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药食性能概说
第一节四 气 五 味
一、四气
四气，又叫“四性”，是指中药的寒、热、温、凉四种功能药性，这是根据中医寒热理论，反映药物作用于人体后对人体寒热变化的影响。凉次于寒，温为热之轻者，所以寒凉同性，温热同类，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为了进一步区分这种性能的程度，本草书中还使用了大热、大温、微温、大寒、微寒等概念，以表示其更细微的差异。也有不少药物对人体的寒热病理变化没有明显的影响，将此类药物称为平性。因此，药性实有温热、寒凉、平性三大类。
药性的寒热温凉是由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经过反复验证而归纳总结出来的，是从性质上对药物多种医疗作用的高度概括，这与所治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正如《内经》所云：“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能够减轻或消除热证的药物，一般为寒性或凉性甚至微凉，其清热力强者为大寒或寒性，力较弱者为微寒或凉性。如病人表现为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咽喉肿痛、脉洪数，这属于阳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的药性是寒凉的。反之，能够减轻或消除寒证的药物，一般为热性或温性，其祛寒力强者为大热或热性，力次者为温性，再次者为微温。如病人表现为四肢厥冷、面色苍白、脘腹冷痛、脉微欲绝，属于阴寒证，用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附子、肉桂、干姜等药物的药性是温热的。
一般来讲，寒凉药分别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滋阴除蒸、泻热通便、清热利水、清化热痰、清心开窍、凉肝息风等作用；而温热药则分别具有温里散寒、暖肝散结、补火助阳、温阳利水、温经通络、引火归原、回阳救逆等作用。《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神农本草经》谓：“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指出了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具体来说，温热药多用治中寒腹痛、寒疝作痛、阳痿不举、宫冷不孕、阴寒水肿、风寒痹证、血寒经闭、虚阳上越、亡阳虚脱等一系列阴寒证；而寒凉药主要用于实热烦渴、温毒发斑、血热吐衄、火毒疮疡、热结便秘、热淋涩痛、黄疸水肿、痰热喘咳、高热神昏、热极生风等一系列阳热证。总之，寒凉药用治阳盛热证，温热药用治阴盛寒证，这是临床必须遵循的用药原则。反之，如果阴寒证用寒凉药，阳热证用温热药必然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甚至引起死亡。
饮食物同样具有四性，包括水果、蔬菜、粮食、鱼、肉等。普通老百姓都有这方面经验，如夏日酷暑，人感口渴引饮、面红耳赤、心烦不安，而此时吃西瓜能有效缓解这类症状。冬天严寒，人们常觉形寒怕冷、四肢不温、身喜蜷缩、小便清长，而此时吃些羊肉、狗肉，可改善御寒能力。能够减轻或消除热证的食物，一般为寒性或凉性；反之，能够减轻或消除寒证的食物，一般为温性或热性。
二、五味
五味，包括辛、甘、酸、苦、咸等功能药味，最初的本义是口尝或鼻嗅而直接感知的真实滋味或气味，但《黄帝内经》等古代文献又常以“味”代指药食的精微物质。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曰：“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精微物质是药物、食物作用的基础，不同的味，应该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前人很自然地将五味作为一种性能，用以表示药物、食物的某些特点。
味，除辛、甘、酸、苦、咸外，还应有淡、涩两味。但在五味理论形成之初，为了与当时盛行的五行学说相合，只好将“淡”味视为甘味的“余味”，而将“涩”味视为酸味的“变味”。根据中医理论，五味具有阴阳五行的属性。《黄帝内经》云：“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尚书·洪范》谓：“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是对五味属性和作用的最早概括。后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日臻完善。
不同的五味属性，其作用及主治病证各异。分述如下：
1辛能散、能行，即具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一般来讲，解表药、行气药、活血药多具辛味。因此辛味药多用治表证及气血阻滞之证。如苏叶发散风寒、木香行气除胀、川芎活血化瘀等。大多数辛味药以行散为功，也有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药物往往也标上“辛”，亦称辛香之气。这样，辛就不只与味觉，而且与嗅觉有关了。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外来香料、香药不断输入。到了宋代，由于香药盛行，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芳香药物作用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具有芳香气味的辛味药，除有能散、能行的特点之外，还分别具有芳香辟秽、芳香化湿、醒脾开胃、芳香开窍等作用。因此，化湿药、开窍药、温里药及若干祛风湿药，其实也有“行”、“散”的作用特点，一般也标有辛味。
