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动荡的时代将他从一个笃信程朱理学的学者造成一代中兴名将。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到1860年，他始终指挥着军队。他建立了不同于绿营军的新型军队--湘军。这支新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曾国藩也为它呕尽心血，苦心精营。
曾国藩用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品格灌注这支军队，他的风格就是军队的风格；作为军事战略家，曾国藩驾驭着整个战局的进程和节拍；作为军事统帅，他所选择和使用的将领，在整个战争中发挥了重大并富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军人，曾国藩善于从整体上研究战略和战术、民心、给养和装备。
有一名这样的统帅，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清王朝才从太平天国的震荡中平稳下来。
一代名将曾国藩，成为后来很多军事家仿法的典型。他所创造的战例，成为后人研究的课程。
1.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招乡勇
曾国藩巧妙地利用团练与官勇的某些相通处，逐步变乡勇为官勇，完成了从”改弦更张“到”别树一帜“的转变。”别树一帜“的思想的确立与实施，是曾国藩了不起的战略眼光的第一次表露，是他为清代中叶兵制改革所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清朝初期，八旗兵叱咤风云，由关外打到关内，消灭了明朝的军队，镇压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削平了三藩之乱。它当时强劲骠悍，所向无敌。但是，成为统治者以后，养尊处优，沉湎享受，积习变坏，以至完全丧失战斗力。故自康熙朝以后，清军的主力转为以绿旗作标志的绿营。绿营是清廷在三藩之乱以后，按明代的兵制所组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新武装。
经过一百余年的更迭，至曾国藩出仕的道光、咸丰年间，绿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咸丰元年，曾国藩向新登基的皇帝恳切陈述道：”军队情况各省不相同。漳、泉两地士兵强悍，常成百上千地聚众械斗；黔蜀多余士兵则勾结盗贼，狼狈为奸；其他的则吸食鸦片，开赌场，各省都是这样。大都是无事则游手好闲，有事则雇佣无赖之徒代替自己从军。看见骚乱分子就望风而逃；等他们走后，就杀老百姓来邀功请赏。奏章不断上陈，谕旨不断失效，根本就不能对此积习有丝毫的改观。“这种业已腐化的军队，军力日衰，势所必然。所以一旦太平军义旗一举，便由广西一直打到江苏，如暴风骤雨，所向披靡。曾国藩感叹道：”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提到这点，可得从长考虑！“而且，当时全国约有绿营兵五十余万人，国家开支中，”兵饷为一大宗“,岁费二千余万金，致使国家”财政不够“.
曾国藩对绿营的这个整体评估，是符合事实且中肯的。据咸丰十年曾担任福建布政使的张集馨的记载，绿营之所以无战斗力，主要是带兵大员既不知兵，又趁机克剥，他写道：”营中公费，近来越来越缺。凡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鞘，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够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营，或另有他项技艺，以资生计。“连肚子也填不饱的绿营兵，平时怎会操练，战时怎会有战斗力”士兵如此，将帅又怎样呢？张集馨记载了一件闽浙总督庆端于咸丰十年奉命救援杭州的事。当时，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有人建议庆端凑足三千人，带饷十万，立即出发，因为兵贵神速。但庆端拒不接受，说：“我除非一定带兵一万八千名，饷四十万，否则决难动身。仍需照[咸丰]八年在延平时章程，每月解饷十五万。”于是他派人赴广募勇，渡台募勇，又派人至泉州、至湖南募勇，又派人在南台借饷，在广行借款，赴台劝捐，又令省内外各官捐输，“纷纷扬扬，每日羽檄纷驰，拉杂如火。”可是不久，太平军退出了杭州城，庆端的“一篇大热闹文章，化为烟云，然已用去十二余万矣，又添得一案军需也。”这样的支援战，除了耗费巨额军需外，简直如同儿戏！事实证明，自广西尾随太平军至南京城外的绿营兵，以及随后组建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已不能负起镇压太平军的重任。
曾国藩认为，绿营的弊病，主要有三条：
第一，官气与惰气太深，“不能稍复”.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哪能算得清楚？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分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武营习气，胆怯狡猾，恬不做事，骄蹇散漫，如抟沙者之不能成饭。”
第二，军风既如此败坏，必致练兵荒废。他在咸丰三年六月的奏折中直言不讳地说：“窃谓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究其原故，总由于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导致。”
第三，绿营的调遣方法乖张。有战事时，不是成建制地派调，而是“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互不相识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人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也就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的缘故，多半出于这点。”如此临时抽调，临时拼奏，致使“卒与卒不团结，将与将不和睦”,“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闭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深嫉妒，唯恐它得赏银，唯恐它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来伸手援助，拯救那些正处于生死时刻的人，甚至”钦差疆帅，复时相推诿，号令各出，偏裨各分畛域“.曾国藩慨叹道：”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闯危险之地，出力死守，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言念及此，可为悲叹！“
