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大帝将都城东迁，也就意味着基督教会的首席权利也将倾向于君士坦丁堡，罗马没有任何权利对其它教会指指点点。
——君士坦丁堡牧首 佛提乌
地中海东西两端，分属希腊语和拉丁语区，罗马帝国延续几百年的统治，也没有在文化上彻底消解上述两个地区的差异。公元330年，认可基督教信仰的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使罗马帝国出现了东西两个政治单元，为分裂埋下伏笔。395年，刚刚将基督教奉为国教的提奥多西皇帝将帝国一分为二，分别传位给两个儿子，罗马帝国遂正式分裂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在日耳曼人大迁徙的浪潮中，君士坦丁堡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下顽强坚守，而罗马则几乎成为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很快，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西方在权利格局上成为了蛮族的天下。
东罗马帝国在6世纪曾一度征服意大利半岛上的蛮族，雄心勃勃的查士丁尼大帝期望重振罗马帝国的荣光，可惜很快就在阿拉伯人的崛起狂飙中，丧失了古罗马最后的一点锐气。西亚的耶路撒冷、安提阿和北非的亚历山大，这几大基督教区先后沦陷于阿拉伯大军的铁蹄之下。
自此，这个地中海东部的帝国开始被称作拜占庭，因为显而易见，他们身上的罗马风格已经完全迷失了。罗马教会对于西欧日耳曼势力的依附，使得拜占庭对西方的影响逐渐降至冰点。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仅存的东西两大基督教会的发展开始步入几近隔绝的状态中。
基督教信仰自产生之日起，在神学观念和宗教思想上就从来没有统一过。
使徒时代，彼得和保罗就曾因传教方针的差异而产生过矛盾和争吵；
君士坦丁时代，正统派和阿里乌斯派也为夺取至尊地位而爆发过斗争和辩论；
被尊为罗马国教后，正统派更是要面对众多其它派别的围攻和火拼。
所有信仰的派别都自认为是耶稣的忠实追随者，并发展出一套唯我独尊的理论。但是只有在罗马城中的这个派别自诩为圣彼得的传人，并抓住了历史机遇，博得了帝国皇帝和日耳曼政权的认可和庇护，逐渐排除异己，自命为正统。其它派别在同罗马教会的激烈斗争中，无一不败下阵来，逐渐偃旗息鼓。
其实在基督教早期的几大教会中，罗马的位置并不突出，甚至在325年尼西亚公会举行之际，罗马教会仅仅作为旁听者的身份参与。但是这个后起之辈，很幸运的在成长初期就适逢西部帝国的灭亡，在混乱和无序中建立起统领西方精神信仰的新秩序，并得到了蛮族政权的有力支持。在与伦巴第王国和意大利贵族的斗争中，罗马教会先后利用了法兰克和德意志的日耳曼势力，扩充了自己的影响，并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教皇国。
与之相比，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发展却没有这般刀光剑影，东方的模式看起来更加循规蹈矩，不温不火。拜占庭帝国虽然历经了多个王朝的更迭，但是权力结构却相对稳定，皇帝们始终将行政大权独揽怀中。这就使得基督教在这个帝国里，只能安分守己的去履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了，这一点与西部的罗马教会有着天壤之别。
从西罗马灭亡到查理曼登基这三百多年中，西欧版图是一个纷乱割裂的拼盘，因此在无人称王称霸的岁月里，罗马大主教逐渐睥睨天下，自恃为圣彼得的传人，并以教皇的称谓自居。尤其是当“丕平献土”后，教皇的称呼具有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基础，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谋局中，罗马历代教皇与周边各种势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基本上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但是总体趋势上，基督教影响日益扩散，教皇势力也在其它世俗政权的此消彼长中逐渐做大。
东部则不然，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大主教仅仅被称为“牧首”，因为在同一个都城里，世俗皇帝的位置上从来就没有闲置过。因此，在拜占庭，国家和教会，皇帝与牧首，主次明晰，分工合作。教会通过精神灌输，使皇帝的身份和统治具备了神圣的光环，被赋予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这一无上地位，反过来，世俗政权也势必要大力扶植这种信仰体系。一位拜占庭的皇帝说道：“造物主委托教会照顾精神，帝国控制人们的躯体，让两者都免受攻击，世界将享受繁荣。”
因生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东西部教会在语言、仪式和教义上的差异也日益明显。
东方的十字架是两臂等长的；
拜占庭人是站着祈祷，而西部则跪在地上；
希腊人把头部完全浸在水中施行洗礼，而拉丁人则是用水从头顶浇下；
西部教会的教士们与婚姻绝缘，而东部则不做此规定；
拜占庭的教士务必要蓄起胡须，而罗马那边却勒令剃光。
当然还有政治环境上的区别，西部的政权格局，导致教会务必在权利争夺中保护自己，而东部教会身处帝国之中，教士们只要全身心的敬神，做好自己本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