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药食源流
第一节中药学源流 (1)
中药，在我国古代只称“药”，《说文解字》释为“治病草”。在西医西药传入我国后，为区别起见，出现了“中药”一名。
中药种类繁多，可分为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类。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中药资源十分丰富。据清代以前典籍所载，已逾3 000种，经目前调查整理，则达12 800种之多。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一直是中医药学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药的使用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中药学方面的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先人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缓解。通过无数次观察和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性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以趋利避害，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后来，人们狩猎和捕鱼时，逐渐发现一些动物成分的治疗作用。《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客观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
我国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先秦诸子书中有关药物的资料为数不少。《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和动物共300多种，不少是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山海经》载有127种动植物药，其记述的用途不少沿用至今；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近280多个，涉及药物240余种，对炮制、制剂、用法、禁忌等皆有记述，说明至迟到秦汉之际，药学发展已经略具规模。到西汉时，本草学已经成为医生必修的学科，但专门的著述未能流传下来。现存的最早的药学专著、成书于东汉末期（公元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书中简述了药学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是中药学发展的基础。所记载的药物功效，如常山抗疟、黄连治痢、苦楝子驱虫、麻黄定喘、当归调经、阿胶止血等均科学可信，沿用至今。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对药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表现为药物种类增多，内容包罗生药的形态、生态条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候知识等，并出现了中药炮制学的雏形。这一时期留下的本草书籍有近百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本草经集注》《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名医别录》《药对》等。梁·陶弘景所辑《本草经集注》，约完成于公元500年左右，书中的“序例”部分首先回顾了本草学的发展概况，接着对《神农本草经》条文逐条注释、发挥，搜集、整理了当时药物学的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南朝刘宋时期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全书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叙述了药物通过适宜的炮制可以提高药效、减轻毒性或烈性。该书的出现，标志着本草新分支学科——炮制学的产生。另外，随着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西域和南海诸国药物如檀香、沉香、龙脑、苏合香、乳香等也开始输入中国。这些药物经研究发现其药用价值后，均按我国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论证，并纳入中医药学体系之中，沿用至今。
隋唐时期，由于政权统一，版图辽阔，经济发展，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加，医药学有较大发展。相继从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亦有所增加，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各地使用的药物总数已达千种。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等多种原因，造成药物品种及名称的混乱，而《本草经集注》在100多年来的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误，因此，对本草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既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了由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也是最早的一部药典，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早出800余年，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书卷帙浩博，收载药物共844种。书中图文对照的编写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崭新的特色，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成就，对后世药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该书很快传到国外，于公元731年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编成《本草拾遗》。作者深入实践，不仅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而且辨识品类也极审慎。陈氏还将各种药物功用概括为10类，即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10种，是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的开端。
