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是故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拾决。“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是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捏捍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视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期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二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1860）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带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堪忍受，自尊心受到伤害，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职。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谊而起。曾国藩明知李元度并非领兵之才而令其带兵，屡经败溃而复委重任，皆由私谊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谓”己欲爱之，实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国藩也有责任。他第一次参奏李元度，也只是气忿其故违将令，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感到受辱太甚，积怒于心，不能忍耐，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通信谈到同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说明此次参劾全出私恨，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在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同幕僚之间都相互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大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则以其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懦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至于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