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他乡，周围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寂寥时，翻晒陈年往事，写一些无聊的文字，打发无聊的时光。
站在马路边，看林立的高楼把晴空切割得支离破碎；太阳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蒙着厚厚的眼翳；马路上的汽车蜗牛般地来往穿梭；人行道上年轻的情侣旁若无人地亲昵；相濡以沫的老人互相搀扶着前行；雍容华贵的夫人拉着宠物悠闲地漫步；清洁工不停地捡拾着人们丢弃的废物……。大脑的某个角落，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我过世已久的伯父……七十年前，伯父曾经用双脚，不停地丈量着古长安到南泥湾的距离。
——请别误会，我的伯父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也不是什么“地下工作者”。他之所以来回穿梭于西安到南泥湾之间，完全是为了生计。
幼时，刚刚临盆不久的太阳在树梢上跳来跳去，显得亮丽而调皮。蝉在引吭高歌，听得见庄稼拔节时的声音。老槐树下，伯父用衣服袖子把一只甜瓜擦了擦，扳成两半，多一半给我，少一半留给自己。我接过甜瓜津津有味地啃着，一辆汽车驶过，扬起一溜长长的灰尘。伯父盯着汽车看，嘴张着，满脸惊奇：日鬼，汽车不吃草，比牛跑得快。
我晃头晃脑地啃着甜瓜，批驳着伯父的愚昧和无知：还讲究是大人哩，连这个都不懂，牛在汽车肚子里装着，咱看不见。
伯父把我搂在怀里，用胡子扎我稚嫩的脸蛋，咯咯笑着：我的侄子比我强，懂得比我多。
转瞬间，风吹草长。我背上了书包，坐在教室里，跟音乐老师学唱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尾巴、一个没有脑袋，真奇怪……稍大点，终于理解了儿歌里的“老虎”其实就是比喻汽车。那年月汽车少得可怜，孩子们看见公里上跑的汽车以为遇见了老虎。
人一上年纪就是这样，眼睛越看越近了，心事越想越远了。有些事发生在昨天，今天已经忘记；有些事却刻骨铭心，历经磨砺，时间越久越清晰。沿着岁月车轮碾轧过来的辙印回望，眼前的高速公路变成了荒草萋萋的秦直道，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爷爷奶奶饿死在老家蓝田，十八岁的伯父把刚满六岁的父亲背在肩膀上，翻山越岭，沿路乞讨，来到凤栖落脚……那时，伯父白天靠打土坯维持生计，晚上弟兄二人睡在烂土窑里相依为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用父亲的话说：“屙泡屎也要屙在别人家田里”。
扯远了。这些陈年往事现在还有谁听？有时在饭桌上谈起我家的过去，儿子们宽容地笑笑，表示理解。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孙子们却不屑一顾地反驳道：怪他们没本事活人！
是呀，杨白劳如果活在今天，肯定被人瞧不起。现在社会上把那些依靠简单劳动获取温饱的人们叫做“弱势群体”。可我总觉得，正是那些弱势群体用精瘦的肩膀，支撑起我们整个社会……每当我看到拾荒者用枯萎的双手在垃圾桶里翻检人们丢弃的废物时，心里总涌上一股潮潮的湿润，感觉到他们更像我的父辈……请别误会，我对那些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精英们一向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应当得到丰厚的回报。正是由于他们用超凡的智慧，打造了现代文明，使人们远离愚昧。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那些现代的“杨白劳”们？
又走题了，有“杞人忧天”之虑。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看的，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三十六岁，而我的伯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老年得子，而且是一子顶两门，内中的辛酸和喜悦只有伯父和父亲明白。每逢过年，父亲给我穿戴一新，拉着我的手，去给伯父拜年。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作揖、下跪、磕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屁股撅起，头挨着地皮，口里喊着：伯、侄子给您拜年了。这时，伯父盘腿坐在炕上，脸上笑着，显得满足而心安理得。
