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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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1894状元办厂 (2)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而且江苏一带是丝绸之乡,纺布织纱古有传统。他联络了南通当地的6个布庄老板、木材商和典当行商人作为合伙人,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 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官巨贾在背后支持。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利用。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 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颇为诱人,而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是,募股却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张謇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就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一年半下来,那6个一开始跟着他玩的商人也先后跑了几个,到1896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候,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帮了大忙。他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两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没有用处,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需花去6 000两。聊胜于无,走投无路的张謇硬是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两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种时候,他还上了一回盛宣怀的当。作为江苏同乡,神通广大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资金,两人还一本正经地亲笔签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有当时名士郑孝胥、何眉生做见证人。谁知合同一签,盛宣怀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两银子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并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终于又过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 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天才。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作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管理水准。

由史料可见,张謇办厂,唯一沾了点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除此之外,大生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子,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当时的英国人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比张謇小一辈的天津实业家范旭东后来感慨不已地说:“南方的张季直先生(张謇字季直),在科举施毒那种环境之下,他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与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

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所以在一开始它也被称为是“官商合办”。不过张謇终其一生,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过,数十年中,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身为“总理”,张謇本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 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和治理才干。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张謇另外一个伟大的地方是,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地据为己有,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业中,他尽管也有被“神化”的时刻,但是,却始终受到股东的监督,特别是在经营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股东会的指责和压力。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我们称之为“士商”或“绅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成时尚。

在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由四类人组成: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是后面将重点讲到的无锡荣宗敬兄弟,四就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中国学者马敏认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媒介,担负起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主编《剑桥中国史》的哈佛学者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张謇经商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已经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这些状元公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将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对日战争的惨败,让洋务派颜面扫地,李鸿章落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住进了京郊虎头峰下的贤良寺。有很多史家认为,甲午战争后,一路曲折的洋务运动便已宣告终结。不过,从事实来看,1895年之后,洋务事业反倒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之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搁浅或迟滞的各项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进。

甲午战争以后,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已非20多年前可比。铁路、工厂影响风水之说终成笑谈。

1896年11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保守的中国正在觉醒。”该报记者在江苏省的镇江采访了一家新建的丝厂,那里安装了最新型的机器设备,还新树了一个高达90英尺的烟囱。“烟囱对中国人的封建迷信是个重大打击,是对所谓风水观念的极大挑战。此前,中国民众是多么崇尚迷信和风水呀!毫无疑问,现在他们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说。”

据学者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4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 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战争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是甲午战争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是甲午战争前的15.5倍。

在民间投资大热的同时,国营事业也屡有重大突破。在这期间,一直在实业一线操盘的盛宣怀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经手的项目几乎全部关乎国脉。

1896年5月,盛宣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去接手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张香帅的官本官办实在撑不下去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交给洋商承办,这当然又是一种典型的官家思维。盛宣怀得悉后,再三去电请缨,力陈“铁政属洋商,利大流弊亦远,属华商,利小收效亦远”。最后,香帅被说动了。

盛宣怀接手铁厂后,当即邀请郑观应担任总办。

郑观应与盛宣怀互相欣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是当世最杰出的实业家,在胸怀抱负、思想高度、战略眼光和经营能力上可谓一时瑜亮。不过,他们在“官督商办”的理念上却始终格格不入,郑观应信仰民本主义,对官商体制从来深有不满,10多年前唐廷枢、徐润在招商局的下场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对盛宣怀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宣怀的官府背景和强势力量振兴国家实业。这种矛盾心态纠缠了他的一生。对于接管汉阳铁厂,他曾十分犹豫,最后决定“义务出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总理汉阳铁厂,当时声明系当义务,不领薪水。不过欲为整顿,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郑观应虽然不领薪水,办起事来却是当仁不让。他一上任后,就宣布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时,他将化铁炉改建在铁矿产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铁砂长途运输的成本。接着在生产改进上,他提出“觅焦炭,选人才”是拯救铁厂的两大当务之急。汉阳铁的问题是价高质差,英美工厂的生铁每吨生产成本为15两,汉阳厂需25两,而其关键就在于原材料焦炭的紧缺以及提炼技术落后。为了解决焦炭问题,他派人在较近的江西、湖南等地勘探煤矿,最终选定用最近的萍乡焦炭,“自行设局买煤炼焦”。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他还建成由萍乡到湘潭、株洲180里的铁路。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后,他对炼铁技术再作创新,聘用高水平的英国工程师,还专设学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双管齐下,仅仅一年,汉阳铁厂的生产很快起死回生。

在他的战略调整下,汉冶萍(汉阳、大冶和萍乡)形成了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在中国工业史上地位显赫。

在郑观应十分利落地解决了资本不足、焦炭价高及质量低劣等诸多难题后,接下来就该盛宣怀出手了,他要解决的是产品的销路问题。

在当时,钢铁生产出来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生产枪炮,用汉阳铁造成的步枪史称“汉阳造”,在后来50年里一直是中国陆军最重要的基本装备,几乎每战必有,无役不与;二就是建造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