唐代已开始使用动物组织、器官及激素制剂。《新修本草》记载了用羊肝治夜盲症和改善视力的经验；《本草拾遗》记录了人胞作为强壮剂的效力；而用羊靥（羊的甲状腺）和鹿靥治甲状腺病，则见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酵母制剂在公元前即有记载，到了唐代已普遍用于医药，如《备急千金要方》和甄权的《药性论》都对神曲的性质功用有明确的叙述。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药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如孟诜的《食疗本草》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疗专书。李珣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也反映出唐代对外来药物引进的情况和认识水平。
宋代用药数目更有较大幅度增加，生药的形性鉴别和药物生长环境生态研究有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视道地药材和质量规格。制剂也大有发展，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宋代已经将重要的配伍禁忌药物具体加以总结，列出其名称，即后世所遵循的“十八反”“十九畏”。至于本草书籍的修订，则沿用唐代先例以国家规模进行。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板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973－974年刊行了《开宝本草》，1060年刊行《嘉祐补注本草》， 1061年刊行《本草图经》。《本草图经》简称《图经》，所附900多幅药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图谱。而私人撰述的书籍，如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简称《证类本草》），则在此基础上研究整理了大量经史文献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内容丰富，载药总数已达到1 500余种，并于各药之后附列方剂以相印证，医药紧密结合。宋以前许多本草资料后来已经亡佚，部分文献赖此书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第一节中药学源流 (2)
宋代，本草著作的大量刊行，方兴未艾的药理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药学文献，扩展了其后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他们不再承袭唐代的本草学风，改变了以资料汇集整理、药物品种搜寻和基源考证为重点的做法，编纂药书，不求其赅备，而多期于实用。因此，金元两代没有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这一时期的本草，一般出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杲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上述本草书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气、味为主线，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更加广泛，在药物相互贸易中，政府还派遣人员去各国采购。阿拉伯人、法兰西人开始来华行医。元代还专门设置了掌管回回医药事务的机构“回回药物院”。回回药物院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医药和阿拉伯医药的交流。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 892种，其中新增达374种，附图1 100多幅，附方11 000余首。所收集药物以其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为分类基础，分为16纲，60类。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各论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以下再分为60类。各药之下，分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本草纲目》开创了我国中古时代最完备的中药分类系统，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成就。由于该书综合了16世纪以前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的范围，被誉为“16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17世纪末即传播海外，先后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这一时期的专题本草也取得了瞩目成就。1406年朱撰《救荒本草》，选择可供灾荒时食用之物414种，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良毒、食用部位和加工烹饪方法等，并精心绘制成图，在医药、农学、植物学方面均有较高价值。15世纪中期，兰茂实地调查和搜求云南地区药物400余种，辑为《滇南本草》，它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本草。李中立著《本草原始》，偏重于生药学研究。缪希雍撰《炮炙大法》，则是明代影响最大的炮制专著。
这一时期药物栽培和制药技术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当时人工栽培的药物已达200余种，种植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如川芎茎节的无性繁殖，牡丹、芍药的分根繁衍等。《本草蒙筌》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在药物成分提取技术方面，约为16世纪的著作《白猿经》所记的用新鲜乌头制取冰晶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的结晶。比起欧洲人在19世纪初叶从鸦片中提炼出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吗啡，还要早100多年。
明代在我国科学技术传播海外的同时，也陆续引进一些外来药，如曼陀罗、番红花、番木鳖、阿芙蓉等，使我国的药学可用资源更加丰富。
清代研究本草之风盛行。一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补充修订《本草纲目》的不足，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二是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撷取《本草纲目》精粹，编撰成节要性本草，如汪昂《本草备要》、吴仪洛《本草从新》、黄宫绣《本草求真》等。三是受考据之风影响，从古代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如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本；或对《神农本草经》进行注释发挥，如张璐《本经逢原》、邹澎《本经疏证》等。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出版于1765年，共10卷，载药921种，其中新增药物716种。补充了马尾连、金钱草、鸦胆子等大量疗效确切的民间草药，以及太子参、西洋参、冬虫夏草、银柴胡等临床常用药，同时还收载了金鸡纳（奎宁）、香草、臭草等外来药，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该书还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备而不详的，加以补充，错误之处加以订正。该书不但总结了我国16至18世纪本草学发展的新成就，还保存了大量今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自然科学成就，如用强水制铜版的方法，即首见于此书中。
