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强调”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并明确规定：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兵和守备以上的官，希图用这种办法来摒除军队中的衙门习气，亦即官气。他说：”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主张重操守、轻官气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选将要求，就是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这种做法无疑对提高整个湘军的战斗力和耐久力极为有利，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一支最凶悍的反动力量。
第四是”打仗坚忍“.曾国藩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阵。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后来，薛福成评论曾国藩时，称他率领湘军将弁”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而后”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薛福成对曾国藩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词，但也无庸讳言，”打仗坚忍“的选将要求，对提高湘军士气和军事素质是有一定成效的。
仔细分析以上四条选将要求，我们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例如他曾明白无误地说过，”智“可以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生焉“.这种思想具体落实到选将要求上，就是”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因此，以上四条具体的选将要求，归结起来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即选拔那些能自觉遵奉封建纲常伦理，忠于封建君主为基本原则的”忠义血性之士“,以他们为湘军的基本骨干，从根本上保证这支反动军队的阶级性质。
湘军的数百名将领，都是按上述标准选拔出来的。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前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军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批较有实力，能征善战的湘军将领。下面是部分湘军将领年龄状况。（以湘军成立的1854年和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作为统计年）
部分湘军将领年龄表
姓名生卒年职务至1854年周岁至1864年周岁江忠源1812-1854统帅42已死胡林翼1812-1861统帅42已死左宗棠1812-1885统帅4252李元度1812-1887统领3343罗泽南1808-1856统领46已死塔齐布1817-1855统领37已死杨载福1822-1890统领3242彭玉麟1816-1890统领3848李续宾1818-1858统领36已死李续宜1824-1863统领30已死曾国荃1824-1890统领3040多隆阿1818-1864统领3646鲍超1828-1886统领2636刘长佑1818-1887统领3646刘松山1833-1870统领2131
1854年湘军成立时这些人平均年龄35岁，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时，这些将领的平均年龄也只有45岁（除去已死的6人）。由此可见，湘军将须以中青年为主，精力充沛而强悍，具备坚忍耐劳的条件。
湘军在组建之后用了几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一整套选将的制度，使湘军将领的素质和能力比绿营有明显提高。
曾国藩长于用人。
湘军的用人原则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德“放在首位。曾国藩对将领的选用，首先注重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其次才是”娴熟韬钤之秘“.曾国藩认为：”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可见他对”德“的偏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才，皆以孙子的”智信仁勇严“为衡，把将领的才智放在首位。曾国藩一反古法，把对封建王朝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湘军的封建性异常突出，其残暴性也超乎寻常。
第二，不拘资格，不限出身。曾国藩提出，”人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在湘军中出身低微而至高级将领的大有人在。
湘军用人，不拘资格，不限出身，但主要以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一书中已作过考证。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低下，亟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起义的威胁下，必能为清王朝卖命。同时，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熏陶，知书懂兵法，既肯冲锋陷阵，又善于总结实战经验。曾国藩打破了清朝文武殊途的用将模式，以文人为将领兵打仗，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第三，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湘军选将的方法是“广收”,而“广收”的原则是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曾国藩认为：“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实际上，湘军中将才虽众，但并无“全才”.被誉为“儒将之雄”的李续宾，“智谋”不及其弟李续宜；悍将鲍超，虽“英鸷无匹”,但“目不识丁”.