2甘能补、能缓、能和，即具有补虚、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一般来讲，滋养补虚、调和药性及制止疼痛的药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药多用治正气虚弱、身体诸痛及调和药性、中毒解救等几个方面。如人参大补元气，熟地黄滋补精血，饴糖缓急止痛，甘草、蜂蜜调和药性并解药食中毒等。消食和中的麦芽、山楂等也常标以甘味。
3酸与涩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精缩尿、固崩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酸味药食多用于治体虚多汗、肺虚久咳、久泻肠滑、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带不止等证。如五味子固表止汗、乌梅敛肺止咳、五倍子涩肠止泻、山茱萸涩精止遗以及赤石脂固崩止带等。涩味药食多用治虚汗、泄泻、尿频、遗精、滑精、出血等，如莲子固精止带，禹余粮涩肠止泻，乌曲骨收涩止血等。另外，有些酸味药食还能生津止渴，与甘味配合而化阴，但涩味则无此效。果类的李、柿、梅就具有敛肺、涩肠、生津等作用。
4苦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能坚，即坚阴，或称“苦味坚阴”，是指苦寒药食通过其清热作用来消除热邪，从而利于阴液的保存，习惯将知母、黄柏治疗肾阴亏虚、相火亢旺叫坚阴。一般来讲，清热泻火、下气平喘、降逆止呕、通利大便、清热燥湿、苦温燥湿、泻火存阴的药物多具有苦味。苦味药多用治热证、火证、喘咳、呕恶、便秘、湿证、阴虚火旺等证。如黄芩、栀子清热泻火，杏仁、葶苈子降气平喘，半夏、陈皮降逆止呕，大黄、枳实泻热通便，龙胆草、黄连清热燥湿，苍术、厚朴苦温燥湿等。食物如苦瓜，性寒味苦，能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
5咸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来讲，泻下或润下通便及软化坚积、消散结块的药物多具有咸味。咸味药多用治大便燥结、瘰疬痰核、瘿瘤、癥瘕痞块等症。如芒硝泻热通便，海藻、牡蛎消瘰散瘿，鳖甲、土鳖虫软坚消癥等。此外，《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有“咸走血”之说。肾属水，咸入肾，心属火而主血，咸主血即以水胜火之意。如大青叶、玄参、紫草、青黛、白薇都具有咸味，均入血分，同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咸先入肾。”故不少入肾经的咸味药如紫河车、海狗肾、蛤蚧、龟甲、鳖甲等都具有良好的补肾作用。同时为了引药入肾增强补肾作用，不少药物如知母、黄柏、杜仲、巴戟天等药用盐水炮制也是这个意思。
6淡能渗、能利，即具有渗湿利水的作用，故不少利水渗湿的药物都具有淡味。淡味药多用治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之证。如薏苡仁、通草、灯心草、茯苓、猪苓、泽泻等。
以上是五味药性的基本内容。但就某一具体药物来说，则当具体分析。药物的味往往单味者少，多数药物具有几种味，对这些药物功效的认定，必须全面综合并结合临床疗效来认识概括。此外，上述的五味作用，只是药性的一个方面，对于药物性能的全面认识，必须结合其他特性，才能全面地掌握药物功能。
三、性味与功用
由于每种药物都同时具有性和味，因此，必须将两者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辨别药物的作用。一般来讲，气味相同，作用相近，同一类药物大都如此，如辛温的药物多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甘温的药物多具有补气助阳的作用。有时气味同，又有主次之别，如黄芪甘温，偏于甘以补气；锁阳甘温，偏于温以助阳。气味不同，作用有别，如黄连苦寒，党参甘温，黄连功能清热燥湿，党参则补中益气。而气同味异，味同气异者其所代表药物的作用则各有不同。如麻黄、杏仁、大枣、乌梅、肉苁蓉同属温性，由于其味不同，而作用各异，麻黄辛温散寒解表，杏仁苦温下气止咳，大枣甘温补脾益气，乌梅酸温敛肺涩肠，肉苁蓉咸温补肾助阳；再如桂枝、薄荷、附子、石膏均为辛味，因四气不同，又有桂枝辛温解表散寒，薄荷辛凉疏散风热，附子辛热补火助阳，石膏辛寒清热降火等不同作用。又有一药兼有数味者，则其治疗范围较大。如当归辛甘温，甘以补血，辛以活血行气，温以祛寒，故有补血、活血、行气止痛、温经散寒等作用，可用治血虚、血滞、血寒所引起的多种疾病。
一般临床用药是既用其气，又用其味，但有时在配伍其他药物复方用药时，就可能出现或用其气，或用其味的不同情况。如升麻辛甘微寒，与黄芪同用治中气下陷时，则取其味甘升举阳气的作用；若与葛根同用治麻疹不透时，则取其味辛以解表透疹；若与石膏同用治胃火牙痛，则取其寒性以清热降火。药物的气味所表示的药物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既要熟悉四气五味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每一药物气味的特殊治疗作用以及气味配合的规律，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握药性，指导临床用药。