黄宫绣《本草求真》成书于1769年，载药520种，上编分述药物的气味、功能、禁忌、配伍和制法等，下编阐述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药物总义等内容。该书以临床实用为宗旨，正文药物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7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书中采用的按药物主要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不仅较《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陈藏器“十剂”分类更为先进，而且对当代临床中药学的功效分类亦有重要影响。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叡《修事指南》，为炮制类专著；郑肖岩《伪药条辨》，为优秀的辨药专书；唐容川《本草问答》、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的10余篇药理论文，都属药理专著；章穆的《调疾饮食辨》、丁其誉的《类物》、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则均属较好的食疗专著。
我国药学自汉代到清代，各个时期都有它的成就和特点，而且历代相承，日渐繁富。在2 000多年的发展中，文献资料相当丰富，内容相当广泛，据统计，现存的本草书籍就有400种以上。丰富的文献记录了我国人民在医药方面的创造和高度成就，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阻碍。解放前，中医药学甚至濒于被人为消灭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学的继承、整理与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中药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统筹部署，积极进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专著。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亡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本草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涌现的中药新著，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药材、中药制剂制定了统一标准，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先后数次组织各方面人员对中药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全国性的中药志及一大批药用植物志、药用动物志及地区性中药志，使目前中药的总数达到一万种以上。普查中发现的国产沉香、马钱子、安息香、阿魏、萝芙木等，已经开发利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而不再完全依赖进口。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中药事业也不断发展，中药的现代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并促进了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学科的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药学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二节药 食 同 源
药，指药物，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食，指饮食，是维持人体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然而，在中医药体系中，许多药物同时又是食物，药物与食物不可截然分开，故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
关于“药食同源”的趣闻轶事很多。《本草纲目》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有一女子死了丈夫，悲痛欲绝，久之得了“狂”证，整日摔砸东西，闹得鸡犬不宁，家人无奈只得将她锁在屋中。一天夜里，她偷偷逃了出来，并爬上后院桃树，把满树桃花全摘下来吃了。第二天，家人从桃树上把这熟睡的“狂”媳妇接回房中，发现她已不再“狂”了，神志清醒如常人。又据记载，唐太宗时宰相魏征之母咳嗽不止，但又不肯吃药，致使久咳不愈。魏征想了个法子，将止咳中药研成粉末同鲜梨汁一起熬成梨膏，让其母喝下，不久果然见效，后来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们竞相仿制，一直流传至今。目前市售梨膏糖品种达50多种，如加入川贝、杏仁等的止咳梨膏糖；加入砂仁、丁香、山楂等的开胃梨膏糖。北京的“秋梨膏”、河北的“定县梨膏”都闻名于世，很受人们青睐。
所谓“药食同源”，即指药物和食物不仅有着相同的起源，而且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和性质；许多药物不仅能治疗疾病，还可以当作食物食用；而许多食物又兼顾有中药的性能，可以防病疗疾。我国的食疗营养学起源于本草学，食疗营养学的著作也或杂于药物学中，或由药物学家所撰写。
神农与燧人、伏羲合称“三皇”，是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刚进入农耕时代的我们祖先的代表人物。关于神农的传说，后世记载很多。《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医药起源。当时，由于食物非常紧缺，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几乎遍尝各种植物、动物甚至矿物，无毒即可食，有毒者当避之，所以那时食物、药物是尚未区分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先民们不断积累着从不同情况下选择食物的经验，逐渐从随意寻找食物、饥不择食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选择有益食物的较高级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可食、充饥作用好、易产、高产、食后可增强体力的物品逐渐发展为粮食，而某些物品食后能表现出使人体原有的某些病理状态趋向痊愈，这样的物品便逐渐在反复多次的重复实践中升华总结成药物的性能和功效，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中医药学。可见药食确实同出于一源。