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哥比父哩，我的哥哥比我大（父亲）还亲。是呀，为了父亲，伯父终生未娶。跑胡宗南那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妈妈从陕北逃难来到凤栖，跟父亲结为夫妻。所以我们的一家来自五湖四海，用伯父的话说：“是用砖头瓦砾凑合起来的一家人。”
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羁绊；思绪像一团乱麻，漫无边际；思绪更像一杯酒，让人眩晕、迷恋，还有那么一点苦涩。
妈妈生下妹妹以后，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那时，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没有电灯，我最早见过的电灯是在看幻灯片的时候。远远的什么地方，一台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幻灯机前的灯泡突然亮了，放映员把一张张幻灯片放进幻灯机里，银幕上便显出影影绰绰的图影。记得那是在宣传抗美援朝，喇叭里传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银幕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伯父把我驾在肩膀上，我看得如痴如迷。以后好多天，我们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电”。电对于我们来说，神秘而遥不可及。
那年月，什么都奇缺，唯独太阳笑得灿烂，显得肆无忌惮。早晨，我被热烈的阳光吵醒，耳际里传来的第一声呼唤便是：“卖包子咧——”。贵祥叔站在我家土窑畔上，叫卖声里藏着诱惑，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蠕动。伯父便从叠着补丁的夹袄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一万元等于现今一元钱，下同）买回了四个香喷喷的包子。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接过伯父买回来的包子，爬在被窝里，狼吞虎咽地吃。
伯父的土窑洞里有一盏老麻油灯，我记得从来没有点亮过，做摆设用。那时节虽然麻油只卖五千元钱一斤，可是伯父起早贪黑一天也挣不回一斤麻油钱。后来有了煤油，伯父买回了半斤煤油，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也不常点，只是偶尔用用。天刚麻麻黑，伯父便给我扒光衣服，哄我钻进被窝里，然后天上地下，给我讲那些陈年往事。
听伯父讲，我们老家住在陕西蓝田县一个叫做支家沟的地方，那个村子座落在西安市和蓝田县的交界处，闲暇时，村里一些人常常步行去西安城隍庙里看戏，看完戏后又成群结伙步行回到村里。可见我们村离西安市并不遥远。
伯父并没有讲过民国十八年的那一场灾难，只是说关中平原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到麦收季节，四面八方赶麦场的麦客全都涌到关中，割一亩麦子两毛钱，他一天割过五亩麦子，挣一块现大洋。
唉——，伯父一声长叹：可惜那样挣钱的好日子并不多，一年只有几天。伯父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父子两个陕北人到关中赶麦场，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惊呆了，父亲对儿子说：这么多的麦子三年都割不完，咱们干脆到庙里睡觉去。父子俩睡了三天，起来一看，只见麦子全部割完运走了，农民们为了赶秋种，在割完麦子的田里已经堆满了农家肥，父亲又对儿子说：哎呀呀，咱们幸亏没有割麦子，你看，田里热死了多少人，起了多少坟堆！
那误把粪堆当坟堆的父子二人肯定已经作古。现今的关中，西安市容扩大了十几倍，一望无际的麦田被一幢幢现代化建筑逼迫得不停地后退，坐上汽车走半天，才能看见被割裂得七零八落的麦田。奇怪的是，麦田越来越少，可是人们餐桌上的食品却越来越丰富，现代科技使粮食产量数倍翻翻，那种遍地饿殍的现象早已成为过去。
时光的碎片来回跳跃，无论如何也拼凑不成一幅完整的画卷，思绪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游走。还是信马由缰吧，走到哪儿就歇到哪儿。
父亲十多岁时，便在一家磨坊找了个磨面的差事。父亲说：磨坊一共有两盘石磨，蒙着眼睛的毛驴不停拉着石磨转圈，那头毛驴偷懒了，父亲便用树枝在毛驴屁股后边打一下。罗面的女人叫“三婶”，我没有见过三婶的面，不知道三婶长什么样，父亲说三婶是伯父的相好。父亲还说三婶心地善良，父亲的日常生活起居全靠三婶料理。
