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决定着未来历史走向的相似与差异，在15世纪里，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范例，那就是远洋探险。1405到1433年间，大明王朝的船队七度南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犹如坦途。与郑和船队动辄数百艘巨船的规模相比，葡萄牙人的小风帆仅能搭载几十名水手，且不敢离岸航行。1434年，他们刚刚紧贴着岸边，跨过非洲的博哈多尔角，里斯本距此地的海程，只相当于从中国太仓到菲律宾吕宋。
不过此时中国人的船队已经偃旗息鼓，探索海洋的雄心和主导世界的机遇，也随着郑和航海日志的销毁而灰飞烟灭。伊比利亚人的“海上十字军”还在继续，不惜将举国的财富，投入到海洋的征服中。这个世纪末，他们的小风帆便将行驶在郑和的印度洋航线上，甚至在大明朝的南海岸边觅得一块居住地。
领土只有浙江省大小，人口刚过百万的葡萄牙，是何动力使其义无反顾的驶向深邃的海洋呢？伊比利亚的版图可以给出答案，葡萄牙仅与西班牙一国接壤，陆地上参与欧洲事务，获取利益的可能几乎没有。好在一条与国境线完全平行的海岸，正背对的欧洲，面朝大西洋。但是即便这样的地缘条件，也未必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是地中海，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船队控制着这条商品通道。中国的丝绸、瓷器，南洋的香料，南亚的珠宝，全部依赖于商船和驼队，跨越海洋和沙漠，运抵西亚和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再由西方人的船队运往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沿岸。
尤其是香料贸易更是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印度的胡椒，锡兰的肉桂和印尼的肉豆蔻和丁香，这些经济作物无法生长在欧洲的气候环境下，但在热带地区遍地都是。大量食肉的西方人需要香料来保存肉食，并使之味道鲜美，对这种热带植物的需求量极大。一粒胡椒从印度收割下来，最后运到法国的厨房，中间翻山越洋，层层加价，价钱要增加几十倍。这种转口贸易的模式已经延续了2000年之久，而刚刚独立数百年的葡萄牙，连边都挨不上，它的河流，没有一条是流向地中海的。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克，随即，地中海的一切都改变了。奥斯曼土耳其人认为，商路畅通只能使基督徒的生活更加舒适，船队更加庞大，因此，他们关闭了这条商品通道，而对欧洲的土地更有兴趣。凡过境的货物，需缴纳高额的关税，以使西方人的这条欧亚贸易线变得无利可图。商人们希望可以找到另一条通往东方的道路，如果是条可以省去诸多中间环节的海路，那就更完美了。
可是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具有“环球和世界”的概念，航海者所能借鉴的地理知识，已经1000多年没有进展。亚里斯多德曾认为，非洲的热带地区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走到那里将会被热气蒸发。埃及的托勒密也在公元一世纪推断，非洲大陆的南部将向东延伸到亚洲，以将印度洋包围在陆地之中，因为陆地的面积肯定要超过海洋。在基督教神学的模糊理论里，海洋通往遥远无尽的天边，只有酷热、严寒和不可名状的恐怖，在等待着造访者。
在这些理论所营造的恐怖中，人们对海洋充满畏惧，公元前，地中海门户直布罗陀便是天边，人类的船桨越过那里便不会有回头路。到了15世纪，水手们仅仅是对欧洲和北非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一带较为熟悉，西非的博哈多尔角以南，是公认的禁地，偶有船只行至此处，立即调头回返。
这些南行的船只属于葡萄牙人，他们已经在开始默默的寻找通往印度的海路了。寻找商路，是这个国家进行海洋探险的主要动力，此外，葡萄牙人也希望通过海路的延伸，来了解非洲土地上穆斯林敌人的实力。还有一个信仰上的动力，便是继续寻找“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王国，但是它在哪？就像世界有多大一样，无人说的清楚，这个幻影依然萦绕在基督徒的脑海里。
葡萄牙王子恩里克虽然没有亲自出海远航，但始终在凝视着海平面。为此他一生没有婚娶，生活节俭，虔诚如修道士，但凡与航海有关的支出，恩里克一贯大方。在王室的大力资助下，水手出身的葡萄牙航海家们扬起风帆，沿着大西洋向南挺进。
1440年，葡萄牙船队第一次将西非黑人带回欧洲；
1460年，完成全部西非海岸的勘测；
1488年，迪亚士抵达非洲南端好望角。
虽然不清楚前方还有多少难以驾驭的洋流和信风，但是航海家们已经预感到，他们已然站在一条大路的一端，另一端将通往印度。迪亚士回到里斯本，如英雄凯旋般迎接鲜花和掌声。此时一位来自******的航海家却郁郁寡欢的在这个小国家里无处投名，五年后，他的名字成为地理大发现的代名词，他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