“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从另一角度看是用人是否得当的问题。曾国藩强调，人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一是要适时地选用将才：二是要置将才于适当的地方和部门，适时适地地用其所长，发挥才能。
第四，严格考察，不讲情面。考察的内容主要是道德、品行、作风、思想、能力诸方面。
就道德而论，查其是否恪守封建道德。从品行上讲，验其是否“有操守而无官气”,“朴实廉介”.从作风上说，考其是否能“耐劳苦”,能与部将相亲近。语言上，查其是否有口才，“有条理而少大言”.从能力上讲，湘军衡将的标准是以杀“贼”多寡、征战的胜负，来区分能力的高下。胡林翼提出：“武可杀贼”为武将考察的最主要的标准。他强调：“将不能战者杀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在实战当中，凡溃散之营，规定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湘军岳州、靖港、湘潭战后进行整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因作战不利，亦被裁撤。曾国葆为此居家而羞于见人。可见湘军对将领的考察是较为严格的。
曾国藩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不善将兵，但善将将。《湘军志·营制篇》称，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亲自指挥的。
对于将将，曾国藩有许多论述。在给郭筠仙的一封信中认为，能否知人晓事是能否成功地将将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为职”.“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对此，蔡鄂曾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评论说：此“论至为正当”,“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不能办事。”“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它，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还认为，将将不仅要求知人晓事，还需对将领以诚相待。这样才能实现对将领们的真正的领导指挥。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给李宫保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保人官阶，而在成人之美。”在致李筱泉的信中云：“仆于各将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在致左宗棠的一封信中，指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
驭将难，驭难驭之将更难。李世忠原系土匪，此人暴戾险诈，后投奔湘军，在曾国藩胞弟曾国荃麾下作战。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阐述了驾驭李世忠这样的将领的方法，其见解甚精彩。他说：“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此辈暴戾险诈，最难训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伏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谈，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二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名也利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不无可相处之悍将矣。”
6.以筹建水师提高战斗力
曾国藩认识到，要战胜太平军，必须筹建一支战斗力超强的水师。他对此倾注了巨大的力量，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终于搞起了一支在技术上和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湘军水师的筹建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它的成立晚于湘军的陆师，但曾国藩却对兴办水师倾注了巨大的力量。
清朝的绿营水师按其军制，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外海水师驻守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内江水师驻扎在长江沿岸各要岸、津口。至咸丰初年，外海水师仍然存在，而内江水师则久已废弛，从长江上游至下游，见不到水师的船与炮，偶而遇到少数炮船，也不过是在渔船上装炮以应付时事，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在湖北益阳、岳州得到了大量民船，确立太平军水营。攻克南京以后，得民船愈多，遂以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后增至九军。于是千里长江上，太平天国的水营，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乘风急驶，所向无敌。致使清军猝不及防，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水运权。
面对此一形势，清王朝要镇压以位于长江下游江宁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就必须控制长江；长江决战的关键，当然就是要以水师为主，强则胜，弱则败。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太平军北渡淮河，南围南昌之际，御史黄经上奏朝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从水上攻击太平军。咸丰皇帝接受此一建议，遂批令湖南、湖北、四川照奏执行。湖南巡抚骆秉章接到圣旨后，感到甚是为难，便以力所不及为由将其搁置一边。江忠源在出援湖北的时候，曾与曾国藩商议，应兴办水师，与太平军争夺水上优势，由于曾国藩顾忌事情难办，没有付诸实施。乃至郭嵩焘赴援南昌，见太平军水师船支穿梭于江湖之上，进退自如，往来迅速，更清楚地意识到欲与太平军争雄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水师夺回舟楫之利。于是，郭嵩焘遂向江忠源建议，与太平军抗争仅凭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多建炮船。江忠源对此极为重视，马上上奏朝廷，请饬两湖、四川造船，并由广东购置洋炮千尊，以装备炮船，兴建水师。咸丰皇帝准其奏议，于是年九月再次督令两湖、四川制造战船，并令广东购洋炮500尊交湖广、四川，并安置于船上，以便顺江而下，与下游水师夹击太平军。圣旨传到湖南后，骆秉章便命曾国藩筹建水师。
在筹建水师的最初阶段，曾国藩既无资金，又无技术，只好购买钓钩、小舟发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暂时充作炮船使用。其后，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广西同知诸汝航来到衡州，经其描述，才使曾国藩了解到拖罟、快蟹、长龙诸船的式样及功用，大大增强了曾国藩筹建水师的信心。
筹建水师所需的大批资金，一直困扰着曾国藩。为解决此一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作为购船造炮的经费，又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于是曾国藩便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明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诸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罟、快蟹、长龙三种船型。在即将赶造完工时，曾国藩将长期在江南办海防的黄冕请到船厂参观。谙熟水战船式的黄冕建议每营添造十只舢板船，其船身短小，运行灵活，适宜在河湾港汊中行驶，以补快蟹、长龙在作战中由于船体大运行不灵活的缺点。曾国藩遂接受此一建议，即刻开工，赶造舢板。
曾国藩不仅对于造船精益求精，而且对于所置炮的质量与装配方式亦很讲究。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出现炸裂。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600尊，皆系真正洋庄”.为使水师船只能更好地提高作战能力，曾国藩深入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在湘军水师营制中，对此有着极为详细的记录：
“凡船式炮数，长龙船底长四丈一尺，底中宽五尺四寸。舢板船底长二丈九尺，底中宽三尺二寸；督阵舢板船加长大。长龙船头炮二位，系洋庄（洋炮），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边炮四位，洋庄，各重七百斤，梢炮一位，洋庄，重七百斤。舢板船头炮一位，洋庄，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梢炮一位，洋庄，重六百斤、七百斤不等，两边转珠小炮二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鸟枪、刀、矛、喷筒，随宜配用，以备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