有些药食的功能比较复杂，五味之说难以概括，如驱虫、潜阳、止痉、安神、化痰、涌吐、逐水、截疟及外用功效等尚难以五味加以概括。
据现代研究，辛味药食多含挥发油，酸味药食多含鞣质和有机酸，甘味多含糖类、蛋白质、氨基酸、苷类等人体代谢所需的营养成分，寒性苦味药食多含生物碱和苷类。食物以五味概之，甘味者为主，不仅宜于食用，也利于身体，能补充营养，维持人体新陈代谢。
第二节归经
归经是药物食物作用的定位概念，即表示在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归”是作用的归属，寓有药物食物对机体作用部位具有识别、选择、走向、亲嗜的意思。“经”是脏腑经络及其有关组织的概称。所谓归经，就是指药食对于机体某些部位的选择性作用，即主要对某经（脏腑、经络、组织）或某几经发生明显的作用，而对其他经则作用较小，甚或无作用。也就是说，归经是说明某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药物的归经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就不同。药物的归经，还指明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也就说明了其药效之所在。例如，同属性寒清热的药物有清肝热、清胃热、清肺热、清心热之不同。同属补药、补食，有补肺、补脾、补肾、补心、补肝的不同，说明了药物食物在机体产生效应的部位的侧重性。
归经理论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所治疗的具体病证为依据。由于经络沟通人体内外表里，所以一旦机体发生病变，体表病变可以通过经络影响到内在脏腑；反之，内在脏腑病变也可以反映到体表上来。由于发病所在脏腑及经络循行部位不同，临床上所表现的症状则各不相同。如心经病变多见心悸失眠；肺经病变常见胸闷喘咳；肝经病变每见胁痛抽搐等症。临床用朱砂、远志能治愈心悸失眠，说明它们归心经；用桔梗、苏子能治愈喘咳胸闷，说明它们归肺经；而选用白芍、钩藤能治愈胁痛抽搐则说明它们能归肝经。至于一药能归数经，是指其治疗范围的扩大。如麻黄归肺与膀胱经，它既能发汗宣肺平喘治疗外感风寒及咳喘之证，又能宣肺利尿治疗风水水肿之证。由此可见，归经理论是通过脏腑、经络辨证用药，从临床疗效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药性理论。
食物同样有归经。无论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病后调理各方面，特定的食物有其作用部位的选择性。如梨能养阴清肺，归肺经；核桃仁能壮腰强筋骨，入肾经。成熟于唐代的“以脏补脏”理论则是食物归经的典型反映。某些食物能有所选择地对某些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有较大程度的影响，而对其他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影响程度较小或没有。猪肝补肝，可疗眼疾；猪心补心，可安神等。
某药某食归某经的确定，依赖于临床辨证思维的方法。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伴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系统，临床上便出现了六经用药的归纳方法。如麻黄、桂枝为太阳经药，石膏、知母为阳明经药等。明清温病学派的崛起，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体系，临床上相应出现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用药的归类方法。如金银花、连翘为卫气分药，犀角、生地黄为营血分药，黄芩主清上焦热、黄连主清中焦热、黄柏主清下焦热等。强调脏腑辨证的，就直接认为某药归某脏某腑，在所归脏腑名称后加上“经”字。
主要用脏腑辨证和经络辨证理论来确定药食的归经，但无论用何种方法进行归类，都与脏腑辨证归类方法密切相关。如《伤寒论》的六经，每经可分为手足二经，故实际为十二经。十二经根源于脏腑，故六经证候的产生，也是脏腑经络病变的反映。同样，卫气营血、三焦证候也与脏腑经络关系密切。如卫分证以肺卫见症为主；气分证多见阳明实热；营分证多见热损营阴，心神被扰；血分证多见热盛动血，热扰心神。上焦证候主要包括手太阴肺和手厥阴心包经的病变；中焦证候主要包括手、足阳明及足太阴脾经的病变；而下焦证候则主要是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的病变。可见，归经方法虽有不同，但都与脏腑经络密不可分。脏腑经络学说实为归经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归经的实质，必须抓住脏腑经络学说这个核心。
药物的归经，主要以其临床疗效为依据，但与药物自身的特性（即形、色、气味、禀赋等）也有一定的联系。如味辛、色白入肺、大肠经；味苦、色赤入心、小肠经等，都是以药物的色与味作归经的依据。再如麝香芳香开窍入心经；佩兰芳香醒脾入脾经；连翘像心而入心经清心降火等，都是以形、气归经的例子。其中尤以五味与归经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见以药物特性作为归经方法之一，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由于归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故不能偏执一说，要全面分析归纳。