关于三婶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一点。记得有一年清明，伯父领着我，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来到西沟坡一冢土坟前。伯父命我跪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叠冥钱，一张一张地慢慢点燃，昏花的老眼里有泪珠在转……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伯父流泪，内心有一种天塌地裂般的震撼。有一次我问伯父：那坟堆底下埋的是谁？伯父只是淡淡地回答我：你叫三婶。
伯父就是这样，把困苦和不幸看得很淡。跟伯父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少看到伯父的脸上有愁容显现。伯父特爱下象棋，常常在街边的棋摊前一蹲就是半天，有时下着下着竟然吵起架来，跟人家红脖胀脸地对骂一阵子，骂完后又蹲下来重新对弈，赢了棋时得意忘形，输了棋后老不服气，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好像对手就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那些棋友们都了解伯父的脾气，一般跟他不上计较。但是有时也故意逗他，惹伯父发火。同样爱下棋的韩叔曾经说过：看老支哥发火比看戏还过瘾。
眼见得父亲一天天长大，给父亲说不下媳妇成了伯父最大的心病。可是老哥俩来凤栖十多年，根本就没有攒下钱。平时，伯父总爱喝两口，有时还到赌场里赌两把，挣俩钱顺手花光了，哪有钱给兄弟说媳妇？正在这时，子九叔给伯父瞅下一门好生意，问伯父敢不敢去。
干啥哩么？除过杀人、抢人、偷人咱不去，再没有咱不敢去的。伯父挖子九叔一眼，显得不屑一顾。
子九叔把嘴搭在伯父的耳朵上，神秘兮兮地说：贩运军火，你去不去？
啥？伯父瓷瞪起双眼，你再说一遍。
子九叔如此这般，好一阵比划。
伯父终于听明白了。那年月八路军在陕北，国民党在西安，两家子面合心不合，国民党在凤栖驻扎重兵，对延安实行封锁。八路军没有给养和枪炮子弹，有些老百姓瞅准了这门生意，私自贩些枪弹到延安去卖。听说发了大财。
——一支三八步枪从西安运到延安能赚这些钱，子九叔把伯父的手拉过来藏在他的破夹袄底下，攥住了伯父的三个手指头。
啥？三块钱？那不是抢人哩么！伯父大声嚷起来。
值。子九叔反而不慌不忙，咱把脑袋提在手里干那营生，钱给的少了当然没有人去。
开始时伯父还有些犹豫，可是经不住一杆枪赚三块大洋的诱惑，终于跟子九叔达成协议，两人共同干起了贩运枪支的生意。
伯父没有讲过贩运枪支的危险和艰辛。只是说从凤栖临走时借了五十块银元的高利贷做本钱，跟一伙赶骆驼贩皮货的内蒙商人一起，踏上了远行的路。以后一年多，伯父从凤栖消失了，伯父临走前只对父亲说他要出一趟远门，父亲也不知道伯父到底去了那里。年底，放贷的胡三来找父亲，拿出伯父临走时写的五十块银元的借据要父亲还钱，父亲那来那么多的钱还债？正好国民党抽丁（征兵），按规定两丁抽一，胡三家两个儿子，必须有一个儿子当兵，为了还伯父的欠债，父亲顶替胡三的儿子抽了壮丁。
伯父跟子九叔一起，步行来到西安郊外一个叫做二府庄的地方，按照接头的方式，对上了暗号，交了钱，每人买了三支汉阳造步枪，夜行晓宿，向延安赶路。
伯父说，从西安到延安是七天的路程。一个月能打两个来回。交货的地点在南泥湾。几个八路验了枪，按照事先约定的价钱付了款。除过路上吃喝，来回一趟净赚七块银元。
伯父说，常年赶脚的人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住店时店掌柜问客人吃几升米？一般情况下一人一天吃一升米足够。吃面就不够，俩个人得吃三升。从南泥湾往西安走的晚上住在一个叫做三岔的地方，两个人吃了三升干面，子九叔头一挨枕头就睡。可是伯父却睡不着，耳朵里听见隔壁屋子里几个赶骆驼的脚夫在掷骰子（赌博），伯父爬起来站在傍边看了半天，终于经不住诱惑，拿钱就赌。不消一个时辰，把本钱和利润输得精光。
输了钱的伯父回到自己屋子倒头就睡。伯父就这样，心大，天塌下来都不慌。第二天早晨伯父被子九叔摇醒，子九叔当然不知道晚上发生的事情，催伯父赶快洗完脸上路。伯父坐着不动。停一会儿伯父故作轻松地说：上不了路咧，钱昨黑地里输光逑咧。
子九叔低头想半天，抬起头来说：事已至此说什么都不管用。各人的头在各人的肩膀上长着，想干啥是各人自己的事情，谁也管不了谁。我也不回凤栖了，担心遇见熟人骂我日弄你。接着从内衣里掏出两块银元放在炕墙上，背起褡裢，出门撩开大脚，钻进丛林，从此没了踪影。
伯父说，子九叔也是单身汉，不是凤栖本地人，会一手泥水活，常年给人家盖房子砌墙。
店掌柜安慰伯父说：输了的钱、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咧，不要太往心里去。伯父说，他就没有叫心晓得。掌柜的说：这就好，我看你心大，心大的人长寿。伯父说：莫给鸡带串铃咧。那些钱是我借的高利贷，必须给人家还上。我还有个兄弟在凤栖，还不上钱胡三不会饶了我的兄弟。所以，我不能光身子回去。店掌柜问伯父：想不想替别人赶脚。伯父说，只要能挣钱，干啥都行。店掌柜说：你就在我的店里等着。
