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赞成美林在房地产、经济和证券研究、共同基金等方面提供服务和参与行动，而共同基金曾是查尔斯·美利尔认为千万不可涉足的领域。20世纪70年代，他对自己所说的“未来金融公司”作了一番描述，说那是仿效超级市场理念而缔造的一类公司。自从查尔斯·美利尔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投资银行家在超市行业取得初步投行经验以来，这正是美林尤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行业。里甘心想，人们有多种金融需求，他们应该单单在一个地方就能满足那些需求，在这样的地方，他们能得到银行账户、投资、房地产和保险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应该全在一处完成。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未来金融公司必须能从市场的批发一面，为“超市”购入产品和服务。为做到这一点，美林必须以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做市商”的身份，进行有效的运作。
在这个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仍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隔开，使它们分业经营，商业银行的规模又比投资银行大很多倍，但此时，里甘却已预见到这种法律管制将会终结，并且急切地要与大型银行展开正面竞争（华尔街上其他人并没有这样的心态）。他想给客户提供一种基本银行账户，一种人人应有的东西，可以往里存钱，也可以享有开立支票和借贷的各种服务，不过现行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银行对客户存款所付利息数额的限制规定，给里甘提供了正在寻觅的机会——创设货币市场基金，把钱从银行那里引出来。关于这一点，后来做了富达管理和研究公司总裁的罗伯特·博琛有这样一番感言：
基金业真是迫不得已才操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业务，因为在做股票方面，20世纪70年代实在是非常糟糕的10年。60年代过的都是红红火火的日子，然后好日子到了头。20世纪70年代，卖股票型基金十分困难。而且，银行对存款能支付多少利息也有一个上限。所以，利率开始攀升时，支持货币基金的观点能让人信服，也就不言而喻了。我想，基金业并不是非要和银行争夺客户资产，这不过是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的必然反应罢了。
1975年，里甘推动美林着手实施“现金管理账户”的理念，以贴补不断缩水的交易佣金。推行现金管理账户的做法，就是通过提供管理现金余额的统一系统，将资金吸引到美林的经纪账户上。他们向客户提供一种可边际化的经纪账户，把所有现金都扫进美林管理的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里，这种账户拥有开立支票的特权，还包括一张维萨信用卡，授信额度由经纪账户的资产规模来确定。但是，从法律角度看，这并非银行账户，这仍是经纪账户，只是与共同基金捆绑在一起，又含有信用借贷而已。美林管理的这种账户，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果客户愿意，可以把他们的钱投到美林自己提供的各种投资品上。里甘说：“我很想让我们成为一家银行，那才是有钱的地方。当时，银行基本上是在垄断经营——它们知道这种情况，因此都借势占客户的便宜。它们对支票账户居然也收费，储蓄账户给客户支付23%的利息，而把那些钱贷出去时，又索要12%~14%的利息。这就好比桶里叉鱼，瓮中捉鳖嘛。”
但是，毫无疑问，银行很反对这种做法，便控告美林，要求各州和联邦有关监管机构对现金管理账户予以审查。要在50个州，并且在联邦这一级，把所有官司都了断，会耗资1亿美元以上（这在1975年，可是很大一笔钱），还要费时大半年之久。在美林证券内部，反对声浪也很浩大——因为这一计划放弃了免费的账户余额，又要花费那么多的本钱，监管机构和客户还不一定买账，很多人担忧公司有可能会弄到破产的地步。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预期之上：估计会新收数十亿美元需支付管理费的现金余额，目前客户账户中数百万美元免费余额的好处虽然丧失了，但可以由那些管理费得到抵补。里甘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自公司内部的阻力无论有多大，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大力推进，这次，针对现金管理账户，他的立场也同样如此。据说，他有一回参加与高层经理召开的会议，有人告诉他：“里甘，有了这事，咱们公司死定了。”而他说：“你们这帮人说是要就此事投票，是不是意见早就统一了？”他们咕哝着说，大部分人都反对。于是他说：“好啊，我看得出你们都反对。但是我赞成这事，我们就是要这样做下去。只要我在这里，就得照我的想法去做。”
里甘必须应付公司内部的抵制，他也依靠两位重要同事汤姆·克里斯蒂和保罗·斯特恩给予帮助。他们共同将这一重大项目向前推动。1977年，现金管理账户正式启用，但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公司销售团队对这个项目非常反感，大概因此其他公司3年内也都没推出类似的产品。斯特恩认识到，必须就该产品对销售队伍进行相关培训，一旦产品功能阐述清楚，产品本身应会自我推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利率急剧上升，货币市场收益率也推升至15%，促进了美林推行这一计划，到1979年，美林的经纪人每周会新添3 000个现金管理账户，到20世纪80年代初，每周是6 000个。美林发现了一座金矿，也给了银行业重重一击。《财富》杂志将这种账户称为“数年间最重要的金融创新”。
