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兖（1幻3-1853年)，字岱云，湖南茶陵县人，进士出身。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因病身亡，其母刘氏含辛茹苦，想方设法送他上学。到了冬天，家中没有充足的御寒之物，“惟二衾：一实以棉，一单衾耳”。他的母亲不忍儿子衣着单薄而引人耻笑，“强以棉衾予太守，而自以单衾拥二幼子”。陈源兖很懂事，“不忍母寒而己独温，则虚衾而终不御”。家境这样困窘，但其母百般忍耐，始终没有让陈源兖失学。而陈氏生长在这种贫寒的家庭，自幼养成了一种刻苦自励的精神，学习异常勤奋，在科途上一帆风顺，相继中秀才、举人，会试中进士、点翰林。然而，在陈源兖于1845年出任江西吉安太守之时，家中仍然贫病相加，其妻去世后“求桕衣无一完者”。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常常告诉父母及弟弟们，陈源兖这位同年在京城欠债比一般人都多。与出身贫寒有关，陈源兖不仅自奉俭约，特别刻苦勤奋，而且待人诚恳，人品极好。
早在1838年会试京城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就与陈源兖这位同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检诸曾国藩日记及家书，自1840至1845年之初，他与陈源兖几乎无日没有来往。他们两人尽情畅谈古今天下大事，学问、人生等诸多问题无一不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两人相互帮助，坦诚相见，决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据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着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说“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说“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曾国藩从内心感到这位同年好友所指出的他三个方面的缺点可谓一语中的，“皆药石也”。“直哉，岱云克敦友谊”。
八苦命太守陈源兖
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能刻苦自励；他在进士同年中与曾国藩交情最深。
的朋友不可多得。当然，曾国藩对陈源兖也是真心相与如亲兄弟一样。陈源兖在1843年的时候大病一场，曾国藩几乎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院“是曰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为之操办丧事一切。后来又曾为陈氏撰写墓志铭、为其母撰写生日宴集宾僚诗序等充满情意的文章。曾国藩对于陈源兖的不足之处也是直言提出批评。陈源兖有时心地高傲，言行不周，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一针见血地予以指出：“见人随时须养气，好留为他曰相见地也”。你的母亲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送了奠帐之类礼物，一般人都得到你的回谢，但“阁下于雷鹤皋处独无谢书，想渠于公幛称谓略傲然。此等处最不要紧，必须消融净尽，乃可为入德之方，亦即养生之道也。至要至要，务求三思”。陈源兖有时脾气不好，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往往影响到为官处事。对此，曾国藩在去信中提出了严厉批评：“前面与岱云谈时，曾称尊嫂为陈氏功臣。近闻又夺还铁券一次，吾不信也。果尔则国藩临别曾嘱老岱惩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后，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亮不见罪。”两人间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得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的生活异常充实愉快。因而，当陈源兖于1845年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便感到生活好像缺少点什么。在惆怅之余，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并因“离合之故，则别系以诗”，勉励陈“丈夫要努力，无为苦惆怅”。当他接到陈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之情无法言表，深深恋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但人世间悲欢离合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曾国藩唯有勉励好友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为官。
大约在1847年，陈源兖与曾国藩之间在至交好友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陈的母亲刘氏托郭嵩焘转告曾国藩，“欲联姻寒门”。曾即向自己的父母做了汇报请示：“次女对陈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后来，因陈母去世，不便提儿女婚嫁之事。到了次年秋天，曾国藩致信陈源兖，表示等到陈服丧期满后，“再行纳采可也”余。1849年春，曾、陈两家联姻之事正式确定下来。曾国藩在家书中对父母明确表示：“二孙女对岱云之次子，亦不改移。”
他有贤妻，却不能白头偕老；他放外官虽早，却生不逢时，最终杀身成仁以遂其志。
