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大年除夕老天从来没有给过人好脸，总是阴沉沉的，黏稠的年味里掺合着伤感。伯父脖子上驾着我，去给鸿儒爷拜年。
鸿儒爷家的大门前是三个台阶。台阶用条石铺成，两头威严的狮子守护在大门两边，两扇厚重的大门漆落彩剥，隐喻着衰败，门楼上长满苔藓的琉璃瓦兽脊向人们展示着这家主人昔日的荣耀。
伯父上了台阶，放下我，去叩鸿儒爷家的门环。好半天，门开了一条缝，露出鸿儒爷半张略带惊恐的脸。
鸿儒爷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放我们进屋。伯父用肩膀一扛，门开大了，我从鸿儒爷的胳肢底下穿过去，腾腾腾地跑进了鸿儒爷的堂屋。
堂屋内一桌一椅，桌子上正摊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炕上一条被子叠放整齐，铺着狗皮褥子。屋子里显得空旷而清冷。伯父扶鸿儒爷坐到椅子上，然后拉着我，给鸿儒爷磕头。
鸿儒爷诚惶诚恐，山羊胡子不住地抖。
伯父说：他跟父亲逃荒到凤栖时，正是鸿儒爷收留了他们，使得他们才有了落脚之地。所以每年的除夕，伯父总要给鸿儒爷拜年。伯父说，他嫌大年初一鸿儒爷家的人太多，所以选在除夕这天。
我没有见过鸿儒爷家门庭若市的场面。听父亲说过，鸿儒爷家常年四季两盘石磨磨面，雇用八九个长工，西安市有鸿儒爷家的商铺，南来北往的客人不断。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鸿儒爷和几个地主一起，穿一件褴褛的长袍，戴着高帽子，手提一只破铜锣，被农会的人押着，游街。那时，我的确没有对阶级敌人疾恶如仇的感觉，只是觉得，好玩。我们一群孩子跑着撵着，看那几个恶霸地主的即兴表演，比看戏还过瘾。
有一次农会开批判斗争大会，斗争恶霸地主李鸿儒，农会主任指明让伯父发言。伯父在旧社会给鸿儒爷家熬活（熬长工），应当说苦大仇深，指定伯父批判李鸿儒顺理成章。
伯父上台后干咳一声，然后开始发言：咱吃了几十年五谷了，不敢昧良心说话，鸿儒叔对我弟兄俩不错。我跟我弟逃荒来到凤栖，假如不是鸿儒叔收留我俩，我们就活不到今天……
台下一片寂静，紧接着哄堂大笑。不知道谁从后边踢了伯父一脚，伯父被撵下台，几十年抬不起头。有一次伯父自我揶揄：国民党时咱是黑板煞（方言，相当于吃不开），共产党来了咱是茄子色，咱这号人脖子上的板筋太硬，不会遛尻子，到那里都吃不香。
让我们还是回到除夕这天。我跟伯父给鸿儒爷磕完头，鸿儒爷开口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过年你们再不要来了，让外人看见对你们影响不好。伯父嗓门特高地嚷道：各人的头在各人的肩膀上长着，别人想说什么咱管不着，我想干啥别人也管不了！过年给您老不磕这个头，侄子这一年都心不平顺！
鸿儒爷嘴哆嗦着，眼眶里有泪花在滚。满屋子乱转，好像想找什么。伯父疑惑了，问：叔，您找什么？
鸿儒爷把长袍撕开一条口子，取出一枚银元，拉过我的小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伯父有些不乐，埋怨道：叔，您这是干啥哩吗？鸿儒爷一声长叹：没有别的意思，叫娃拿着，做个念想。伯父不再说话。停一会儿鸿儒爷的小儿子青泉进来了，跟伯父互道问候，我们稍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那枚银元父亲给上边打了一个小孔，妈妈用红毛线把银元穿起来，绾了一个中国结，给我戴在脖子上，伴随着我度过童年。
听父亲说，鸿儒爷四个儿子，老大老二在台湾，老三青海在政府里边做事，听说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家里只有老四青泉一个儿子守在鸿儒爷身边。因为家里出了个革命干部，所以土改时虽然定了个地主成份，鸿儒爷家的老宅院还是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没有分给贫下中农。
我五岁那年，有一天青泉叔来我家，对父亲说，鸿儒爷闲着没事，想教几个孙子和我断文识字。父亲立马说，能成，我明天早晨就把糠娃（我的小名）送过来。
第二天，妈妈给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替我擦干净鼻涕，父亲领着我，来到鸿儒爷家的堂屋。
堂屋内摆开两张青泉叔用破木板做成的木桌，四把小木凳，青泉叔的两个孙子李茂乾、李茂林、外孙女秋菊、还有我，就成了鸿儒爷学前班的第一期学员。那时，我们没有课本，四个小孩子每人面前摆一个小墨盒，一支毛笔、一本用麻纸锥成的练字本，开始了我们人生的文化启蒙。鸿儒爷抬起右手，姿势优雅地在一块自制的黑板上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字，我们握笔的手不听使唤，那个“一”字写得歪歪斜斜。鸿儒爷握住我们可爱的小手，一遍又一遍地纠正着我们握笔的姿势，不厌其烦。感觉中那个“一”字更像父亲肩膀上的扁担，虽然还无法领悟日子的艰辛，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震撼。