根据绿营的这种状况，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曾国藩断言：”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二心，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即使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又说：绿营”习气太深，安能新创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恶习。“曾国藩对绿营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指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使诸将同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
所以，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冬末出办团练之初，在家乡便已准备好了的第一本奏折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能说不久，糜饷不能说不丰厚，调集大兵不不能说不多，而往往见贼逃溃“,”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他这里所说的虽指”练兵“的重要性，但”改弦更张“的思想，却成为他自后改革兵制的契机。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初在长沙训练的是罗泽南和王鑫所带的湘勇、塔齐布所带的绿营兵。他热情洋溢，”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千百句。“他说：”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然不敢说是用说法点顽石之头，但也确实是想用苦口滴杜鹃之血。“但是，他所得到的评论却是”侵官越权“.绿营长沙协副将清德不但自己从不入场，还容忍绿营兵懒于到操；新到的提督鲍起豹袒护清德，说什么防堵时不宜练兵，盛暑时不宜过分疲劳，棍打塔齐布；湖南巡抚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甚至出现六月初六日绿营兵闯入曾国藩私宅，直刺曾国藩的事件。曾国藩不得不离开省城，愤走衡阳。这一严重的打击，使曾国藩的练兵初衷大受摧挫，也使他最后扑灭了对绿营的一线幻想。这年八月二十日，他在衡阳给王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别树一帜“的主张。八月三十日，他又从”兵勇嫉妒不和“的事实出发，否定了江忠源”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兵勇合编的拟议，提出了完全募勇，凑足万人，交江忠源统带的设想。后来，他进一步声称：”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他认为，只有”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才能”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收到一点效果。“
2.呼朋引类，不是湘人难当兵
曾国藩的兵制改革的第一大特色，是他改变了清代军队性质，把由清王朝直接控制、直接指挥的国家经制兵，改变成为由地方督抚和某些将领直接控制，而清廷只能间接指挥的私属军队。他在湘军这种私属军队内部，强化了封建宗法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作为强韧的纽带。清代的八旗兵固然是父子兄弟相承袭的世兵制，绿营也常常将子弟作为随军余丁，一起习武，待有余缺，即以子代父，以弟代兄，世代为业。而湘军则迥然不同，实行勇由将招的招幕制。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的第一步，是变乡勇为官勇。乡勇本是各地官绅为维持地主阶级在当地的统治，镇压”土匪“和其他民间组织而设立的临时性军事组织。其特点是重在”团“,不重在”练“;兵农合一，有事则聚，无事则散；粮饷由当地官绅捐募，或直接派自民户。曾国藩认为”团练仅卫乡里“,”缓急始终不能干等待。“所以，当他至长沙办团练时，便趁机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已调来长沙的罗泽南、王鑫所带湘勇编为左、中、右三营，合为一个大团。这个大团的特点是重在”练“,不重在”团“;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本乡本土，长年与兵戎为伍；其粮饷由官府供给，官绅捐募部分只占极少数。曾国藩如此变乡勇为官勇，实际上便是创建了一支并非经制军的经制军。凡乡勇，都是同乡同里人抱成一团，其带勇者亦同乡同里人。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保持着乡勇的这一传统，即使新募的勇丁也大都是同乡同里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只取平江之人，不用其他籍之士。不是秦人不用，不是客家人不用“;刘长佑更向清廷直言不讳地报告：”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与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藩本人在衡阳组建水师时也申明：”水手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曾国荃所招湘勇，”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内部具有地缘关系这一点上，官勇是与乡勇一脉相承的。湘军的招募制，既是勇由将招，必然也就将亡勇散。同治八年五月，曾国藩向朝廷陈述湘军募勇的”良法美意“说：”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他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好处是，”比之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都一气所贯通，因此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都好象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存，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在这种私属军队中，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自己的上司紧密相联。更特异的是，如果”师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就地募人，分别淘汰保留，由此成立新军，不相互沿用“,因而形成”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的局面。
