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圣经》的教义，我认为在我们出生之前，上帝经过深思熟虑，已决定谁该获救，谁将毁灭，获救者与其行善无关。对于上帝的选择，我们处于理解与困惑之间，只有无限感恩。
——约翰.加尔文
欧洲的宗教改革时代，鱼龙混杂，所有的风云领袖，我们不能一一详述，包括路德身后的继承者和最早在瑞士进行改革实验的茨温利。不过这些领导欧洲信仰革命的人士，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教士出身，都是从小在接受天主教机构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反叛者。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当时的欧洲，世俗教育在天主教的思想桎梏下，还不具备发芽生根的土壤。只有步入修道院的少年，方能有幸体验到寒窗苦读的滋味，日复一日的诵经、祈祷、抄写、斋戒、禁欲…….，是为了成为一名日后可以帮助基督徒坚定信仰的教士，也可以说是罗马教廷在思想上统治民众的工具。在这个枯燥的教育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个性独立，并理解到《圣经》真谛的异类出现。而罗马教廷的腐败堕落使其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那极少数，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他们都是在学识上出类拔萃、意志上坚韧不拔、精神上卓尔不群、心胸上傲慢自我的一群人。因此，宗教改革运动，有多少位领袖，就有多少个派别，有多少个城市，就有多少种改革的要求。
除了对《圣经》的重要地位毫无异议之外，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没有太多共同语言，他们虽然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这些反叛者之间也经常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更别提联合起来了。就连瑞士内部，伯尔尼的宗教改革实践也一样遭到来自日内瓦和苏黎世同僚们的猛烈攻击。在宗教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如果他们同心协力的话，即使是想打到天主教那样的庞大机构也是毫无问题的。但可惜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对那些细枝末节的教义无休止的辩论上。
在瑞士苏黎世领导教改运动的茨温利，在神学理论上与马丁.路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以《圣经》为权威，否定罗马教皇。而且他们还同龄，路德比茨温利提前六个星期降生到尘世。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天主教会和查理五世的文征武略，局势注定会豁然开朗。但是两位固执的领袖竟然在一个不大起眼的宗教细节上产生了偏差，而这使本该成为战友的他们，最终形同陌路。
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说出了那句耐人寻味的话语：“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这种仪式性的晚餐，演变成基督教中的圣餐礼，成为基督徒缅怀耶稣的重要仪式，饼和酒的典故和引申含义为其核心内容。天主教将圣餐礼称为“弥撒”，饼和酒经过神父的祝圣，而成为耶稣的身体和血液，信徒们要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将其咽在腹中。
路德和茨温利都激烈反对弥撒的繁文缛节，因为他们坚信，《福音书》里耶稣并没有要求使徒们以多隆重的仪式来纪念他的受难。他们都主张实行简化礼节。但是他们对圣餐礼中的神学概念却没有达成一致，茨温利认为：饼和酒只是一种象征，并不能成为耶稣的圣体和宝血，而路德却认为饼和酒是耶稣身体和鲜血的“临时存在”。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论题看似多么的无聊，但在那个时代里，这是生死攸关的话题，因为每个人都在为信仰和拯救而活着。路德和茨温利在一位德意志诸侯的撮合之下，终于坐在一起探讨联合反对天主教的事宜，但是对圣餐礼的理解偏差，成为两人之间一道深深的鸿沟。可能是他们都太自我了，思维里根本就没有“妥协”二字。最终，路德在会议桌上写下“这是我的身体”几个大字，随即拍案而去。
自此，茨温利不得不将独自面对天主教派的强大攻势，并最终在1531年的一次战役中不幸阵亡。得知此事后，已在德意志功成名就的路德没有流露出丝毫惋惜之情，而是幸灾乐祸的嘲笑茨温利的英勇献身。
但是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因此停息，而是愈演愈烈。并非只有像马丁.路德这样性情蛮横，能言善辩的人士才能引领激烈的宗教改革大潮，一位疾病缠身，性格有些孤僻阴郁的教士，也成为了这场革命的领袖，并且更加彻底的践行了新教思想，他的冷酷、坚定和跋扈使由其所领导的改革运动更具铁血风格。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介绍一下这场革命中绝对可与马丁.路德比肩的人物，甚至在影响力上要大大超过其德意志的同行。
他就是被称为“日内瓦教皇”的约翰.加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