里甘还在公司内部强力灌输一种思想，就是美林应该跻身于证券分析师和投行业务的最优排行，这是《机构投资者》创立和公布的一种排名，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般而言，经纪券商并不追求这样的宏图大志，它们的销售人员自然也不会接触公司界的首席执行官及其他高管，但是，里甘就是坚持要求美林，要在该杂志所做的每一个榜单的最顶端，或接近最顶端的位置亮相。一些在业界深受尊敬的分析师和投行人员被从其他公司招至美林，到美林后，他们要么必须带来预期效果，要么就只好走人。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开始拜访自己所在地区的企业高管，向他们提供投资建议，宣传美林的分销能力。
这些家伙往往当场就提出做交易，报出的价格高得骇人，但结果却是，美林在客户心目中锁定了一个良好印象。美林又开始与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接触，提供研究建议，提出在股票大手交易上给予帮助。“五一”之后，美林只能通过降低佣金，来提高机构客户的市场占有率，这部分降低了的佣金，反过来可以通过继续对广大零售客保持高佣金比率进行补偿。美林还在国债、公司债和市政债券领域，用心拓展自己的影响力。为了得到大型机构的债券业务，美林不得不与一些重要对手展开争夺才能见分晓，不过，美国各地的债券购买者，以及地方性银行、保险公司、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等，却都在美林销售队伍伸手可及的势力范围之内。
但是，美林在公司融资领域乏善可陈，虽然这个部门的人员多年来也接受培训做分析，做估值，做复杂的公司融资交易。他们是分销员，并非金融工程师。1978年，美林收购怀特维尔德公司，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收购价格比较低，这也反映了怀特维尔德自“五一”之后陷入财务困境的事实。怀特维尔德公司19世纪成立于波士顿，公司宗旨最初是为海外贸易融资。到20世纪时，它渐渐发展成一家与上流社会关系良好的小型投资银行，成了权势集团的堡垒。譬如说，20世纪70年代初，小乔治·沃克尔，即乔治·沃克尔·布什的叔叔，将自己的沃克尔公司卖给怀特维尔德，成了它的一名高管。在怀特维尔德存续的最后一段时期，最杰出的一单生意是1970年做成沃尔玛的首次公开募股。美林并购之后，怀特维尔德公司带来了一些有用的社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技能娴熟的企业融资部，能让美林与主要承销商对手进行更加有效的竞争。美林本来拥有营销优势，加之收购怀特维尔德，便可以在未来数年里向券商排行榜最高端奋力挺进了。
所罗门兄弟公司
1947年美国司法部状告17大券商时，也忽略了另一家公司，这便是所罗门兄弟–哈兹乐公司。1910年，这家公司作为货币经纪商而设立，自1963年以来，由三位兄弟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威廉·所罗门领导。这家公司，与19世纪犹太人从事银行业的一些卓越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没有几个企业客户。1956年，威廉·所罗门策动了一次政变，从一位不得人心的领导人手里夺下公司控制权，但等了数年之后，公司合伙人才将领导权交给他。威廉想走中高端路线，便于1960年招来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西德尼·霍莫尔，设立债券研究部，不久霍莫尔又雇来亨利·考夫曼协助自己。公司在公用事业债券的竞标中非常活跃，在各种类型的长短期固定收益证券上，也都积极参与做市。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罗门兄弟还不特别突出，此时它决定扩大业务范围，进入公司债券和公司股票领域，凭借咄咄逼人地出价这种交易技巧——报价总是势在必得——竞争机构投资者或公司发行人的大宗业务。1965年，公司决定将交易特长应用于股票业务，尤其是大笔交易方面，很快便成了高盛公司的头号劲敌。迈克尔·彭博于1966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直接加入这个群体，他也是我们班成为重要投行合伙人的第一人。1967年，所罗门兄弟在所有证券承销商中排名第四；1977年，排名第二，10年后，排名第一。1970年，公司将莫顿·哈兹乐的名字从公司名称中拿掉（哈兹乐已于1929年退休）。1974年，一位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的前所罗门合伙人威廉·西蒙本来领导着政府债券业务，公认是威廉·所罗门的“法定继承人”，却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从此再没有回到公司。
随着公司的交易技能不断提升，公司也变得更为大胆了。1979年9月，所罗门挑战摩根士丹利，咄咄逼人地竞争国际商业公司1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业务，这可是摩根士丹利的传统客户。所罗门提出让摩根士丹利保留主承销的荣誉（也就是公司名称出现于墓碑形承销广告的左侧，所罗门则位于较为次要的右侧）。IBM公司喜欢所罗门定下的债券发行利率，并认为所罗门的提议也合情合理，于是告知了摩根士丹利，不料摩根士丹利却拒绝接受，理由是它从来不允许自己参与的交易里有副主承销商。
要是在过去，摩根士丹利在涉及其地位时持有这样的强硬立场，就足以迫使客户望而却步，让它随心所欲，可是这回不行了。摩根士丹利说，IBM公司必须在它和所罗门之间二选一，IBM最终选择了所罗门（然后，将美林添加为副主承销商）。此后不久，摩根士丹利改变了承销策略，不再像先前那样坚持，要么仅有自己做主承销商没有副主承销商，要么便拒绝参与承销。但是，这次交易虽然仍采用辛迪加承销制，但1979年10月却发生了著名的“沃克尔冲击”（此时，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为遏制美国疯狂飙升的通胀，提高利率多达100个基点），威胁着IBM的债券发行和所罗门所做的大胆努力。不过，所罗门兄弟还是安然渡过了难关，因为它在期货市场上对风险做了对冲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