掌握归经理论便于临床辨证用药，提高用药的针对性。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通过辨证审因，诊断出病变所在脏腑经络部位，按照归经来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了方便。如病属热证，有肺热、心火、胃火、肝火等的不同，治疗时用药也应各不相同。若肺热咳喘，当用桑白皮、地骨皮等归肺经药来泻肺平喘；若胃火牙痛当用石膏、黄连等归胃经药来清泻胃火；若心火亢盛心悸失眠，当用朱砂、丹参等归心经药以清心安神；若肝热目赤，当用夏枯草、龙胆草等归肝经药以清肝明目。再如外感热病，热在卫分，发热、微恶寒、头痛，当用金银花、连翘等卫分药以外散风热；若热入气分，高热烦渴，则当用石膏、知母等气分药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
掌握归经理论还有助于区别功效相似的药物。如同是利尿药，有麻黄的宣肺利水、黄芪的健脾利水、附子的温阳利水、猪苓的利膀胱之水湿等的不同。又如羌活、葛根、柴胡、吴茱萸、细辛同为治头痛之药，但羌活善治太阳经头痛，葛根善治阳明经头痛，柴胡善治少阳经头痛，吴茱萸善治厥阴经头痛，细辛善治少阴经头痛。因此，在熟悉药物功效的同时，掌握药物的归经对相似药物的鉴别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归经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除辨证论治、循经用药之外，还要依据脏腑经络相关学说，注意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恰当选择用药。如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火上炎，目赤头晕，治疗时应当选用黄柏、知母、枸杞子、菊花、地黄等肝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益阴降火、滋水涵木；而肺病久咳，痰湿稽留，损伤脾气，肺病及脾，脾肺两虚，治疗时则要肺脾兼顾，采用党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等肺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补脾益肺，培土生金。而不能拘泥于见肝治肝、见肺治肺的单纯分经用药的方法。
现代运用药动学对归经理论进行了研究，如用14C标记的鱼腥草注射小鼠后大部分从呼吸道排出，为鱼腥草归肺经提供了实验依据。归经理论用于阐明药物的作用部位，基本上符合科学，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部分药物、食物很难确定其归经，而有些药食的归经也没有多大的临床实际指导意义，如驱虫药、去腐排脓药。
归经理论只是概括药物性能的一个方面，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同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时必须结合起来，全面分析，才能准确地指导临床用药。
第三节升 降 浮 沉
升降浮沉是用以表示药物食物对人体作用趋向的一种性能。升是上升，表示作用趋向于上；降是下降，表示作用趋向于下；浮是发散，表示作用趋向于外；沉是收束闭藏，表示作用趋向于内。其中，升与降、浮与沉，分别是相对而言的。而升与浮、降与沉，又是分别相互联系，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区分的。在实际应用中，升与浮、降与沉，又往往相提并论。
古人认为，气是万物之源，气之“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用升降出入的理论来认识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中医学以气的运动概括人体的生命过程和人体脏腑气机的生理特点和病理现象，指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气机理论在中药学的运用，产生了升降浮沉学说，而药食同源同理，所以食物同样有作用趋向的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是与疾病的病势趋向相对而言的。应用气机升降出入理论，可以解释和辨别疾病不同的病势趋向。如外感邪气由表入里、麻疹初起疹出不畅，其病势趋向于内；泄泻、脱肛之属于脾不升清者，病势趋于向下；咳嗽气喘为肺气上逆，恶心呕吐为胃气上逆，病势向上；自汗、盗汗为卫表不固，鼻衄、肌衄之气不摄血者，皆病势向外。要改变病势趋向，须用相对应作用趋势的药物食物。生姜、红糖、辣椒驱寒解表，浮萍、薄荷透疹发表，其性皆浮散；黄芪补气升阳，米仁健脾利湿，皆可疗久泄、脱肛，其性属升；杏仁止咳化痰，蛤蚧补虚止喘，西瓜降火利尿，其性属降；小麦、山茱萸可敛虚汗，其性收束（沉）。
一般来说，具有解表、透疹、祛风湿、升阳举陷、开窍醒神、温阳补火、行气解郁及涌吐等功效的药食，其作用趋向主要是升浮的；而具有清热、泻下、利湿、安神、止呕、平肝潜阳、息风止痉、止咳平喘、收敛固涩、止血等功效的药食，其作用趋向主要是沉降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阐明了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