湘军实行这种”呼朋引类“,将荣俱荣，将损俱损的建制，故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及其弟弟们，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都是全家参军。不少人有师生关系，罗泽南”仅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如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谢邦翰及湘军名将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还有不少人有姻亲关系，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兄弟、李续宾兄弟、李元度等，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等，江忠源与刘长佑等，都是姻亲。这种邻里关系、家族关系、姻亲关系、师生关系，在下层官佐与勇丁中同样广泛存在。正如《湘军记》所形容的：”一营之中，兵将相联，弁勇看着营、哨，营、哨看着统领，统领看着大帅，都如子弟侍候其父兄。“如此”勇由将募“的结果，必然形成”勇为将有“,并在整个军队中的上下左右，无不具有地缘和血缘的深深烙印。湘军内部这种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彻底改变了绿营所存在的”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病，从而使军队具有相当程度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力。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内部存在这种浓厚的宗法关系，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他们的顶头上司，清廷和大帅的命令对于各营、各哨常常没有直接的实际的约束力。曾国藩曾以此作为经验，向同治帝报告说：”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进行遥控；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进行遥控。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罢免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牵制。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都是因为指挥权归于一人。“他甚至说：”既得其人，……皆令其人自为，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危。“上级对下级”从不遥控“、”从不牵制“、”有求必应“,”如封建之各君其国“:这正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投影。它不仅为湘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各自为政埋下了祸根；而且为湘军将领拥兵自重，使清廷在中叶以后军权旁落，渐归督抚埋下了祸根；更为自后军阀四起，连年混战埋下了祸根。湘军，从来就不是一支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建制、统一粮饷的军队，而是一个由若干独立的部队为攻打太平军这个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共同目的，而临时聚集在一起的军事集团。它在清代历史上突然兴起，又戛然消失，正是这个原因。
一支军队从组建到具有较大的战斗力，总是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主要是阶级利益，此外，还需要有严格的军制、军规、军纪。曾国藩是深知这些建军要素的。他针对绿营人心涣散、军纪松弛、军法虚设的情况，亲手制订了一整套营规和营制，以与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强化宗法关系相表里。
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他当京官的时候，于咸丰元年上疏说：”当年宋臣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就守卫了边疆；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就以荡平倭冠。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谈论用兵事情，宜效法此二先例。“他的这两个见解，都是深中肯綮的：绿营恶习太深，难以恃为长城，亟待裁汰；须仿戚家军束伍之法，方可改造军队。但这究竟是书生论兵，无济于时势。及至他出办团练，才有可能实践他的政见。他任团练大臣后的第一个奏折，便提出”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而”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原规原法“.傅鼐正是依靠”团其丁壮“、”优养勤练“,而于乾、嘉年间镇压湘黔边界的苗民起义的。咸丰八年九月，曾国藩作《湘乡昭忠祠记》，追述自己的历程说，咸丰二年底，他”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原规原法，集伍练技，用以防备不测。于是是吾邑团卒，称为’湘勇‘.“关于这一点，王运说得更具体：曾国藩”搜考规制，古今章式无从仿效，独戚继光之法很是有效，多是因为他说的可以变通。“
3.以儒家精神训练子弟兵
曾国藩对于练兵、带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凭着读书、修养的一套”明理“工夫，竟把一支武装练就出来。曾国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