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交会施压之下，哈克于1969年1月宣布，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对佣金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全面彻底的研究，然后形成新的解决方案，呈报美国证交会。然而，研究尚未结束，政府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理查德·尼克松取代林登·约翰逊成了总统，而司法部和证交会所优先要考虑的事情，也随之有了变化。哈默·巴奇，一位来自爱达荷州的地区法官，曾任证交会委员，现在接受任命，取代证交会主席，也就是积极主张变革佣金制度的曼尼·科恩，成了证交会新的当家人。罗特伯格和科恩不在了，美国证交会也相应减了些动力，不像先前那样追求采用协议佣金制。
不管怎样，后台管理系统危机正向人们表明，华尔街的证券业有多么不稳定、不牢靠，而要让行业收入大幅削减，时间上似乎也根本不合适。证券业协会当时的一名律师理查德·斯基博纳，现在还记得曾向证交会做陈述，请求允许提高最低佣金比率，因为行业形势非常严峻。他和证券业协会的一位理事约翰·怀特海德一道去华盛顿做陈述，随身带着一份刊载过的“墓碑”大广告。那是1956年福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的广告，上面印有772家参与承销的券商名称，它们有大有小，来自美国各地。他们两位在已消失公司的名称上划了红线，那些公司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出现了并购，或者难以跟上不断变化的行业形势。
请求提高佣金比率并没有得到允许，但美国证交会似乎的确渐渐地不再坚持协议佣金，转而关注纽约证券交易所私营俱乐部式的氛围。1971年，巴奇又被威廉·凯西取代，卸了证交会主席一职，凯西曾是纽约本地的一名律师，有很多共和党和华尔街的关系，后来在罗纳德·里根任总统期间成了中情局局长。
那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也确是一个俱乐部。它归会员或“席位拥有者”所有，会员可在交易大厅里自由交易，按最低比率向非会员收取佣金。很多席位拥有者只是为自己的账户做交易，免收佣金，或者为其他会员执行交易，收取一笔费用。其他会员以“做市商”的身份，在交易大厅的“交易台”上，为指定的一些股票做市，要做一笔交易，你得大喊着走近那些交易台才行。有细化的规则说明如何确定交易指令的优先顺序、如何执行。经纪公司拥有席位，有自己的人在交易大厅，但并非做市商。自从交易所成立之后，最低佣金比率的规定便一直阻止了会员之间的削价竞争，维护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统一性，从而维持了市场的秩序，同时还确保了会员能有利润，不至于因竞争而让利润化为乌有。
哈克以及其他一些人相信，重新调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将会减去一些压力，于是，197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重组，总裁办公室和理事长办公室合并（总裁是拿薪水的受雇人员，并非交易所会员，理事长则是不拿薪水的会员）。理事会本有33名理事，全是交易所会员，将由董事会取代，包括董事会主席，共设置21名董事。其中10名董事为证券业领袖人物，另有10名为证券业外的“公众代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举措，意在削弱活跃会员、交易大厅经纪人和做市商的势力，他们自纽约证券交易所诞生之日起便把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一举措确实也将他们的势力削弱了一些，但由于所谓的公众董事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复杂而特有的政策和运作不甚了然，容易受交易所会员的影响，所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哈克在1970年那次讲话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佣金比率问题正驱使业务外流，纽约证券交易所已不再具有竞争力。美林证券的唐纳德·里甘相信，哈克发表讲话后，会有一些会员放远眼光，改变先前的习惯性做法，开始对交易佣金进行打折，这又将进一步动摇固定佣金制的基础。里甘本人非常赞同协议佣金，并特立独行，开始公开让美林有别于其他会员。但是，来自重要券商的其他人几乎都誓死反对协议佣金。
唐纳德·里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是个很能吃苦的学生，老拿奖学金，1940年，他中途从法学院退学参加了海军，太平洋战争一路打过去，他也从瓜达康纳尔岛一直打到冲绳岛，最后退役时已是身经百战受过军功章的中校军官。1946年，他加入美林证券，此后也仿佛是从士兵到将校，晋升顺畅。1968年，他成为美林史上最为年轻的总裁；1971年，公司上市，他又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美林证券成立于1914年，创始人是查尔斯·美利尔和合伙人爱德华·林奇，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大牛市中做交易发了大财。不过，1929年，美利尔对股市转而持悲观态度，退出了公司，也由此保住了很多钱。1939年，林奇又好说歹说，把他拉回公司，此后他们便努力打好基础，逐渐发展成美国性的零售经纪券商，专为“小散户”提供经纪服务。1956年，查尔斯·美利尔去世，此时公司有6 000名员工，分散在美国各地120余个营业部中，营业收入达8 350万美元，成为美国遥遥领先的最大经纪券商。它经手了20%的小额交易，其他交易大约也占到了15%。15年后，唐纳德·里甘接管公司，此时美林在市场份额上有了进一步提升，并且无可置疑，已成为证券承销和机构交易方面的一个领先者。它那遍布美国的营业机构好比众兽奔腾的兽群，使得其“置放能力”（新股发行或短时间内执行大手交易时，分销股票的能力）令美国企业界大为惊叹，它也因此成了更受青睐的承销商。