到了周代，医学已有了分科，设置了食医、疾医、疡医及兽医，其中食医主管皇室的饮食卫生和营养，相当于现在的营养师。《周礼·天官·冢宰》说：“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馐）、百酱、八珍之齐（剂）。”春秋时期，饮食在保健防病方面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论语·乡党》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药膳和食疗。
战国至三国时期，食疗有了较大发展，《汉书·艺文志》所录的《神农黄帝食经》7卷，是我国最早的饮食保健学专著，惜早已亡佚。《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医书，其对饮食方面如饮食配伍、饮食作用等都有不少的记述。《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五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药物不要过量，提倡饮食调养。《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载：“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以补益精气。”阐明了中医食疗方的补益和调理作用，为食疗理论奠定了基础。《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用食物有50种左右，如米仁、大枣、薯蓣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应用的近250种药物中就包括了谷、菜、果、禽、兽、鱼、虫等类食物。而《后汉书》所记华佗以蒜泥加醋治疗严重蛔虫病，则是药膳治疗急症的先例。
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临床医学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专论了禽、兽、鱼、虫、果、实、菜、谷饮食宜忌问题，指出：“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全书中所用的方剂，方药中随处可见药食通用的范例。以食为药者，如单治外用的“蜜煎导方”；食食配伍者，如“猪肤汤”。更多的则是食药配伍，相须相用。如，由赤石脂、干姜、粳米组成的“桃花汤”；以鸡蛋黄与黄连、阿胶诸药相伍的“黄连阿胶汤”；由半夏、鸡蛋清、苦酒组成的“苦酒汤”；还有“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当归生姜羊肉汤”、“乌梅丸”等。可以说，张仲景将药食加以配伍的方法，为中医治疗学特别是中医食疗学打开了思路，丰富了内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从这些方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和显著效果上来看，药物、食物的相互配伍的确是仲景在治疗方法中的一大特色。
魏晋隋唐时期，食疗治病日趋成熟，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用海藻酒治瘿病，用牛羊奶、豆类治脚气病，用猪胰治消渴病等方法。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用羊靥治甲状腺肿，胎盘作强壮剂，这都是后世药膳理论中所谓以脏补脏的滥觞。唐代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说明治病先食后药、食药互补的原理。该书设有“食治”专篇，在其《千金翼方》第12卷中设有“养老食疗”专篇，载方17首。
还专门设“解食毒”一篇，对食物的毒性及解毒方法作了论述，并载方39首。孙氏收集了很多民间食疗方，如用猪肝、赤小豆、米仁、白谷皮防治脚气，用动物肝治夜盲症等，至今沿用，颇有效验。其弟子孟诜所著《补养方》，收载食药治法138条，后经其弟子张鼎补入89条，改名为《食疗本草》。该书内容丰富，切合实用，每味药食之下都注明药性功效、禁忌、验方以及加工、烹调方法，对研究食物疗法及营养学有较大的价值。唐代另一部医学名著《外台秘要》也有许多关于食治的资料，如认为消渴“忌食热面饼、干脯、一切熟肉、粳米饭、李子等”。唐代昝殷所著的《食医心鉴》，列有15类药膳方，其中载药粥57方，丰富了药粥疗法。
宋辽金元时期，饮食治病防病已很普遍，宋代官修的大型医药全书《太平圣惠方》计100卷，其中有2卷设有食疗，记载了28种疾病的食物治法，书中介绍了不少药粥，如水肿病人吃黑鱼粥或黑豆粥，咳嗽病人吃杏仁粥等。宋代另一部大型综合性医书《圣济总录》，全书共200卷，其中食治门3卷载有285个药食方。金代医家张子和的《儒门事亲》记有生动的食物取效医案，他对饮食禁忌有独到认识，专门列举了“当禁不禁”、“不当忌而忌”的病例。宋·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元·邹铉续增补成《寿亲养老新书》，是老年卫生保健专著，书中除提倡精神修养和身体锻炼外，也重视饮食调治，认为“若有疾患，且先食医之法，审其疾状，以食疗之，食疗未愈，然后命药，贵不伤其脏腑也”。元朝太医忽思慧用汉文“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编写了《饮膳正要》。书中有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服药食忌、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专门章节，共载药膳菜肴94种，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
明清时期，食疗内容更为丰富，明代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是一部养生学专著，记载了各种食物的制作方法，汤类有32种，粥类有38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了众多药膳，仅治病充饥的药粥就有42种，药酒多达75种，并将大量食物列入该书。此外，还有朱的《救荒本草》、鲍山的《野菜博录》、卢和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费伯雄的《费氏食养三种》、尤乘的《食治秘方》、朱本中的《饮食需知》、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章穆的《饮食辨录》、穆世锡的《食物辑要》等，都各具特色。
近代，杨志文编著的《食物疗病月刊》，大力提倡我国传统药膳。叶橘泉先生编著的《食物中药与便方》，收载食物中药183种，便方901条。项平主编的《中医食疗方全录》收载了中医食疗方7 449首，每方均详载其方源、组成配料、加工制作方法、服用方法、功用及主治等内容，为整理发掘祖国医药学，为中医食疗方剂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许多科研、医疗、制药、饮食部门继承传统中医食疗，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开发研制出许多食疗产品，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