几天后，来了一帮子陕北人，为首的四十多岁，满脸胡须。店掌柜把伯父介绍给那人，那人把伯父看看，然后自我介绍：我姓李，木子李，延安李渠人。你贵姓？伯父报了姓名。姓李的大叔说，稀罕，没有见过这个姓。然后直接问伯父：想不想赶脚做生意？伯父早都听店掌柜说这帮子人也是往陕北方向贩运枪支的，因此上也没有问作甚，只是直接回答：想。然后反问李叔：赶一趟脚多少钱？李叔说，我们摊本钱，你光下苦，路上的吃住我们管，一支枪运到南泥湾给你一块钱。伯父说，我知道一支枪能挣多少钱，应当对半分。李叔说，是应当对半分，但是我们管你来回吃住。就这样谈妥后，李叔又提了条件：我听说你爱赌博，所以挣的钱先不给你，我替你攒着，什么时候不想干了，拿着疙瘩子钱回家，也算我们对你负责。伯父说他一有钱就心里发毛，天生不是有钱的命，正想找个人帮他管钱当掌柜的。这样甚好，没有钱心里踏实。
以后的一年半时间，伯父一月两个来回，帮姓李的大叔从西安向南泥湾运枪。为了多挣钱，伯父一次背四条枪。伯父还想多背，姓李的大叔不让，说那样不安全。直到有一天，姓李的大叔说：这个生意虽好，但不是长久干的营生，咱们散伙吧。接着给伯父数了一百八十块银元，亲自装到伯父的褡裢里头，把伯父一直送出二里地。
伯父说，我挣不了这么多钱，你给的太多了。李叔说，不多，咱干的这营生说不定那一天把命搭上。这些钱你背回去置几亩薄田，盖几间茅房，娶一门媳妇，生一堆儿女。男人活一生，假如没有女人，那不叫活人，叫活命。
有一次我问伯父：西安往延安运枪支为什么不雇条毛驴驮上，干嘛要人背？伯父回答我：那时从西安到延安，十里一岗五里一哨，国民党封锁非常严密，他们走的那条道黄鼠狼都翻不过去。有时夜里走路，狼就在身后跟着，稍不留神就会做了狼的美餐。况且老李叔不让他们结伙行路，害怕被国民党的队伍发现后一锅端，所以基本上都是单独行动。只有在往西安走的路上，才允许几个人结伙走路，因为身上没有枪支，即使遇见路上盘查的队伍也不害怕。
我见过李叔。那是在一九五三年，李叔专门到凤栖来寻找伯父，穿一身四个兜的解放服。李叔问伯父：想不想在政府里边干事？那时伯父才知道，李叔原来是共产党。伯父说，他听说政府里边制度很严，他一生懒散惯了，不想受人约束。李叔临走时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包冰糖给我，那包冰糖我吃了很久，有时故意拿到伙伴们中间去吃，看见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我很得意。
言归正传。伯父背着一百八十块银元，气昂昂地走进凤栖县城。他没有先回那孔土窑洞，而是径直来到胡三家，见了胡三气度不凡地说：还钱！
胡三不紧不慢，先给伯父倒了一杯茶，眼瞅着伯父一口气喝干，然后才慢悠悠地说：钱不用还了，你兄弟已经替你还清了。
我兄弟？伯父吃惊不小，他那来那么多钱？
胡三笑笑：你先回家吧，回去以后什么都知道了。
伯父回到那孔土窑前，只见门上挂的锁子已经生锈。他把锁子扭开，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尘土。正疑惑间三婶来了，说了父亲被抽壮丁的过程。
伯父一下子就像被人剔了骨头那样瘫在地上。伯父在想：假如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他死后如何去见列宗列祖？三婶在一边苦苦相劝，没用。伯父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嘴上干起了一层皮，眼睛圆睁着，傻了呆了，三婶说什么都不听。三婶急得哭道：咱兄弟不过是当兵去了，人还没有死呢！你这样子让咱兄弟怎么能够安心？吃饱喝足，把身体养好，想办法把咱兄弟找回来才是正理。
伯父一想也是。三月十二安宫寺唱戏，伯父和三婶一起前往安宫寺许愿。伯父跪在菩萨面前说，只要他的兄弟能够平平安安回来，他愿意为菩萨重塑金身。
从那以后伯父戒酒戒赌，改掉了身上所有的瞎毛病。实在无聊时，便站在象棋摊前看人家下象棋，看得久了也看出一些门道，于是便赤膊上阵，杀得一塌糊涂。
想不到伯父刚回到凤栖半年以后，父亲便完好无损地重新出现在凤栖街头。伯父把父亲拉到跟前，左看右看，担心是在梦中。
……公元一九七零年冬天，我穿上军装，坐上到新疆的闷罐子火车，去当兵。那年月上大学的路堵死了，当兵成了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在部队我表现得特别努力，很快就被当作干部苗子重点培养。可是部队调查函寄到到我们凤栖后，我的家庭背景栏里填着：其父是国民党兵痞。仅此一条，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九七六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父亲可能也知道是因为他的背景而影响了我的前途，显得非常愧疚。有一次父亲病了，我守在父亲的炕头侍候父亲，父亲断断续续，讲了他当兵的那一段经历。