一开始鸿儒爷每天只教我们练习五个生字，所以课程并不繁重。更多的时间我们在院子里玩耍，鸿儒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那些线装书。隔着门缝往里看，鸿儒爷身子挺得笔直，端坐书案前，认真而威严，看一页书，便把手指头放在嘴里泯湿，姿势优雅地翻到另一页。看到得意处，嘴角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每隔一段时间，四婶就会从偏屋内出来，提一只铜水壶，来到鸿儒爷住的堂屋，给鸿儒爷的茶壶内把水添满。那年月暖瓶还是奢侈品，老人们喝茶一般是在茶炉上现烧现喝。鸿儒爷喝茶的姿势也很讲究，右手端起茶壶，左手托住壶底，泯一口茶，喉结动一下，然后头朝后枕在椅背上假寐，好像正在吸收消化书本里的章节。我稚嫩的心灵升腾起一丝尊严，感觉中那书神圣而神秘，伴随着漫无边际的想象，使我对书产生了敬畏和渴望。
两年时间，我学完了《三字经》、《弟子规》，学会了“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坐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我摇头晃脑地背诵着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语文老师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你爸教的？我得意地回答老师：不对，是李鸿儒爷爷教的。老师不再说啥。在我们凤栖，李鸿儒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能是受鸿儒爷的熏陶，使我对书产生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嗜好。那时节流行一种小人书（也叫做连环画，是文字配画的那种，跟现今的卡通书差不多）。一本书虽然只卖两毛几分钱，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软缠硬磨拉着伯父的手在新华书店里精心买了一本《空城计》（三国演义里的一段故事），看得出伯父掏钱时手在发颤。上课时我把书藏在桌子底下偷看，被语文老师发现后没收。放学后我守在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门前不走，非要老师还我书不可。老师显得有点无奈，近乎央求地说：这本书让我先看，明天早晨还你，行不？我始知老师跟我们一样，也爱看连环画。
渐渐地，我们这群小学生手里的小人书多了起来，全是一个看一个的样子，回家后跟大人软缠硬磨要钱买的书。《三国演义》的全集是六十本，《西游记》的全集是四十本，还有《水浒》、《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等等，大家都不可能买全，于是我们就轮流传阅，相互间换着看，看完以后在一起讨论，常常被书里的故事吸引，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得道成仙，做一个刀枪不入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为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做出贡献……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啃起了大部头的小说。同桌的苟晓琪爸爸在政府里边做事，能看得出人家花钱比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大方。全班就数苟晓琪的小人书最多，苟晓琪也不是那种小气鬼，同学们找他借书也不怎么为难。
有一天我发现苟晓琪的书包里有一本砖头厚的书，看似不介意实际上有些显摆地拿出来在我们这些小学生面前晃晃，课间休息时故意翻开那本书，装模作样地看。我问苟晓琪：是一本啥书？苟晓琪回答我：是一本关于炼钢的书，你看不懂。我说：拿过来让我瞧瞧。苟晓琪有些为难：爸爸说这本书不要借给别人看。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脸上一定很难看。苟晓琪大概看出了我的不悦，停一会儿把书放在我的面前，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借给你，咱两轮流着看。不过放学后我一定要拿回家，爸爸要检查我的书包的。
我看书的封面上写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名字很长，我当时的确还没有记下。翻开书，是一本苏联小说。正看内容简介时上课铃响了，我把书还给苟晓琪。