由于药物食物作用的多样性，有些药物、食物的升降浮沉趋向并不明显，如消食药、外用药、杀虫药及许多食物等。而有些药物、食物有二向性，既能升浮，又可沉降。如桑叶、菊花能发散风热，作用属升浮，却又能清里热，其作用属沉降；而川芎则有“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的说法。不过，很多二向性的药食，只有一种趋向是主要的。
掌握药物食物的作用趋势，可以纠正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失调，使之恢复正常；还可以因势利导，驱邪外出，以避免外邪进一步深入而损伤正气。运用不同的炮制加工，加用不同的辅料，配伍不同作用趋向的药食，都可以改变药物食物原先的升降浮沉的作用程度，甚至作用趋势。
第四节补泻
邪正盛衰是中医阐述疾病过程中病理变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是指机体的抗病能力与致病邪气之间相互斗争中所发生的盛衰变化。《素问·通评虚实论篇》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黄帝内经》又说“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以，补泻是针对虚实病情起作用的两种药性，是中医临床的基本治疗法则之一。疾病的过程，尽管是千变万化的，但简而言之，都是邪正斗争的反应。虽然疾病的症状表现非常复杂，但都可用“虚”“实”加以概括。药物的补泻属性是指能够改善虚实病情，减轻或消除虚实症状的药性作用。
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许多论述。如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等论述。在《素问·脏气法时论篇》中，更对五脏之苦欲，提出了用五味补泻的治疗法则。如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咸泻之……”后世医家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论述更多。如张子和谓：“五脏各有补泻，五味各补其脏……五谷、五菜、五果、五肉皆补养之物也。实则泻之，诸痛为实，痛随利减，芒硝、大黄、牵牛、甘遂、巴豆之属，皆泻剂也。”由上可见，《黄帝内经》言补泻，是以脏腑苦欲论补泻，而后世言补泻，则是以扶正祛邪论补泻。明清医家对于药物的补泻性能，论述更多，如李时珍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更系统地论述了各脏腑的补泻药物。可见，历代医家都很重视药性的补泻。
补泻的药性作用，甚为广泛复杂，但简而言之，可从两方面加以概括。
补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补益人体的亏损，增强机体的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功能，改善虚弱症状。诸如益气、补血、滋阴、壮阳、生津、安神、填精、益髓等类药物，都是属于补性的药物。
泻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祛除外邪与致病因子，调整机体和脏腑功能，以制止病势的发展。诸如解表、泻下、行气、活血祛瘀、利水渗湿、化痰、消导等类药物，都属于泻性的药物。
药物的补泻作用，并非绝对的，往往是相对的、错综复杂的。一种药物可有多种作用，其中有些作用属于补性，而有些作用又属于泻性。而且，随着不同的配伍应用，也可显现不同的补泻作用。例如，桂枝发汗解肌属于泻性作用，而温阳、通阳则属于补性作用。又如，茯苓利水渗湿属于泻性作用，而健脾安神则属于补性作用。
就食物而言，能充饥、养生，调理阴阳，补五脏六腑之气血阴阳，大多属补。但也有一些食物兼能行气、活血、利水、消痰等，如萝卜能行气消痰，香菜能消食行气，海带能软坚散结，绿豆能清热解毒，赤豆能利水行血等。
在中医的治法中，补泻是两大治疗法则。药物补泻作用在临床的应用，首先辨清病情的虚实，一般虚证用补性的药物，实证用泻性的药物。如气虚、血虚的虚证，当用补气、补血的补益药来治疗；而气滞、血瘀的实证，则当用理气、活血祛瘀等泻性的药物来治疗。同一寒证，有阴盛的实证和阳虚的虚证之别，阴盛的实证，当用祛散寒邪的泻性药物来治疗；而阳虚证，则又当用扶助阳气的补性药物来治疗。同一热证，也有阳盛与阴虚的不同，阳盛的实热证，当用清热泻火的泻性药物治疗；而阴虚的虚热证，则当用养阴生津的补性药物来治疗。但是疾病的虚实并非单一的，往往虚中夹实，或实证兼虚，临床治疗又当虚实兼顾，补泻并用。或扶正兼以祛邪，或祛邪兼以扶正。总之，应当根据邪正的消长，虚实的变化而酌情应用。
第五节毒性
历代本草书籍中，常在每一味药物的性味之下，标明其“有毒”“无毒”。“有毒无毒”也可简称为“毒性”，也是药物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确保用药安全必须注意的问题。
对于毒性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西汉以前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故《周礼·天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尚书·说命篇》则谓：“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明代张景岳《类经》说：“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张氏的论述进一步解释了毒药的广义含义，并阐明了毒性作为药物性能之一，就是药物的偏性，以偏纠偏也就是中药治病的基本原理之一。
