上的堂皇理由是外货质量好，实质则另有猫腻。“盖购于洋行，则用钱浮冒，一切皆可隐秘，购于华官，则恐一旦漏泄，有碍局员左右辈之自私自利。”可叹的是，郑观应描写的这种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绝。
盛宣怀自然深知其中关键，他积极自请出任卢汉铁路公司督办，接着又千方百计成为粤汉铁路督办。1896年9月，也就是接管汉阳厂四个月后，光绪皇帝准奏筹建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宣怀为督办，授少常寺少卿，并享有专折奏事之特权。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奏章就是，请求“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也就是汉阳铁厂）订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也就是说，把“轨由厂出”定成了国家政策。有一回，他听说广西开建镇南关至百色的铁路，将用法国造的铁轨，他急电张之洞请予阻止，硬是把这单生意揽了下来。
其后10年，盛宣怀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上。当时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距京城10余公里的卢沟桥（40年后，此地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湖北汉口的卢汉铁路。盛宣怀在谈修路困难时称：“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掣肘。”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 100多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1911~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
靠“轨由厂出”的垄断政策，盛宣怀打通了钢铁厂与铁路公司的产业链。但是，他还碰到了另外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修铁路的钱从哪里来。
在这一点上，赋闲在家的恩公李鸿章给他的建议是，“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当时，几乎所有的洋行和外资银行都对铁路事宜垂涎三尺，如要招募股份，可以说马上会被踏破门槛。然而，盛宣怀则表示万万不可。在他看来，当时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敌意的世界，在国力羸弱之时，铁路权很可能被洋股控制，到时候，“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西藏，法请筑路两粤，毗连疆域，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他对李鸿章表示，宁可借钱也不能出让股份，唯有这样，主权才不会外泄。尽管困难陡增，不过，“唯有坚忍，力持得步进步，渐图成效”。
作为“国企大当家”，盛宣怀对外国资本高度警惕。谁料，10多年后，他竟因修路事宜被国人“误读”为“卖国求利”，最终导致帝国的覆灭，其情曲折，令人百年感慨。1897年，也是洋务派名士的容闳提出用法国资金修筑天津至江苏镇江的津镇线，盛宣怀得知后，“恐以后各路事权均属外人，无一路可以自主”，因此急电朝廷，百般阻挠。容闳是曾国藩时代就已成名的人物，为盛宣怀数十年好友，此议且得到李鸿章认同，盛宣怀仍不惜翻脸，直言反对。
洋股不得入，郑观应给他的建议是，创办新式银行。他在信函中说：“银行为百业总枢，藉以维持铁厂、铁路大局，万不可迟。”盛宣怀马上依计而行，他给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内阁大学士王文韶写信说：“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就在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一个月后，他又乘光绪皇帝召见的机会，提出开办银行。
此议很快准奏。1896年11月，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获准成立，盛宣怀受命出任督办。他招募上海、南洋等地的10多个民间商人入股得300万两，朝廷入100万两，银行章程均以英国汇丰银行为蓝本。通商银行成立之际，一度代行了中央银行之职责——清政府正式的央行（户部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要到1905年才成立——负责铸币及发行货币，其利润当然丰厚，盛宣怀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得意地说：“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建铁厂、修铁路、办银行，盛宣怀在1896年前后一口气干成三件大事，而且产业垄断、混业经营、上下游通吃，自然成就为当时最显赫的大实业家。
【企业史人物】
一代“商父”
在百年企业史上，盛宣怀被视为“商父”，他是一个绝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才华出众和意志坚强，才把洋务事业引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盛宣怀每办一实业，必身躬亲为，不嫌其烦。修建铁路时，他已年过五旬，而且时患哮喘、痢疾等恶疾，但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处理事务。他交际广泛，据记载，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达2 000余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亲撰亲写，其精力旺盛实在骇人。
终其一生，盛宣怀的所有事业都是在跟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的。他所开拓的实务，无论是轮运、矿务、电报，还是铁路、钢铁和银行，都是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每一项俱事关国计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动摇国本。更为惊心的是，他身处一个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乱世，国库空虚，官僚腐败，民众迷信，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他凭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现强人之姿态，从列强手中夺回了诸多的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
他对国外资本从来十分排斥，以强悍的姿态与之抗衡。在招商局时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长江航运上打了10年的“水仗”。洋商为了压垮招商局，一度把运费降到过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战，最终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签订了“齐价合同”。在办电报局的时候，他顶住压力，通过艰苦谈判，将两家外资电报公司在沿海地区的电线全数拆除，让“洋线不得上陆”，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办铁厂和修铁路也是一样，他坚持以我为主，反对洋股介入，甚至因此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公开抗辩。在矿务勘探和开采上，他每一听说洋商发现或打算开采某一矿藏，就必定要急急地写信给朝廷，要么阻止要么抢先，总之千方百计要把矿权揽入怀中。数十年间，在很多时刻，盛宣怀的确扮演了国家经济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怀念的地方。