放学回家后我闷闷不乐，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妈妈以为我病了，摸摸我的脑门，并不发烧。父亲关切地问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说：啥都不是，我想买一本书，一本砖头厚的小说。父亲把我领到新华书店，问了那本书的价钱，好像是两块三毛六分钱。我是家里的独子，伯父、父亲和妈妈对我一向溺爱，可是那本书还是让父亲为难，要知道当时生产队一个工值才一毛多钱。
一进入冬天白天短夜间长，生产队早晨不出工。父亲便半夜起来，拿着镰刀扁担去砍柴。吃早晨饭时正好赶回来，中午不耽误到生产队做活。好像当年一担柴禾只卖七毛钱，父亲卖了四担柴，为我攒够了买书钱。父亲不让我把书拿到学校，担心影响学习，只让我在家里看。每天放学一回家，我顾不上吃饭，迫不及待地翻开书，被书里的人物深深吸引。天黑了，妈妈为我点亮平时舍不得用的煤油灯，我在如豆的灯光下看书到深夜。
以后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想办法挣钱买书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目标。烈日炎炎的暑假，我肩扛一把老蛮镢，胳肢窝里夹着一本书，来到绿草茵茵的山坡，挖一挖黄芩看一看书。当年一斤黄芩的收购价是两毛一分钱，一个暑假下来，我竟然挣得五元多钱，能买厚厚的两本小说。深秋，崖畔上的酸枣熟了，一嘟噜一嘟噜红得可爱，我便利用星期天跟父亲一起去打酸枣，一天下来我们父子俩能挣一块多钱，挣的钱父亲全部给我，为我买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到我中学毕业，我几乎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所有古今中外小说。读书陶冶了我的情操，开拓了我的视野，同时，我也在心中跟自己较劲：发誓当一名作家。
我们这一代人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当然不会忘记那一场浩劫。一群造反派发疯似地涌进鸿儒爷家的宅院，声称“破四旧”，推倒了门前的石狮子，把寓意着吉祥如意的照壁涂抹得面目全非，更可恨他们把鸿儒爷的线装书全部搜集起来堆放在院子里，划根火柴点燃……
那时我还年轻，混沌初开，的确没有意识到文化革命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开始时甚至还满怀热情地加入了“红卫兵”。“破四旧”那阵子我就走在队伍中间，一直走到鸿儒爷家院子时我才傻了眼。鸿儒爷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鸿儒爷读书时的姿势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永久地定格，我当然不可能参加焚烧书籍的行动，看着那一缕缕青烟在院子中间冒起，我的胸膛里升腾起一团团疑雾，总觉得什么地方可能出错，我还没有想透。有一本书滚落到我的脚下，我弯腰偷偷地捡起来，揣进怀里……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一点，我为我的渺小和懦怯而害羞。造反派队伍从鸿儒爷家撤离时我假装肚子痛进了厕所，我想留下来给鸿儒爷一些安慰，我还想对鸿儒爷有所表白，我不想我们一家人的形象在鸿儒爷的心目中挪位。鸿儒爷在教他的孙子识字时也把我当作他的孙子一样对待，足以说明伯父和父亲在鸿儒爷心目中的地位，我真的不想对鸿儒爷造成一点点伤害和误会。
青泉叔来到院子下边的一间独屋前，拿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锁，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呆了，只见鸿儒爷盘腿端坐在蒲团上，双手合十，眼闭着，好似参禅一般，对院子里发生的洗劫无动于衷，好像与己无关。原来，青泉叔看见红卫兵沿街走来，害怕鸿儒爷受到伤害，情急之下把鸿儒爷锁进那间独屋，使鸿儒爷的人格威严受到保全。
青泉叔眼里滚下几颗泪珠，叫声：爹，那伙人走了。鸿儒爷微启双眼，看见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擦觉的伤感。我和青泉叔一人扶鸿儒爷一只胳膊，把鸿儒爷搀扶起来，鸿儒爷甩开我俩，走到院子里，好象没有看见院子里还在冒烟的灰烬一样，径直走进堂屋内，坐在椅子上，用衣服袖子擦了擦桌案上的积尘，然后款款地对青泉叔说：叫你媳妇给我烧一壶茶。
我把那本侥幸逃过一劫的线装书从怀里掏出来，双手奉到鸿儒爷的面前。鸿儒爷用眼睛的余光瞥了一眼，说：你拿上。看得出鸿儒爷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几下，终于没说。
