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以其忠勇奋发之气为清廷卖命捐躯之前，清政府已有旨命他会办安徽军务，准备利用这位独当一面的干将为其开创皖鄂军事新局面，所以当咸丰皇帝得知李氏战死三河镇的消息之后，立即颁旨表示哀悼：“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湘军统帅曾国藩则为痛失爱将感叹不已，于1859年2月上《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折》，历数其生平行谊，认为可资效法者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为人稳重果断。“默然深藏，初不预作激烈自许之言。然忠果之色，见于眉间。远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节之不苟”。二是自奉清廉，救他人之所急。“李续宾统营既多，历年已久，节省盈余及廉俸至数万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备军中非常之需”，且“皆量力济人，不忍他军饥而己军独饱”。三是治军有方，能顾全大局。李续宾对兵勇的特点了解颇深，“故用兵以和为贵，用勇以严为贵。……驭下极宽，终年不见愠色。而弁勇有罪，往往挥涕而手刃之”。“至于临阵之际，专以救败为务，以顾全大局为先”。“江楚诸军，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李续宾”。鉴于此，曾国藩建议朝廷允准李续宾“跻中兴福将之列”。最后，他一再声明：“臣与李续宾同县姻戚，不敢饰辞溢美，亦不敢没其忠勋，谨就夙昔所知，渎陈宸听。”随后，曾国藩还亲自撰写《李忠武公神道碑铭》，尽情嘉奖李续宾的功业与品学，以示对这位手下爱将、姻亲、至交的钦敬之情。曾氏认为：“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也就是说，罗泽南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而发扬光大者则是他的弟子李续宾。进而，曾国藩在铭文中既对李续宾与罗泽南的师生关系做了阐述，又对李续宾给予他的帮助做了充分肯定：“罗公讲学，远绍洛闽；公分其绪，抠衣恂恂。出而御寇。择良而予，出以至诚。四分五剖，精锐星散；自携部曲，疲羸居半。损己济物，近古无伦。终焉师熠，以仁损身。”其大意是：罗泽南讲学乡里，继承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李续宾理解、领会他的思想学说，做到了小心谨慎、循序而进。其外在表现为带兵打仗，南北转战，历尽艰辛；其内在的表现为探寻合适的治世、救世的途径和方法，加强自身修养而去求得对别人友爱、同情的情操和才能。……在我曾国藩最艰难的时刻，是李续宾遣将分兵赴援江西鼎力帮助我平定天下之大业。李续宾真正做到了将精良之兵给予他人，这出自于对他人的至诚之心。而自己的势力从此四分五裂，精锐尽失，所部兵力，老弱病残者居半。这种以损失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人的精神，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从而，李续宾最终寡不敌众而全军覆灭，以身殉职，实现了学问与事功的完满结合。应当说，曾国藩对李续宾的这种评价是比较中肯而符合事实依据的。
六乡村宿儒朱蓂
他与曾国藩早年订交问学，又是曾国藩的几个弟弟的老师，两人情谊深厚，相交达四十年之久。
朱蓂（1804-1872年)，字尧阶，湖南湘乡县杏子铺（今双峰县）人，补博士弟子员出身。他少时喜读书，记性特好，其父朱玉声做生意亏本，想让他辍学从农。但他立志坚持继续求学，“遍乞亲邻上言，愿业儒”。得到父亲的允准后，更加刻苦自励，二十岁时考上县学生员，随后游学湘乡县城及长沙等地。1830年时，与曾国藩、罗泽南布衣订交成为好朋友。他一边继续学业，一面设馆教授生徒。曾国藩的几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和曾纪泽、曾纪鸿以及刘蓉等，都曾先后当过他的学生。
朱蓂的家境后因其父善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而曾国藩家由于人口众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蓂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此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检诸曾国藩早年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自1839至1841年这段时间里，朱蓂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蓂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朱蓂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每闻九舍弟道及去年在馆诱掖之勤，督责之宽，属望之切，沆靡之洽，薄物细故，至纤至悉之曲折深厚，真令人衔感次骨，酬谢鄙忱，万言难殚。”