东汉时代，《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已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性及副作用大小的标志。如《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即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方法：“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黄帝内经》的7篇“大论”中，亦有大毒、常毒、小毒等论述。如《五常政大论篇》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欲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把药物毒性强弱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可以看出古代药物毒性的含义较广，既认为毒药是药物的总称，毒性是药物的偏性，又认为毒性是药物毒性及副作用大小的标志。
后世本草书籍在其药物性味下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记载，大都指药性的毒性及副作用的大小。一般来说，现代药物毒性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是指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某些治疗量已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一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产生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后果。
对于中药的毒性必须正确对待，一般人们错误地认为中药大都直接来源于自然药材，因而其毒性小，安全系数大，对中药毒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中药毒性，首先要正确地对待本草文献的记载。历代本草对药物毒性多有记载，值得借鉴。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出现了不少缺漏和错误的地方，如《神农本草经》中把丹砂（朱砂）列为上品无毒；《本草纲目》认为马钱子无毒；《中国药学大辞典》认为黄丹、桃仁无毒等。在近几年发现马兜铃酸致肾功能损害之前，我国一直将马兜铃科的关木通也作为木通使用，并且没有注明其“有毒”，现在已取消其药用。说明对待药物毒性的认识，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有一个不断修正、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
正确对待中药毒性，还要重视中药中毒的临床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大量中药中毒报道，仅单味药引起中毒就达上百种之多，其中植物药90多种，如苍耳子、苦楝根皮、昆明山海棠、狼毒、萱草、附子、乌头、夹竹桃、雪上一支蒿、福寿草、槟榔、乌桕、巴豆、半夏、牵牛子、山豆根、艾叶、白附子、瓜蒂、马钱子、黄药子、杏仁、桃仁、曼陀罗（花、苗）、莨菪等；动物药及矿物药各10多种，如斑蝥、蟾蜍、鱼胆、芫青、蜂蛹及砒霜、升药、胆矾、铅、密陀僧、皂矾、雄黄、降丹等。由此可见，文献中认为大毒、剧毒的固然有中毒致死的，小毒、微毒，甚至无毒的同样也有中毒病例发生，故临床应用有毒中草药固然要慎重，就是“无毒”的，也不可掉以轻心。认真总结经验，既要尊重文献记载，更要重视临床经验，相互借鉴，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药的毒性，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产生中药中毒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剂量过大，如砒霜、胆矾、斑蝥、蟾酥、马钱子、附子、乌头等毒性较大的药物，用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可导致中毒；二是误服伪品，如误以华山参、商陆代人参，独角莲代天麻使用；三是炮制不当，如使用未经炮制的生附子、生乌头；四是制剂服法不当，如乌头、附子中毒，多因煎煮时间太短，或服后受寒、进食生冷；五是配伍不当，如甘遂与甘草同用，乌头与瓜蒌同用而致中毒。此外，个体差异与自行服药也是引起中毒的原因。
掌握药物毒性强弱对于确保临床安全用药具有重要意义。在应用毒药时要针对体质的强弱、疾病部位的深浅，恰当选择药物并确定剂量，中病即止，不可过服，以防止过量和蓄积中毒。同时要注意配伍禁忌，凡两药或药物与某种食物合用能产生剧烈毒性及副作用的禁止同用；严格毒药的炮制工艺，以降低毒性；对某些毒药还要采用适当的剂型和方式给药。此外，还要注意患者的个体差异，适当增减用量，并说服患者不可自行服药。医药部门要抓好药品鉴别，防止伪品混用，加强剧毒中药的保管，严格剧毒中药的发放。通过各个环节的把关，以确保用药安全，避免药物中毒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