父亲当兵的那支部队原来隶属于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被蒋介石改编。团长叫郭麻子。郭麻子行军时不爱骑马，常常骑一条毛驴，所以战士们也戏谑郭团长是“毛驴将军”。这支部队虽然被改编，蒋介石仍然不放心，派自己的嫡系部队时刻监视着他们，当然，克扣部队给养成了家常便饭，士兵一连几个月见不到军饷，天热时换不下冬装，天冷时又穿不上棉衣，军容不整，更像民团。
可是父亲当兵时基本上没有吃苦，因为郭麻子看上了父亲，特意挑选父亲给他当了勤务兵。当了勤务兵的父亲经常不离郭麻子左右，自然少不了郭团长的特殊关照。一九四零年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日本兵从山西挥师南下，企图侵犯西安，于是这支陕西军队就在中条山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日阻击战。
父亲回忆，那场战争打得特别惨烈，部队前边跟日寇作战，后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用枪顶着陕西军队的后脑勺子督战。有些战士受伤倒下了，后边督战的部队不但不组织救治，反而给负伤的战士补上一枪……许多战士没有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这支陕西地方部队而不择手段。然而，兵马俑的后代却是那么的勇猛，硬是用血肉之躯保护了陕西这片国土没有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战争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打得弹尽粮绝，横尸遍野，他们这个团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郭团长仍然不服气，指挥着部队死战到底。终于有一天，郭团长受了伤，父亲把郭团长从战场上背下来，在一间破民房里一直守了一天一夜。
看得出父亲对郭团长怀着深深的敬意。父亲说，假如郭团长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根本就不可能死。郭团长负伤后，身边竟然没有一个救护医生。父亲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郭团长身上的血一直流干……郭团长临死时褪下他的手表和一枚半两重的金戒指连同手枪一并交给父亲，对父亲说：现在战场上很乱，你趁机跑吧，回家后娶一门媳妇，过一家人。以后谨记着，饿死饿活都不要吃粮当兵……说到这里我看见父亲的眼里有泪珠在滚。那一刻，我从父亲的脸上彻底读懂了父亲，我的父亲一生一世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给我留下值得炫耀的遗产，可是我却继承了父亲善良、忍让、吃苦耐劳的精神。
父亲还说，那年月，只要你抽壮丁后能够从军队上跑回来，地方上一般也不追究。父亲回家后伯父坚持要给父亲说媳妇。父亲说那有老哥没成家兄弟先结婚的道理？极力主张先让伯父和三婶成亲。伯父跟父亲正僵持不下时三婶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死了。弟兄俩从棺材铺里买了一副薄棺材，把三婶埋在西沟坡……父亲说那一段时间伯父一直不说话，沉默着。父亲有些害怕，担心伯父憋出什么病来。
埋了三婶后弟兄俩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伯父突然笑了，伯父对父亲说：死了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对不？接着伯父自作主张，赶明日托人打听，有合适的对象就给你结婚。咱支家这一门人不要到咱俩这里断了香火。
至于三婶究竟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儿女？原来的丈夫是干什么的？父亲和伯父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做为儿子也不便打听。我只知道，西沟坡上埋着三婶，三婶是伯父相好的女人。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眼闭着，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幻影里，一会儿走出我的父亲、一会儿走出我的伯父……突然间，一声稚嫩的童音传入我的耳际：爷爷，你为什么要哭？
我睁开眼，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我面前，头歪着，眼睛里满含疑惑。
孩子的妈妈过来，把孩子抱走了。隔老远，我听见那个男孩对他的妈妈说：妈妈，那个爷爷哭了。
抬头看天，太阳阴郁着脸，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辛卯年农历十月初一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