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亲情，爱到极处，往往是口不择言，令人难以接受。曾国藩的兄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由于曾国藩的名望所在，兄弟们很少向他表达这种真实想法。
曾国藩对此有很深的忧虑，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给诸弟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讲道：“骨肉之情越真挚，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责备的言词就越尖锐……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感情达到极点了。然而，为兄长的虽说”糊涂“,也不能不责备你们，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是责备你们的不检点，这有什么耿耿于怀呢？”
虽说如此，曾国藩仍是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一语破的，曾国藩的兄弟之情，源自他已将自己的一切和兄弟们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谁也无法分开。
8.后辈之福不在为官有财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事实上，在封建社会中求个一官半职，大多数人都是走的科举这条路。曾国藩经过名利场中的一番角逐与磨砺之后认识到，后辈之福并不在于为官有财，而在于读书明理。曾国藩极力教育和鼓励子弟读书，因为他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在现存的写于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封教子书中，便开宗明义地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明理便可以成为君子、步武圣贤。这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做到的。而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则有很多客观因素影响着，例如人们常说的“机缘”,故曾国藩说，“半由人力，半由天事”.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悟彻语。
明清用八股试士，八股文是读书人敲开官府大门的一块砖。曾国藩也是从八股文走上仕途的。然而，曾国藩却相当讨厌八股文。他对儿子提出：“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岂止无益？而且有害。他说：“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曾国藩认为，八股文桎梏思想、汩没性灵，这是相当深刻的。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孜孜于八股文之中，终会使一个人学业无成，误了终身。他对六弟温甫说：“年过二十，已非年少，如果再挖空心思，耗费精力于八股考试之中，将来时过学业仍不精，必有悔恨的一天，不可不早图谋改变。”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说实话，我从前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科举早得功名，没受到损害。假如现在还没有中举，花几十年的时间去研摩写八股文，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让人羞惭？八股取士误人终身不胜枚举”.在他看来，举子之业，并不是大者远者，大者远者是道德文章。这种见解，比起那些死盯考卷、追逐名利之徒，实在是眼界高明得多，心境宽广得多。他进而认为，汲汲于科举的人，常常命意不高，不能写出好文章，不能吟成好诗。曾国藩生活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虽然自己并未把科名视为身外物，但他能对科举作如此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慧眼与胆识。
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如此教育他们正确对待八股文和科举；子弟既做官之后，曾国藩又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全人。
总之，曾国藩从自身自家免祸保泰的角度出发，虽封官封爵，全家鼎盛，仍慎重告诫子弟，千万“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牌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富不忘贫，贵不忘贱，这是避祸保泰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故曾国藩“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他指出，耕读孝友之家，可以绵延五代十代而不破败，“天下官宦家庭，大多是荣华富贵享用一代就完了。子孙开始骄奢淫佚，接着是贫而到处流荡，最后死无葬身之所，庆幸能延长荣华一二代的已很少了。”这是何等深刻的阅历语！这是对千古历史现象的准确地概括！
除了对后世子孙的作官有独特的教导外，对待财产问题曾国藩也是与常人不同的。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遗产的人，但绝不是一位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不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的，也注定败亡吗？
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他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国藩没有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我闯荡了数十年，于人世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他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是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设法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
做曾国藩难，做曾国藩的儿子更难。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洽，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作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
我家先祖世代相承，一直是寅正（凌晨四点）即起，至今两百年未改。从高祖、曾祖时代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未亮就起床，寒冬起坐约一个时辰，才见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黎明即起，如果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天夜里必定起来查看一二次不等。这是你们亲眼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即起，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如今你已年过二十，娶妻成家，当以早起为第一要务。除了自己身体力行，还要带领媳妇身体力行。
我平生因为缺乏恒心的毛病，以至万事无成。德行无所成，学业无所成，这足以使人深以为耻。等到办理军务，本来发誓不再做别的事情，可是其间又改变了初衷。这是极为严重的缺乏恒心！我感到深深的耻辱。你如果想有点成就，就必须从“有恒”二字上着手。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祖父星冈公仪表超人，全在一个’重‘字。我的举止容貌也很稳重、厚道，就是效法星冈公。你的举止轻浮，是一大弊病，以后应时时留心。无论是坐还是行，均须重厚。早起床，有恒心，举止厚重，这三点对你来说都是最紧要的事情。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所以我特意谆谆告诫你。
这三点看似平常，实则思虑至深，切中肯綮，寄望甚殷。这不是从书本中可以学到的，也不是他人能够直言的，只有父亲对儿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早起说的是生活习惯，无恒说的是意志品格，不重说的是生活作风，这三点可以说谈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够曾纪泽努力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