盛宣怀与洋人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垄断资源。早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他就提议用40万石漕运业务来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时候，他要求李鸿章给予种种政策上的优惠扶持，譬如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运籍水脚以及缓提官本等等。办铁厂和修铁路的时候，他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求“轨由厂出”，保证了汉阳铁厂的利润；另一方面则全面排斥洋资进入。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盛宣怀被派去救局。他以保护民族纺织业为由，提出两大产业政策：一是严禁洋商进口纺织机器而设厂，二是织布局的纺织品销售“免完税厘”。这一卡一免，就给了陷入困境的企业一条活路。
盛氏的这种经营战略，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学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它几乎是所有国营垄断型企业的必杀招数。其利在于，垄断能够产生庞大的效益和竞争力；其弊则在于，企业因此患上“政策依赖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就跟百年后的无数国营企业一样，在摆脱了初期的困境之后，国营企业内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终成不治之症。据当时人士记载，盛氏所属的诸多企业都官气沉沉，同乡遍地，效率低下。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如此描述盛宣怀主持下的通商银行：“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没有向工业提供贷款的打算。其少数的工业贷款，也主要给了盛宣怀自己掌控的企业。”这种垄断型国营企业的利弊，百年以后视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费正清因此对他的评价是：“由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胜，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往往败北。”
盛宣怀的恩师李鸿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这种“一体两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务运动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统儒家思维中，商人天性重利，社会地位排在官士农工之下，与乞丐、妓女为同流。晚清国衰，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改变对商人的观感，“官督商办”既是无奈之举，也有深刻的进步性。可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政府始终无法遏制自己对权利的欲望，情形危机时，商人总是被推在前面，而等到环境稍有更新，当即无情出手，不但揽事争利，而且罗罪逐人，从来不假颜色。
作为“官督民办”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怀的基本理念就是：“民资可用，也可欺凌。洋资可用，绝不可信。”
他的所有实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有民间资本参与。他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在拯救汉阳铁厂一案中，盛宣怀的实业理念显然比只知道“政治正确”却从来“不问费多寡”的张香帅已是务实很多。不过从实践来看，“非商办不能谋其利”或是商业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却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商股在经营中都没有话语权，仅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宣怀的经营团队中，多有买办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其中不乏像郑观应这样的经营奇才。不过，这些资金及人才在盛宣怀看来，都无非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对所有项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
盛宣怀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在当时就有争议。1897年6月，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下属、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经元善早年是一个钱庄商人，与郑观应曾结拜金兰，也是一个改良思想很激进的人，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经正女学。他在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怀“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他还引用一位苏州商人的话说，盛宣怀的做派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数十年间，盛宣怀多次被言官弹劾，对其指责大多是“害则归公，利则归己”，此指摘半是诬陷，半是事实所在。盛宣怀所经营企业，往往公私不分，没有回避制度，更没有透明、公开的监管体制。他掌印招商局后，把买办出身的徐润、唐廷枢先后驱赶出局，同时乘人之危将他们的股份据为己有，经多年暗箱操作，终于持股2.2万股，值银440万两，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接管之初，他在清算产业时发现，并购旗昌洋行时有47处房产约合50万两，没有列入账册，便密函李鸿章，建议派心腹数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询问李鸿章是否愿意附股。在创办通商银行的时候，为了争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学士王文韶行贿，为他在银行中“代留500股”。
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经营活动中，他继胡雪岩之后，成为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后，盛家请出“世家恩公”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出面主持清理财产，认定财产总额为白银1349万两。盛宣怀一生自诩为国经略，尝说：“言者皆指为利权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过想要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陈词之下，身处一个民穷财尽的年代，居然能聚敛如此财富，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为必然，总而言之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强势的官商风格，则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