那是一本明清版的《资治通鉴》。由于当年我的阅历有限，读那些线装书还有些费解。尽管历史学家对历朝历代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古代哲人严谨的治学精神令我肃然起敬。那本书我只看了一遍，有些内容已经模糊。但是我却把书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因为那是鸿儒爷留给我的纪念。
公元1978年，历史终于翻过了那不堪回首的一页。那时伯父已经作古。突然有一天，青泉叔来到我家，对父亲说，他三哥青海回来了，鸿儒爷特意关照让我们父子俩到他家坐坐。
父亲的脸上显出少有的激动和兴奋。他对青泉叔说，我晚上过来。尽管我们同住一条街，文革后两家很少往来。看得出父亲对鸿儒爷的邀请非常在意，特意到理发馆剃了头，买了一斤点心一瓶西凤酒，换上只有过年才穿的新衣服，天黑时我们父子俩一同来到鸿儒爷家。
鸿儒爷家的老宅院内灯火通明，好像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八十五岁高龄的鸿儒爷站在堂屋外的台阶上亲自欢迎我们，好像我俩是远方归来的贵宾。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看得出那一桌酒宴经过了精心的准备，除过鸿儒爷和他的儿孙，酒桌上的客人只有我们父子俩。鸿儒爷拉父亲在他的身边坐下，青泉叔给每人的酒杯把酒斟满，鸿儒爷非常优雅地举杯相邀，把酒杯搭在嘴上轻泯一口，然后说，大家随量。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推心置腹的表白，相互间也很少劝酒，大家语言都不多，但是看起来非常和谐。宴席散场时鸿儒爷看似不经意地问我：那本书还在吗？我马上回答：我替您完整无损地保管着……
文化禁锢的樊笼被打开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我就不一一表述。我只是想说，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特定的文学作品，现今我们国家的许多文学大师正是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那时，我也尝试着写稿，几年下来，竟然也有几十篇文章被报刊发表。公元1983年，我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整整半年时间，我处于精神半分裂状态。那次灾难断绝了我的文学之路。以后二十多年，我为生活奔波。但是，我没有忘记文学，几乎每一期“小说月报”我都会完整阅读，我仍然幻想着在文学的殿堂里，点亮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公元1994年，一百零一岁高龄的鸿儒爷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当年80岁的大儿子青江和76岁的二儿子青山特意从台湾赶回家为老父亲守灵。老人入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鸿儒爷的脑袋上枕着一本线装书……老人的灵轿后边排了一里路长的送葬人群，老人下葬时天上下着蒙蒙细雨……
随着电视、手机和电脑的普及，文学创作逐渐进入荒漠时期（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可能有失偏颇）。虽然各种刊物不断出现，但是很少能读到令人精神一振的佳作，有些网络作家每天推出一万字的文章，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凶杀和性爱。几乎没有一个作者像曹雪芹那样有“披星十載、增删五次”的决心。我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女放学后回到家里，给奶奶绘声绘色地朗诵她新学的唐诗：“床前明月光，李白睡得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壶二锅头”……。有时到书摊前转转，一套四大名著只卖三十元钱。前些日子到大雁塔游玩，北广场西边有一家“两元书店”，一本砖头厚的书籍只卖两元钱。在物价数十倍上涨的今天，惟有书贬值。电视剧越编越长，却很少有人能从头到尾看完，即使看完了也很快忘记，几乎没有一部电视剧能给人留下永久的记忆。前一个时期我把我费尽周折自费出版的一部小说送给友人，人家只是礼貌地翻翻，看得出那个“谢”字也说得勉强。我陷入深深的疑惑：文学的路在那里？该不是我一生趋之若鹜的文学已经日暮西沉？
壬辰年仲春于洛川寒窑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