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8月，李元度奉命领兵七千人防守江西玉山，因功加按察使衔。1860年9月，李元度奉曾国藩之命防守徽州（今安徽歙县)，为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克，因而被革职拿问。后又以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调，回原籍募勇八千人援浙，号称“安越军”，由平江、通城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至瑞州（今江西高安)，从而起复原官，加布政使衔。1861年10月，李元度领兵入浙，与左宗棠部击败李世贤部太平军于江山、常山，授浙江盐运使，升按察使。不久，因遭曾国藩弹劾，奉旨发往军台效力。后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才免于遣戍，放归乡里。三年后，因贵州发生苗民、教军、号军起义，李元度被起复原官，于1866年4月率新募平江勇两千人，随各路清军开入贵州。两年间，先后攻陷苗、号军村寨九百余座，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开缺回籍。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应彭玉麟之邀，李元度随赴广东办理防务，其建议多被彭采用。次年7月补贵州按察使，奏陈筹防筹饷之策：建议改江南漕运为折色；仿洋法修筑炮台；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以防曰、法等国侵入；将湖北、广东、云南等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裁撤；在国外华侨寄居之地，设立公使或领事之职等。
从上述可见，李元度宦海沉浮、职位升降多变，既反映了他是一位有争议的，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又体现出他确是一位有才识的难得的人才。曾国藩虽然对李元度身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多次予以指出，甚至严奏其官职，如在1861年李元度兵败徽州之后上奏朝廷，建议对李予以严惩，不留半点情面。但曾国藩主要感到李元度不是带兵打仗的人，文人习气颇重，而不是对李人品的厌恶。他在家书中，在给他人的书信中反复谈到了这一点：如“次青以不能战守，身败名裂”曰“次青终非将才，诚如公论”；次青“惟带兵实无所长”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到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不能说明曾对李的全面评价。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上时常感到内疚，并现出难言之苦衷，想方设法予之补救。他对李氏的人品、李氏的才华、与李氏的情同手足的关系，也在家书中、在给他人的书信中多次谈及。他对曾国荃等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曾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国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次青之国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藩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家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家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族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等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也深表愧对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俞曰“仆自甲子以来，尝悔昔年参劾次青为太过，又以剿捻无功，引为愧憾。今大功出于少帅，而次青光复旧物，箧有传书。曩曰同袍不至菀枯悬殊，似鄙人两端愧悔，渐可以少减矣”逾等等。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曾国藩对李元度这位忘年至交的愧对、钦仰之情。
正因为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具有上述这种深厚的情谊基础，所以曾国藩想到联姻的必要。1858年4月，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表示：“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两家儿女无相当者，将来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与之订婚。兄信已许之矣。”再过一个月曾国藩又告知曾国荃：“余前与次青约请两家订为婚姻，以申永好。渠二子皆已定聘，余许以渠若于三年之内续生男子，即以弟本年生女许之。”后来由于曾国荃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但在曾国藩病逝数年之后，可能是因为他在世时已同李元度相约为姻亲的缘故，曾纪泽的抚子、曾纪鸿的第四个儿子曾广铨却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百年之好，至此才圆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梦。
他嗜学成癖，着述甚丰，所着《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被曾国藩称7颂为“巨制”至今仍有其学术参考价值。
