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权谋人生
12063300000026

第26章 带兵有道独辟蹊径(2)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保勇之不可治哉?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

曾国藩就募兵求将时,他所要求的兵是:

募格须择技艺烂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说过:

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所以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

选兵如此,曾国藩对于带兵官的选择,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选将的标准有四: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另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个选将标准,就是不用喜欢爱说话的人。他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湘军历来不喜善说话之将。

在训练上,曾国藩逐日训练,阵法技击,无不演习。至少操练两个月。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都陆续淘汰。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

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而后可以言战也。

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的条件,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偏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这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的”精诚感召“与”正确领导“.后人推崇他军事学方面的修养,亦即是由此而来的。

4.凭仁爱礼义治理军队

曾国藩治军方略的一个首要的内容就是注意用仁义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培植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个人势力。军队必有灵魂,简称之为军魂。湘军何以无敌?因为他有军魂仁礼之教。这是一切带兵官必须明了的大前题,千万不可对士兵乱打乱骂,即令打之骂之,要和父兄打骂子弟一般,皆由仁心而发也。曾国藩曰:”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敬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推崇程朱理学的曾国藩明确认识到,农民起义之所以频繁发生,内忧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兵之所以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望风披靡,一触即溃,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大乱已至,人心涣散,尤其是清军缺乏为朝廷卖命的忠义血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非常重视孔孟”仁“、”礼“那一套在治军方面的作用。

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思想贯穿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力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惜。为顺利达到这一预定的目的,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和对将领的选拔培养。

在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方面,除”勤劳“二字之外,曾国藩着重坚持这样四个字:”仁爱“、”严肃“,亦即前述”恩威并用“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军人既以军营为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相仁爱,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

在具体作法上,曾国藩对部属谆谆诱导,反复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他对潘鼎新等人说:”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为此,他在给各将领的书札、批牍中,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字字句句用肺腑之言去开导他们,要以父母仁爱子弟之心去教育兵勇:”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他认为将帅对士兵如父兄对子弟一般仁爱慈祥,那么士兵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他反复强调,这其间首要的问题是,将帅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才能影响兵勇的言行。

5.靠血性廉明选拔将官

曾国藩主张建立一支能够代替绿营军、担负起镇压太平军起义任务的新式武装--湘军。为了使这支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认为,湘军的组建,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能否得当。如果将领选任得人,不仅弱军会成强军,而且还能带动一批所谓的”正人“,去自愿为清王朝卖命。反之,则不但不能与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对抗,更重要的是不能”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故曾国藩创建湘军伊始,即把选将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关于湘军将领的标准和如何选将,曾国藩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将领应具备四个条件。在写给彭筱房、曾香海的信中,他指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

曾国藩还认为,”血性“、”廉“、”明“等素质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缺一,若失辄,终不能行一步也。“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而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

曾国藩还认为,”朴实“二字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很重要。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之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崇尚朴实,就必然反对浮滑。在给姚浦的信中,他指出:”将领之浮滑者,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不要求”善说话“,但要求说话要”有条理“.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将领来说,”说话宜有条理。“他在另一封家书中,具体举例说:”杨镇南不足恃,余与其平日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在选拔将领时,还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决不能选用冗者。他指出:”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曾国藩的选将要求总结为四点,即: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所谓”血性为主“,就是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者为将,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镇压起义的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其次,鼓吹”廉明为用“.曾国藩说过,”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

曾国藩强调”守廉“,因为他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日益加深兵土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么,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他要求将官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洁“,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当然,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和清军官场中的积弊是不可能轻易革除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真正的”廉“是难以做到的。仅靠口头上的要求和训诫还不够,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才可能使将官们不必明目张胆地”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不因小利弄得将弁反目,影响军心。为解决这个矛盾,曾国藩认为,必须把将官的利益从制度上规定下来,即”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谓之”养廉“,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将领克扣兵饷,从而维持军心的稳定。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守”廉“能够升官(名位日尊),升官就自然能够发财(岂有怕穷之理)--这就是曾国藩要求守”廉“的真实用意!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威,某弁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他认为,”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将领必须”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应该说,曾国藩选将强调守”廉“以及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弁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曾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