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五弟名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比曾国藩小十七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幼年就有些超人的见解，23岁入县学后，即不肯做举子业。最初随曾国藩练湘军，识僚佐杨载福、彭玉麟，以为非常器，已愿下之，后杨、彭果成名将。他避居紫田山，谢绝人事。及曾国华战殁，才出来带兵，投效胡林翼，与曾国荃会师安庆、南京，以功晋知府。后为疫疠所染，病死于军中。曾国藩说他“智足以安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这一群如狼如虎的昆仲，际会风云，驰骋战场，名满天下，不特改换了曾家几百年的门楣，而且左右中国的大局，为近代风云人物。
兄弟之间，情同手足，没有不可说的话，也没有不可做的事。既然是兄弟，就会各有各的长处，也会各有各的短处。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一点隔阂也是难免的事。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了不平之气；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曾国藩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是大官，就以势压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要他人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能接受之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与大气。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所以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为什么呢？
如果使父母有贤愚之分，使自己得好名声，使兄弟得坏名声，这样日后的裂痕和矛盾必将由此而生。在曾国藩的同乡中就有这么一对兄弟，刘大爷和刘三爷，他们两人都想做好人，发展到后来，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其中的原因就是刘三爷得好名声，而刘大爷得坏名声。
季四弟曾来信责备曾国藩，正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读信后心中大震，不禁为之惊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以为，兄弟之间都应德才兼备，不应彼高此低，就像陈氏的难兄难弟一样。
东汉时期，河南许昌有一个名叫陈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陈元方，一个叫陈季方，兄弟两人都很有德才。一天，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在一起争论谁的父亲功德更高，相持不下，便去请爷爷评判。陈对自己两个儿子都很满意，听了孙子的问话后，笑着答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此后，这对兄弟的故事被人传为佳话。
曾国藩表示，从今以后，愿我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相互谅解。哥哥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弟弟以哥哥得好名声为快。哥哥不能使弟弟得好名声，这便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这便是弟弟的罪过。
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还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曾国藩对弟弟说：即使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尚且还担心众推墙倒，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我能承受他人的千万指责，难道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我难道还忍心挑剔吗？
请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
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共度难关的。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多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甚至可以隐瞒一辈子；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那你的真话也会被人一次次怀疑。所以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下面是曾国藩的一席话：
“在几个弟弟中，国藩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国藩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而今国藩我侍奉高堂父母，每年仅寄回为数不多的银两，以供双亲大人吃喝零用。对同族中贫穷的亲戚，我每年也酌情分送少许，以表达我区区心意。因为即使我多给家里寄钱，父母所衣所食也不能因此更为丰厚；与其独肥一家，使同族亲戚因此而怨恨我以及我的父母，哪里比得上分给一些亲戚，使他们对我父母感恩戴德，并且更加钦佩和尊敬呢？
如果将来在地方上做官，俸禄会比较丰厚，国藩我发誓：除了俸禄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拿。如果俸禄越来越多，就周济更多的穷寒亲戚，决不为子女的衣食积蓄贪求。”
曾国藩如此坦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更是为人的第一要务。
“无信不立”的先哲教诲，曾国藩是刻骨铭心的。成大事者，犹以信、诚为其立业之本，曾国藩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反复告诫的就是“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且言“只要能够谨守”,“不管世道是治是乱，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
曾国藩的这种告诫，其中的暗示对家道兴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似乎有更多的警醒意味：诚信可以立业，保业尤须诚信。一个人在他卑微的时候保有诚信并不难，最难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时犹不失诚信。而这一点，却常常是富贵人家所不易做到的。曾国藩说：“地位高了，并不一定是福气，恐怕徒然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张本。”在他看来，“树大招风”,“楼高易倒”,以诚待人，或可消弥怨隙，化解不测之灾。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曾国藩以自己多年的体悟；时时劝勉兄弟们立德在先，在修身上多下功夫，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为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作为兄长，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他的严辞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恃……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在小珊，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道：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劝阻，坚欲登门谢罪……
在曾国藩遗留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即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莫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国藩兄弟的福份，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又何况曾国藩本身即为世之难得一觅的“圣贤”,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竟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