李元度虽未走向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中了举人以后就从政做官，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治学这一条道路。在军书傍午、戎马倥偬之际，他也是痴心不改。这可能就是他精力分散，带兵打仗老成败绩的一个原因。正如曾国藩指出：“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然而，李元度不为自身荣辱、处境难易所影响。执着于追求学问，终于学有所成，生平着有《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天岳山馆诗集》十二卷、《四书广义》六十四卷、《国朝彤史略》十卷、《名贤遗事录》两卷、《南岳志》二十六卷及主纂同治《平江县志》等。面对这一系列着述，人们不得不对李元度刮目相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曾国藩也在奏折中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尤其是对于李元度所着《国朝先正事略》一书，曾国藩从内心钦佩不已，反复加以推崇。他对郭嵩焘说：“次青被蜀帅所劾，闻已引疾谢事，不知果还长沙否？渠所着《国朝先正事略》，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于对许振祎说：“顷得渠函，寄所着叶先正事略曳索序，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盂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一文中称赞道：“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着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
李元度所着叶国朝先正事略曳一书初刻于1866年，计六十卷，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大类，为清朝同治以前的清代人物一千一百零八人立传。据李氏本人在读书自序中申明他着书的目的是：清朝开国“二百余年，名卿巨儒、鸿达魁垒之士，应运而起者，不可殚数，其评谟政绩，具在国史，类非草野之士所能窥，而其遗闻铁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见于诸家文集中，特未有荟萃成书，以备掌故，而为征文考献之助者耳”。淤所以，他要撰写此书。紧接着，他又在自序中交代其写作经过说：“每空山月上，一灯荧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臣公才人节士联挖掎裳，亲承其謦欸，而上下其议论也；如临泰、华、嵩、衡，黄河瀚海之高深，莫测其颠委也；如罗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几案，莫敢逼视也。……今元度放废归田，得网罗散失以成此编，可谓极尚友之乐矣。”从学术的角度说，该书取材范围广泛，记叙征引详尽，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资料。该书体裁也有独特之处：一是叙述当代事迹，与一般史书体例不一样，“即专主扬善”，“所录皆粹然纯诣”；二是对清代名儒“不分门户，渊源所在，各以类从”，没有任何学术偏见；三是每篇中对被立传者的着述大都详列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之捜讨”。该书已由岳麓书社于1991年重版。易孟醇在整理后记中指出：“《国朝先正事略》在综合性的清人物传记的建设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承先启后的作用。它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清史的一部重要着作。”应当说，这个评价是较为中肯的。这是因为，在曾国藩的诸多幕僚和湘军将领中，李元度、郭嵩焘、刘蓉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均是曾国藩的好友姻亲，满腹经纶，善于为他人出谋划策，但具体从政治军并不内行，处世行事往往具有超前意识或独特个性，故很难胜任专事一方之大员，即不具备统帅之才、当官之才。他们均对学术研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执着追求，痴心不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均是坎坷多舛，充满艰难险阻。他们多次受到贬官革职的处分，但在罢职归乡后忘却一切烦恼忧愁，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均有突出成就。相对于郭嵩焘、刘蓉而言，李元度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跟随曾国藩的时间最长，充当幕僚最久，从而对曾氏生平行谊了解最深，受其影响更大。“文正公学行武功，震耀一时。君从事最久，受知亦最深，规模气象，仿佛近之，亦惟其文之足自显着以扬于无穷也。”进而，因李元度的官职不大、地位不高，使得能在罢官归乡后更容易以平常心态专心致志做学问：“君独以栖迟林麓；奉亲着书，极孝友文章之乐，为诸公所不能逮。”正因为如此，人们并未因李元度在“事功”方面的不足而小看他，相反对他的着述之才、学术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夫君既善以自处，而天所以待之者又甚厚无穷，则其所以流传今之人，固不仅在区区事功之末也已。”
他生长于官宦之家，自幼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愤而从父兄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敌。
李鹤章（1825-1状0年）字仙济，号继泉、季荃，别号浮槎山人。安徽合肥县人。他生长在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李文安是曾国藩的1838年进士同年，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从此，一向以“力田以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李鹤章有两个哥哥：大哥李瀚章于1849年获得拔贡生，是曾国藩的门生。因其成绩优异入京参加朝考得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先为永定知县，不久调益阳，改善化（今长沙)。1852年底，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在湖南倡办团练，不久李瀚章即投身曾国藩幕府，掌管粮台，很受赏识，累官至湖广、两广等总督。