陈源兖从小身体虚弱，中进士，点翰林，做官京城之后，仍然刻苦用功，以致劳累过度在1843年大病一场，并达三个月之久。其夫人易氏细心守护，“衣不解带者四十余日”，凡可以想的办法都用过了，却总不见效。同时，易氏又为丈夫祈求神灵保护，也不起作用。于是，她竟“割臂和药以进”，陈源兖的病居然慢慢好了于。对此，不仅陈源兖本人终身难忘，就连曾国藩等朋友也为之感动不已。然而，陈源兖的病虽然好了，其夫人易氏却因劳累气急相加而病倒，至次年生次子陈远济，“子生弥月而安人卒”。乡人表彰易安人事迹，由地方官转达于礼部，“礼官章上，不数日，而陈君有吉安之命”。这就是说，陈源兖于1845年奉旨赴任江西吉安太守之职，与他的夫人易氏的贤惠事迹得到旌表有关。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里，放外官比做京官好处多。陈源兖在吉安府任之后，又调广信知府，运命不谓不佳。因此，曾国藩在书信中提醒他，绝对不要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嫉恨：“岱老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事实上，你陈源兖“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对此不可不引起注意。
1847年夏，陈源兖之母去世，陈按例回籍守制三年期满之后，“简放安徽遗缺知府，补池州”愚。大约在1853年初春，池州城被太平军攻占，书生气息浓厚的陈源兖竟然因不及时向上司禀报失守缘由，从而被人纠参。曾国藩在书信中批评他说：“贼匪经过后，何以不于三日内禀报，而待一月内外始行禀出？实为疏漫。现在获咎轻重，应已奉有明文，惜此间不得遽见。”他深深为陈源兖的前途担忧：“念我亲家，虽幸得存活，亦恐无复生涯。天之位置善人，固将有意困之，不穷至无所复之而不止耶？”舆其实，陈源兖兵败池州，并非他督战不力，而在于太平军势力正处于鼎盛时期，原有的清朝八旗、绿营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临时组织起来的地方练勇更是无济于事。问题在于陈源兖缺乏做官的经验，吃了败仗却不及时向上峰禀报其具体经过及申述失败的理由，正如曾国藩所批评的“实为疏漫”。社会太平时期做外官比京官优越，但在天下大乱之际做京官就比做外官保险得多。陈源兖生不逢时，在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处于高涨时期做知府一类的中小官吏，实在是吉凶难预料，前途多艰险，随时都有丢官、丧命的可能。
太平天国自1853年3月定都南京之后，相继出兵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1853年5月自扬州、浦口北上，后经安徽、河南，渡黄河，目标直指北京；西征军由胡以晃、赖汉英等率领，同时溯江而上，先后克安庆、九江、汉阳、庐州（今安徽合肥)、武昌等地，目标是为了牵掣清军中南和西南大后方。此前陈源兖所属池州失守，就是太平军北伐、西征兵力所达的结果。是年秋，清廷为了全力保住安徽重镇庐州，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并由湖南率兵驰赴庐州。由于太平军部署周密，势力强大，自南京出兵之后相继攻占苏皖交界之地，并拟由桐城猛扑庐州。江忠源立即筹划庐州防守事宜，纷纷调兵遣将，准备同太平军决一死战，召陈源兖前往庐州曾协助一切。是年12月中旬，曾国藩自湖南专差送信给陈源兖，首先对陈的处国境表示同情：“贼氛蹂躏数千里，残破郡县以百计，而吾亲家屡膺斯厄。计国自癸卯至今十年，吾亲家未尝得一日之欢娱，中间仅广信养志半年，差为顺藩境。”紧接着，曾国藩告知陈源兖，江忠源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希望他能“渡家江与之相见，痛陈身世之遭、生民之苦”。然而，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太家平军全力猛攻庐州城，虽经江忠源、陈源兖等死命防堵，后又有陕甘总督舒族兴阿率兵1.5万人来援，也无法挽回失败之局。1854年1月，庐州城终于被太令平军攻占。先是，江忠源督战于庐州西城，陈源兖自东城驰救，但江已自杀身亡。陈见全军覆灭，大局无可挽回，于是从容自尽成仁，带着满腔怨悔、悲哀之情奔赴黄泉之路。
早在1844年陈源兖的妻子易氏病逝之后，曾国藩就为其幼子陈远济雇请了一个乳妈，并留其吃住在他家中达数年之久。陈源兖“杀身成仁”后，曾国藩更把这位未来的女婿视为亲儿子，在学业和生活等方面予以多方关照，并于1862年3月托付曾国潢主持操办曾纪耀与陈远济的婚礼，以慰至友陈源兖于九泉之下。
【附录】
“发愤着书”
他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曾国荃联姻，后来他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李元度（1821-1887年)，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湖南平江县人，举人出身。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寒，但自幼刻苦自励，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才学已为世人所钦仰。1850年，李元度以幕僚身份随张振之到达清朝陪都奉天（即沈阳）。在这里，他有机会遍览历代皇朝典籍，对历史和现实的许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据郭嵩焘在《李次青六十寿考》一文中说：李元度“从张振之府丞莅奉天，揽边关形胜，陪都锁钥之重。以关东天下根本，朴厚纯古，蓄积至深，而东南民气凋敝，悍健椎里为奸，乱机数动，慨然怀澄清天下之恩。”淤1853年1月，曾国藩奉命赴长沙出任湖南团练大臣时，李元度趁机化名罗江布衣，上书大谈特谈兵略战守机宜。曾国藩在读过这封洋洋数千言的上书后，对上书人的见识和才学钦佩不已，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上书人李元度，希望他留军幕参与其事。可是，李元度借口回平江老家安顿家人后再来，但直至是年10月路过长沙也未去拜晤曾国藩。