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总与穷愁（指物质的贫匮和精神的孤绝）“联姻”，这已成为一个亘古不灭的话题。一切艺术表现都肇始于多愁善感的心灵，而这样的心灵又往往视艺术为自己唯一的归宿。人生的种种逆境最容易导致精神苦闷，二者相摩相激，就令人对生命有了痛切的感知。古人所谓“诗必穷而后工”，也说明，一个人在困厄之中，必然郁忿满怀，感慨良多，或吟咏，或歌哭。韩愈对此有一个宛如剧透的解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贝多芬固然有超人的秉赋，倘若他生于富贵之家，未曾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后来，他就不能直接从痛苦的体验中汲取灵感。中年时的耳聋更使他处于极度的孤绝之中，然而，他最终战胜了残障，并且还创作出《欢乐颂》这样恢弘的乐章。舒伯特英年早逝，却成为了音乐史上的巨擘，这也是拜穷愁所赐。在肮脏而嘈杂的小酒馆中，他谱写了《鳟鱼》《美丽的磨坊女》等妙想天成的乐曲，但他始终无法摆脱心灵深处的忧伤。曾经是贵胄子弟的曹雪芹晚年举家食粥而告贷无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乃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唯其亲身感受之深切沉痛而产生出震铄读者心灵的力量。
许多艺术家终其一生都挣扎在穷愁的苦境里，像困兽一般幻想着自己的出路，寻求那种难以落实的慰藉。他们自始就是物质世界的弃儿，因而狂热地寻找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没有美的空间里，创造美；在没有爱的时间里，创造爱。用自己的笔墨、油彩、音符，或别的材料，去描绘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仙乡息壤。
在古代，艺术家可能是帝王的弄臣，如米开朗琪罗；或贵族的食客，如莫扎特。但他们的灵魂并不隶属于帝王，也不隶属于贵族，他们只听从艺术之神的旨意，一旦开始创作，他们本身就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艺术家的自尊也在此时直达峰值。
然而，当他们从艺术的境界抽身出来，犹如大梦方醒，看清了眼前不容乐观的困境，又当如何？韩愈就曾写过一篇意味深长的《送穷文》，想送穷鬼上路，这大概是所有艺术家共同的心愿。可是物质和精神的困苦如影随形，想摆脱他们，又谈何容易。
正是孤绝之极的感受使梵高发现了万物燃烧的心灵和疯狂的姿态，正是潦倒无俦的体验使波特莱尔从罪恶的污秽中掘获了美的另一面镜子。二十世纪初崭露头角的文学天才们，包括艾略特、乔伊斯、海明威等等，都对面包怀着一份热爱，一怀着一份仇恨。“可感激的是它使我们不死，可憎恶的是它使我们疲于奔命。”在功成名就之前，他们都尝够了痛苦失意的滋味。
面对苦闷的人生，艺术家们的叛逆性格会表露无遗。写《爱弥儿》的卢梭未尽父责，竟将自己的三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因而为世人所诟啐，莫非卢梭就真的没有一点亲情和爱心？王尔德不耐生活的庸俗无聊，于是玩世不恭，甚而至于搞同性恋，以践踏普遍的道德准则。当然，他们都曾为此大吃苦头，卢梭被逐出了上流社会的沙龙，王尔德则被送进了监狱的黑屋子。
世间也有一种艺术家在身受苦难的同时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产生博大的悲悯情怀。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洪亮心声。
世人无不诅咒穷愁，力图驱除它的憧憧鬼影而后快，但我们也时常感觉到，那些产生困苦和孤绝中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使一些奄奄一息的心灵起死回生，使我们的未定之爱成形，使我们跳出窠臼，以品评者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人生遭遇中一切美善的事物。
有一个说法，艺术家结束生命，有两种常见的方式：一是被杀，而是自杀。这样的归纳当然过于简单了。真正的艺术家的确不像普通人那样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寝馈于一种迷醉甚或狂乱的精神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心血的耗失也正如灯油一般，燃烧太过，则易于枯竭。“短命的艺术家”便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说法。
以邪恶为主调的社会总是对正直的艺术家抱有强烈的敌意，他们勇于抗争，或为权贵所杀，或为故国所不容。普希金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为他写悲愤长诗《诗人之死》的莱蒙托夫也跟普希金的命运如出一辙。拜伦被英国永久地放逐了，雪莱也是有家难归。他们高贵的灵魂漂泊无依，除了诗歌，从来就没有在现世中找到过幸福的家园。
天才大多有一种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取向。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却使他们的心灵备受炼狱的煎熬。他们穿行于绝望、疯狂和死亡的沼泽之中，随时都可能遭罹灭顶之灾。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梵高先是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然后又找机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舒曼则在精神病院瞪着天花板，喃喃自语，说是精神错乱，其实是这位天才音乐家的头脑中出现了音符之外的乱码。
命运原本各不相同，生生死死也是寻常之极。艺术家的生命具有更为永恒的价值。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要给自己安排一个悲壮的结局。海明威用双管猎枪崩掉了自己大半个脑袋，这一声轰响，将一条硬汉的形象牢牢嵌入了读者的记忆之中。川端康成，一位平和而智慧的长者，当世人听说他剖腹自杀时，都会惊疑，“这怎么可能呢”。他到底要证明什么？他开始厌倦了？抑或他不再满意自己的作品？追求完美的大师绝对不愿意听任时间榨尽自己最后上点活力。他们一生都在创造，对于毁灭则始终抱有一份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世间最终极的毁灭莫过于死亡。他们等不及也不乐意去等候那个自然的结局，他们要自己动手，像完成一件最得意的作品那样来了结自己的生命。他们敢于尝试，而且乐于完成，这就说明，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他们的豪情仍在。
艺术家对死亡所抱持的这种皈依的态度曾使人困惑不解：他们为何要轻弃世间的荣名而去追求冥府的寂光呢？
在艺术家的心目中，最可悲的也许并不是死亡，而是“江郎才尽”。一旦他们的创造力衰竭，现世的荣名就变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诺贝尔文学奖历来被称之为“死吻”，就其功用而言，固然肯定了一位作家的终身成就。但也使一些作家为保固自己既有的名望而三敛其手。八十年代获奖的十位作家中，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布罗茨基仍时有新作外，其他八位都再无佳构。这不能不使人感慨：艺术家最可悲的结局乃是由“上帝”沦为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