二哥李鸿章1847年中进士，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以开展洋务运动显名于世，历任巡抚、总督、大学士等要职，出将入相，职尊位显，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个重心人物。李鹤章还有三个弟弟：大弟李蕴章，在十二岁的时候患了眼疾，不得不放弃通过科举做官的打算，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秉承李家祖训“公直、和睦、勤俭”六字经，为李氏兄弟免除了内顾之优。二弟李凤章，二十岁时应试不售，其后帮助父兄举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局做过事，终身没有做过官，但对做生意很精通，是兄弟诸人中的首富。三弟李昭庆，捐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随李鸿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因功官至记名盐运使。李鹤章生长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淤，在1853年间随其父兄加入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
他的命运随后来又成了曾纪泽的儿女亲家。
1853年3月，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临行，他上奏请准李鸿章父子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于是，李鹤章随父兄开始了一种以军旅为职业的政治生涯。是年5月，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从江苏扬州首先进入安徽境内，一路斩关夺隘，直逼凤阳。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端硬着头皮做出军事部署，本部兵力分为三路，李鹤章随其兄李鸿章会合户部主事王正谊部进援凤阳。然而，就在这时太平军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凤阳城。紧接着，太平天国西征军又据安庆军事重镇作为大本营。为阻止太平军北上夺取庐州，李鹤章随李鸿章率团勇驻防运漕和东关，但清军无法抵挡住太平军的强大攻势，节节败却，庐州终于1854年1月失守。为了尽快收复庐州，清廷任命福济为安徽巡抚，李鹤章又随李鸿章投奔福济幕下，于1855年2月率兵向含山进发，并于8月进逼庐州。由于驰援庐州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因湖北战事紧迫，不得不回师援鄂，所以李鹤章随李鸿章率部与福济、和春等部紧密配合，于是年11月占据庐州。由于这次胜利，李鸿章因功升为道员，李鹤章也升为同州。
1856年4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和江北大营，乘胜对安徽省境展开了强大的军事攻势，清军一触即溃。李鹤章随李鸿章东奔西走，毫无建树。1858年8月庐州被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占，并将李鹤章兄弟的祖宅“焚毁一空”，迫使李鹤章随其兄李鸿章带着母亲和妻儿逃居江苏镇江，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次年1月，李鹤章随李鸿章投奔到曾国藩幕府。1861年，李鹤章随同湘军作战，攻占芜湖，夺取安庆。曾国藩为之奏请军功，正式升为知县，并赏戴花翎。
1862年初，李鸿章奉命将所募淮军开往上海，李鹤章由此开始独当一面与太平军为敌。他先后在上海北新泾、四江口等处，多次与太平军激战，并招降常熟太平军将领钱森仁，从而被赏以知州，赐四品衔。1863年5月，李鹤章与程学启密切配合，率所部攻占太仓。是年6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兵分南北中三路，“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李鹤章与刘铭传部为北路主力，由常熟进击江阴、无锡。7月，切断苏州与杭州的陆路他出生于“耕读”世家，早年对经世致用之学用功特勤，被林则徐称誉于“绝世奇才”。
般人只知道左宗棠与曾国藩有矛盾，是）家，左宗棠与曾国藩是公事之争，是国事之事，是君子之争。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时作的一副挽联曰院“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淤短短三十余字，道出了左、曾二人关系之实质所在。正因为如此，左、曾二人在世时之真挚友情，在左宗棠的孙子左念贻与曾国荃的孙女、曾纪官的次女喜结姻缘的事实中得到了延伸。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曾祖父左逢圣，县学生员，以孝义着称乡里。祖父左人锦，国子监生，以教书为业。父亲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膳生渊公费生），家中虽有田数亩，年收租谷四十八担，但因人口众多，只得长年在长沙等地当塾师，以求“修晡”之资来弥补家人生活所需。由此可见，左宗棠出生于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耕读之家。正因为如此，耕读家风促使左宗棠一方面读书刻苦用功，锐意科业；另一方面，使他能注重经世致用，务求实效。1832年，左宗棠考中举通道，于9月攻占江阴，李鹤章因功升为知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品黄堂。是年底，李鹤章与淮军、湘军各路联合攻占苏州，李鹤章又以记名道员简放。1864年5月，李鹤章与刘铭传部攻占常州，因功升甘肃甘凉道。经过十余年的拼杀，李鹤章获得了科举考试所不能达到的政治目的，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可能是由于曾国藩是李文安的进士同年，李瀚章、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了儿女亲家，他的第四个儿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延续着李、曾两家的亲密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