曾国藩求才若渴，在1854年1月上旬给李元度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希望李应约出山相助。在此信中，曾国藩告知李元度：自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湖南局势发生急变，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更为可虑的是，江西、安徽的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朝廷已颁旨速率湘军前往援助。在这“艰难呼吸之际”，我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有什么理由不赴汤蹈火呢？“唯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希望有更多的能人鼎力相助，相信在我需人相助之际，你李元度‘‘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然而，此时李元度已到郴州谋事去了。所以，当他不久接到李的来信，得知10月间李将过衡州的消息后，于是年2月下旬便复函李元度，恳请“即曰束装来衡，商一切”。即使“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筹至言，无任翘企”淤。
经曾国藩三番五次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下定决心于一个月后带所部兵勇从郴州飞速赶到衡州，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谋士。
是年4月，李元度随曾国藩出兵湘北，因调度无方，兵败靖港。曾国藩羞愧交加，欲投水自杀，幸有李元度与章寿麟等救起才免于一死。李开导曾，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因一时的败绩而失去立功建业的远大抱负，让曾国藩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舞。这样，曾国藩在经历了十天的心神不安后，上奏朝廷请求治罪，不久得谕旨：“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值得注意的是，“即行革职”的处分，表明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务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他专折上奏的权力被剥夺了。这是朝廷对曾国藩的最重惩罚，也是令曾国藩甚为伤心的事情。因为，失去专折上奏的权力，意味着亲近朝廷的路子被阻断。作为曾国藩亲信幕僚的李元度，深知个中利害所在，自作主张拟订了一份为曾国藩力争“专折上奏”的疏章，然后送呈曾氏征求意见。曾国藩深知此举事关重大，弄不好将引来杀身之祸，从而犹豫不决。李元度反复劝导曾：假如不争得此项权利，他人随意议论甚或恶意中伤，到时皇上轻信流言，你曾国藩又无权力加以辩白，后果将不堪设想。曾国藩则说出自己的苦衷：此事利害所在我并非不懂，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于朝廷。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做愤然不欲之官更是难上加难。李元度当即表示愿以性命担当一切后果，曾国藩在感动之余同意试试看。随后，李元度参考曾国藩的意见，将原稿反复斟酌修改，以“单衔专折奏事”为题，突出军情变化万端，“必须随时奏报”的主旨，密封专送朝廷。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没有对此折奏表示反感，反而破格予以允准。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超人胆识和才学更加钦佩不已，对李元度的信任程度也越来越深，与李元度同吃、同住，无话不谈，关系亲密无间。而通过这件事，李元度则由曾国藩保奏为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正式步入从政为官的行列。
1854年6月，曾国藩率整顿后的两万余湘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至年底这半年时间，先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回岳州、武昌、田家镇、广济、黄梅等要地。然而，曾国藩求胜心切，指挥湘军水师一百二十多艘轻便战船贸然驶进鄱阳湖内，结果溃不成军。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截断为外江和内湖两个部分，曾国藩的座船及文案等均成为太平军战利品。在羞愧之余，曾国藩再次投水欲自尽。李元度在情急之中，拼死力将曾救起，送入罗泽南大营，且与幕友一起做曾国藩的思想工作。于是，曾国藩强打精神，在李元度、罗泽南等人的护送下移大营于南昌附近南康城。此时，曾国藩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有些幕。
密折专用匣清
僚纷纷离他而去，朝野对他议论颇多。当然，留下来的幕僚都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曾国藩将大家请到一起重点分析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失败的原因，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尽快扭转不利局势。鉴于李元度的才识和两人的深厚友谊，曾国藩点名让李首先发表意见。李元度认为，三次兵败不在于曾国藩不知兵，而在于轻敌，不做认真准备。曾国藩经过认真反思之后，觉得李元度的分析很有道理，认为李熟读兵书且能注意与军事实践相结合，人才诚为难得。随后，李元度返回湖南募建平江勇一军回援江西，与各路湘军共解曾国藩南昌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