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军人，却为清廷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不是哲人，但留下的文稿字字珠玑，饱含人生的哲理。他曾是一位震撼寰宇的枭雄，却不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那在死的文字中跳动着的活的思想愈来愈拨动了后人的心弦，在人们平静的心海中掀起了层层巨浪。
也许你会滔滔不绝地说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也许你会毫不费力地说他是反革命的集大成者，也许……也许你会找出许多理由不喜欢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但当你把深邃的理论思考拉到眼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时，你就会感到社会的险恶，做人的艰难。而当你苦苦思索做人之道的时候，偶然你翻开了曾国藩留下的文稿，首先是一阵莫名的惊诧向你袭来，接着是掩饰不住的狂喜，最后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你在为人处世上的困惑和难题，一个多世纪前就有人给了你精确的答案！
掩卷思索，是迷惘，还是有所悟？对历史人物应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1.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有益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人做到了诚信，然后才谈得恭敬；做到了恭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技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2.去伪崇拙，以笃实消众机
因为讲求“诚、恕”,曾国藩又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他训诫曾国荃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如果“伪”来“伪”去，必然两败俱伤，更伤风败俗。虚伪奸巧，是人人所不喜欢的，但不少人又偏偏在言行中把这四个字拣了起来。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家守丧，寂静的乡间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省自己的过去。他把自己的思考坦率地告诉弟弟说：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叫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故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耳。
“笃实”,是中国人民传统的优良品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的表现。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信，引用了一个老僧的话：“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他在日记中又引用了这句话，接着写道：它“仿佛颇有意义，惭愧的是不能身体力行。”机，指机心，即巧诈之心。《庄子·天地》说：“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这条人际关系的准则，如果在上者倡而导之，人人遵而循之，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
“忘机”,是对自己的修养而言的。至于对社会上的虚伪奸巧，则是绝不能忘的。曾国藩对付这种人的办法是以诚换诚。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告诫曾国荃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深藏而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等令人难堪的态度，而是以身作则，使不善者能潜移默转。他写道：“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者也。”曾国藩每天绝早起床，黎明与幕僚同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国藩极重视求师交友，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他入仕以后，为了进德修业，深刻地认识到，“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他感叹道：“人之不可无良友也！”经过一段人世的磨炼，他这种感情似乎更加炽热。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这位两江总督在日记中写道：“我身旁必须有一个性格淡泊之人，时时看到我的缺点来规劝，不让我不自觉中生出骄矜之心”又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好师好友的力量是极大的，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京师为人才荟萃之地，不求人才没有，愈求则愈出。”曾国藩秉着这样的认识，在京城中结交了一大批师友，包括唐鉴镜海、倭仁艮峰及吴廷栋竹如、窦土序兰泉、冯卓怀树堂、吴嘉宾子序、邵懿辰惠西、何绍基子贞、汤鹏海秋、黄彭年子寿、刘传莹椒云、王锡振少鹤、朱琦廉甫、天尚志萃畲、庞文寿作人等等。这批师友不但对他当时的进德修益大有教益，而且他后来治政治军，也常常得到他们的重大帮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勇一卒。而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保卫长沙城，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了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也大体上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和调度。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批非湘籍将领陆续得到曾国藩的重用，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这说明曾国藩在浓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之外，还有着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
所有这些大体上接受曾国藩节制的湘军将领，除极少数如塔齐布等出身行伍外，绝大多数是原先不甚得志、僻居乡间的士人，他们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以杀“贼”立业为职志，与曾国藩心心相印。然而，他们不团结于此，不团结于彼，独尊曾国藩者，除思想相通这一点之外，曾国藩实有过人的人格力量。曾国藩提倡“恕”.曾国藩说：“人们谁不想自己成名、显贵，若能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显贵，则与万物同春！”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说：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所以，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4.与人为善己亦善
曾国藩说：“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补充通融），故善源不竭。”每个个体都是有不完善的，只有不断吸取他人的长处，才能得到充实。别人有长处，则加以借鉴；我有长处，不要怕别人借鉴。与人为善，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杨伯峻译为，吸引别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这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孟子说的是与别人一起做好事。
曾国藩自有他的理解，他说：
“古圣人之道没有比给人行善为大了。用言教诲人，这是以善来教人；用品德来薰陶人，这是以善来养人。都是与人为善之事。”孟子强调的是“与人”,曾国藩强调的是“为善”,既取人，又取于人。若要“为”,首先得“善”,那么“善”是什么？张履祥说：“非善不存于心，非善不出口，非善不付诸行动”,就是好品德，好思想，好学问，好语言，好行为。那么“善”又是如何得到的呢？一靠教，二靠养。
曾国藩还说：“仲尼之学无常师（固定的老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满足），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师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比别人更善于吸收他人的优长，他没有老师，但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老师；而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予他人的；他把自己的善给别人，别人也就拥有了一份共同的善了。
所以，无论是取以益我，学而不厌，还是与以益人，诲而不倦，都是与人为善。我们现代人在说与人为善时，实际上是说以友好和善意的态度对待他人，并没有包括古人那么丰富的内涵，我们是否可以从曾国藩对孟子的理解中获得一点为人处世的启示呢？
5.有容乃大，交友贵有雅量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史记》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可见人们是根据个人的性格、气质、志趣而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真正的朋友是很少的，他们相知、相亲和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和左宗棠就是这样的朋友。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从城中出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地步，速死是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