紧接着，曾国藩深切寄望于朱蓂好好读书做人：“益望读书守己，敦朴诚，去机械，毋图小得，毋怀赊望，知足知止，苟合苟完。”也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蓂之父撰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他首先阐明写这篇寿序的理由，是因为他与朱蓂是至交好友：“余与朱尧阶以道光十年论交于长沙，当时相见恨晚。”处于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要写这篇寿序，“以慰吾尧阶，以勖吾尧阶也”。最后，他充分肯定与朱蓂“相友以心，相砭以道义”之后，各自业有所成，但又为不能在自己父母身边尽孝而感到遗憾：“今尧阶幸得啜菽饮水，承欢膝下；而余一官匏系，既不能拾遗补阙，有丝毫裨益于时，又不能归侍晨昏，又不得奉板舆以迎养。余自是有羁旅之感矣。”他殷情希望好友朱尧阶继卖努力，“佩瑛管，调滑甘，爱光阴如拱璧”，取得更大功名来取悦于双亲，以尽孝友之心。
朱蓂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两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着一种淳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3月，朱蓂六十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界尺等物祝之。”1871年时，适逢曾国藩六十大寿，朱蓂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他：“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廊庙山林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次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南京，朱蓂亦衰病于床笫间，他扶病撰写挽联一副：“天下中兴，万古钦相侯负荷；海隅未靖，一门有子弟担当。”半年之后，朱蓂也与世长辞了。
朱蓂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维持了四十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两人结为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左右，曾国漠的抚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蓂次女的亲事，由曾国藩做主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蓂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在曾国藩练兵衡州之时，以姻亲好友的双重身份尽力予以帮助；他虽淡泊仕途，但地方事务却有参言之权。
1854年初，曾国藩练湘军水师于衡州，在购置船只、招募水勇方面首先求助于朱蓂。在是年10月底，曾国藩去信朱蓂说：太平军在攻破田家镇之后又围武昌，长沙形势也十分危急。“弟意欲设法与之水战”，所造木排，所用舵工、桨手，都想由湘乡人来充当。从而拜托朱蓂为之“雇募水手三四百，须择其来历可靠、胆气略大者，资送来衡”。并反复嘱吩，“事在万急之际，务望老兄赶紧尽力”。是年12月，曾国藩又托朱蓂代为购雇船只。他首先对朱蓂提出的“船自买船，水手自招水手”，两者分别进行的意见表示赞同。但特别叮嘱朱蓂，买船应当考虑到战船与民船的区别：“战船须买钓钩子之类”，将来可以进行改造，装上大炮，配备水勇。“民船装载百货，仍做买卖，……但助声势之舟也”。这类民船，不需购买，只要“雇之以偕行”就可以了。次年1月，曾国藩去信给朱蓂，请他在继续买船、雇水手的同时，在湘潭等地办理捐输，筹集资金：“请阁下即在湘潭劝捐，收到钱文者，写一信，专人来衡请发实收。”是年2月，曾国藩又去信给在湘潭督办战船和捐输事宜的朱蓂，请他物色统辖湘军水师辎重船舰的人员。随后，又请朱氏雇募水师及船只，并“求催其飞速来衡”。当时，褚汝航、夏銮等与朱蓂一起在湘潭招募湘军水师。曾国藩相继去信给朱蓂请他多方出力协助，迅速练成四个营。“褚、夏善教水战，而恐不能驭服湘乡之水手；二胡熟习湘乡之水手，而恐于水战事太生。彼此互相为用，皆仗尧翁从中调停，以成大功”。朱蓂未负曾国藩重望，全力予以支持，终于促成在湘潭募练水师四个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统领，合并衡州所练六营，共计湘军水师十营，于1855年2月下旬会师湘潭，然后进军湘北。朱蓂因之有功，由曾国藩保选为训导。与此同时，朱蓂应曾国藩之托，在湘乡县城筹建湘军昭忠祠和东皋书院，因功加盐提举衔。但朱蓂无意于仕途。曾国藩在后来多次请他出外做官，都被他婉辞拒绝，仍在乡间设馆授徒，并取室号为“淡禄堂”，由曾国藩题写匾额，昔日学生曾国荃为其撰写跋文，一时传为佳话。
朱蓂虽未跻进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但他学识全面，精研经史，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之学，无不知晓；工诗，尤善骈文、联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乡村宿儒。他虽没有做官，但地方上的事务却有发言之权，而且为人正直，不畏权贵，不善逢迎官府，在湘乡一带很有威望。据《大唐朱氏四修族谱》记载说，朱蓂的正直敢言，就连亲家曾国潢也不得不让他三分：“自江南既平，散兵多聚为匪，结党放飘，杀人越货，所谓哥老会者所在皆有，人心浮动，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大府檄邑绅练团清匪，三里团防局自此始。曾公国潢奉令总中里团防事宜，惩治盗匪得就地正法。乡愚被胁入会者不免株连，而仰承意旨误人入罪，时有所闻。惟公正直敢言，多所匡救，活人无算。”分清主从，杜防滥杀无辜，这是为官处事者应具的素质。朱蓂一介书生却具有了这种素质，这不仅体现出他正直敢言的性格，而且反映了他的学识和人品。
蕲水县人。进士出身。他比曾国藩小两岁，同为1838年会试进士。在封建社会里，一般读书人都很讲究科考同年的关系，所以郭沛霖称曾国藩为仁兄，曾国藩则称郭沛霖为贤弟。1843年殿试之后，曾国藩列二等第一名，郭沛霖则列二等第三名，随后两人同在翰林院做官，彼此交往甚为密切。
郭沛霖生长于诗书之家，其兄郭用宾是1832年进士。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书信中赞赏郭家“家教勤俭可风”，因此当郭沛霖提出把自己的次女聘对曾纪鸿为妻的要求之后，曾国藩立即写信给父母征求意见。他自己对这门亲事明确表态说：“与之结婚，男甚愿之”。当然，为了尊重父母大人的意见，他请父母“下次信来，伏祈示知”。当时，曾纪鸿只一岁，郭家之女已两岁。过了整整一年，曾国藩又写信给父母表示对这门亲事已最终拿定主意。尽管两家儿女尚未正式订盟，但“彼此呼亲家，称姻弟，往来亲密，断不改移”。由此可见，郭、曾二人成为儿女亲家的主要思想基础在于他们彼此之间同年中试加朋友的深厚情谊。1859年郭沛霖去世之后，曾国藩对未来的儿媳妇郭氏给予了多方关照，并于1865年在两江总督署亲自为之主持婚礼。郭氏嫁到曾家后，还经常得到曾国藩在学业方面的严格指导：“我十九岁结婚，大部头的书，女口《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之下才读的。”郭氏后来成为有名的才女，实则与她的家庭教育和在曾家时得以继续深造的环境和条件分不开。这正反映了郭、曾二人结为儿女亲家的初衷。
他早年治理河务和盐政，政绩颇佳；然用兵实非所长，最终败亡于捻军大刀长矛之下。
郭沛霖少年时即以讲求经国济民之学为己任，做官翰林院时专门钻研河务，对各衙门保送朝廷选用的河工人员，他都设法与之结交，了解到不少有关治河的实际知识。
自古以来，黄河为害甚巨，时至清咸丰初年，黄河失修已久，淤塞严重。郭沛霖奉旨督办河工，经过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治理黄河南段及附近各支流的整体方案。他在1851年曾两次致书曾国藩，请其发表意见。曾国藩在回信中充分肯定：“前者老兄来书，以谓全河关键，在先修山盱之六规，次浚清口之引河，此与弟夙昔鄙见若合符契。”郭沛霖的治河方案虽未完全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但却反映出他注重实际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他于1853年被清廷先后任命为两淮盐运使、淮扬道道员等职务。此时，由于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频繁进行，淮南引盐道路被阻断，郭沛霖奉两江总督怡良之命移驻泰州，全力经划盐销售之事，为解决清军经费的困难筹集到一大笔资金。
1856年，太平军再据扬州，泰州形势危殆，郭沛霖自募兵勇五百人，汇集城中清军和城外乡勇共计两万多人全力设防。并请江苏布政使雷以诚部移防湾头，帮办军务翁同书移防瓦窑铺。三面兵力围攻太平军，复占扬州城。此事表明郭沛霖在军事方面有一定才能，受到清政府的嘉奖。次年，郭又奏办里下河七州县及通州、海州团练，拼死力与太平军为敌。这时，有人建议堵塞淮南八坝以资灌溉，解决当地旱灾的问题。清廷颁旨命桂清等详查酌办，郭沛霖不同意这个建议，转请桂清复奏：“下河七州县众水所归，潦者其常，旱者其偶。”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切实加以考虑。他提醒清廷，应当从剿堵太平军这个大局出发，“留八坝以扼逆贼北窜之路”。他的理由是，1853年和1856年这两年间，官军能够防御太平军势力在淮南地区的全面发展，就在于“各坝足以扼贼”，可“以为设险御防之计”。奏折递上之后，清政府采用了郭沛霖的建议。
1858年9月，太平天国后期主将陈玉成率部相继攻占浦口、天长、仪征等地，继则进军扬州。郭沛霖率部迎战，大败而驻扬州对河仙水镇。随后，得张国梁部支援，夺回扬州。但钦差大臣德兴阿上奏清廷，指控郭沛霖不战先逃之罪，清廷下诏将郭褫职查办。又以郭沛霖以专办扬州善后，与一般兼辖之官不同，应交刑部拟罪。幸亏有胜保、翁同书作保，才调发安徽充定远大营文案。1859年7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汇合捻军张漉部共计数十万人进军定远。清军抵挡不住义军的强大攻势，被逐个击破，郭沛霖率所部与义军八天八夜激战，最终无回天之术，全军覆灭，郭本人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刀下之鬼，结束了他为清王朝卖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