唐纳德·里甘像查尔斯·美利尔一样，在美林也是一个反传统的人物，对于沿袭已久的做法和传统毫不在意。他决定支持协议佣金后，同事也表示反对，他把这看做故意捣乱，不予理睬。“我们都是虔诚的资本主义者，夸耀着我们的社会如何自由，贸易如何自由。”里甘说：“但是，我们却要让佣金固定不变。这就像凯瑞·纳申（禁酒斗士），在地下室喝老酒，被人撞见一样。”里甘生性好斗，而且他觉得，凡是能松动华尔街老规矩的事物，都会帮助美林获得更多的提升市场影响力的机会。
然而，高盛公司的古斯·列维持有的观点完全不同。他接替巴尼·拉斯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之后，坚决斗争，要保护纽约证券交易所免受变化造成的影响。他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已是一个脆弱不堪的机构，先前后台管理系统危机猛烈地冲击过它，规则变化致使帝杰证券上市后，围绕规则变化的意见分歧，又让它备受折磨。他想纽约证券交易所肯定挺不过协议佣金带来的冲击——若实行协议佣金制，所有的凝聚力、纪律约束、秩序，本是市场有效运行必不可少的，都将归于一片混乱，纽约证券交易所履行自身功能的能力也将毁于一旦。同多数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一样，他相信尽管纽约证券交易所实行固定佣金制，但世界上任何股票市场也提供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那样的“最佳已实现价格”（即剔除佣金后的价格）。虽然他每天都得应付“软美元”、“佣金让渡”、“佣金回扣”这些问题，但认为最低佣金比率制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核心所在，需要加以捍卫。他很反感里甘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似乎为了显得更为自由或独立，愿意摆脱掉纽约证券交易所。他在多个场合都说，假如非得实行协议佣金制，高盛公司就可能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他说到做到。
古斯·列维知道，佣金业务的实际情况与表面看起来的大为不同。很多机构投资者把佣金当做“软美元”，支付给小型研究公司，如温莱特公司、卡拉克道奇、米切尔哈钦斯之类，为的是购买它们的详尽报告，以及和明星分析师频繁交往。列维认为，这些小公司颇有用处，但实行协议佣金制，“软美元”终结之后，它们很可能挺不过去。有些“熟练枪手”随行就市，坚决要求经纪券商给予回扣（他们实际上也得到了），经纪券商返还佣金的办法，是为交易活跃的热门基金客户，吸收一些营运成本（软美元），包括电话费、办公设备费用等。有些机构投资者又坚持要求以另一种方式分享佣金，希望把部分佣金分给其他券商，这些券商对它们也都另有用处。譬如说，富达基金公司本应为执行交易付给高盛公司固定佣金，却将其中部分佣金转而支付（让渡）给帝杰证券。1970年，平均最低佣金大约为每股40美分，但对于一些大型机构，在它们的软磨硬缠之下，可能要打掉4~6折。
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哈克承诺的佣金改革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证交会又重新介入进来。由此产生了一个过度安排，证交会在1974年指示，针对3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指令，暂时试用协议佣金制。试行后宣布取得成功，于是，1975年5月1日，固定佣金制便永远被弃置一旁了，华尔街至今仍将这一天当做“五一”来纪念，不过，这个“五一”既非被视为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不是遇险船只或飞机发出的无线电求救信号。
于是，佣金开始匆匆下跌。一开始，高盛宣布向大型机构提供8%的佣金折扣，但市场很快盖了过去，折扣差不多提高到15%。可是，到年底，折扣居然超过了50%，而且还在增加。有些激进的经纪券商竟将佣金比率减到了10%。数年之内，原先每股40美分的固定佣金便跌至每股5美分。无数美元收入从这一行业中被抹去。然而，交易量却在增加。1974年，对股市来说是艰难的一年，日均交易量由上年的
1 600万股降至1 400万股。1975年，日均交易量是1 900万股，此后5年，又增加了两倍。所以，就很多公司而言，它们在佣金上的损失因交易量的上升而得到了补偿，并且自1968~1970年后台管理系统危机以来，由于被迫实现交易和交付系统的计算机化，成本减少以及其他方面的效率也有提高，佣金损失被更进一步地抵消了。
证券业内的两个变化，即出现改善系统技术的需求和实行协议佣金的需求，为变革带来了强有力的、所谓达尔文式生存劣汰的动力。时至200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均交易量超过了10亿股，信息技术费用已成为业内第二大成本，仅次于薪酬支出。每家公司都得学会管理技术需求和技术预算，否则，可能会突然陷入失控状态，或坠入看似无底的成本黑洞。它们都得雇请首席技术官，其中多数公司需三番两次地替换，最终才找到合适的人选。它们都得承诺使用某一个特定系统，但结果往往是必须满足不断膨胀的层出不穷的需要，很难叫人预料得到。高盛公司郑重承诺使用霍尼韦尔系统，花费了数年时间来做转换，不料公司在系统安装之后不久却发现不适合。这意味着公司转用IBM的系统后，过去的整个过程又得重来一遍。对于大型零售经纪券商情况就更为棘手了，而且，哪家公司能开发出多余的容量，能通过替其他公司做结算，或能以很低的价钱收购一家竞争对手，而使容量充分利用，哪家公司便拥有竞争优势。后来，桑迪·威尔开始一连串地收购经纪券商，并因此声名鹊起，正是将这种特色转换成了一种商业战略。
但是，变化带来的最大影响，还是表现在经纪业务的运作方面。美林证券长期支持协议佣金，实际上在“五一”之后，却向零售经纪客户提高了约10%的佣金，不过，美林证券倒是以低得多的佣金，冲劲十足地竞争机构经纪业务。倘若对零售这块削减佣金，美林证券认为，那便无异于自杀；但不这样做，后来却又为嘉信理财之类的折扣券商争夺美林客户，大开了方便之门。美林这时已逐渐有了效率相当高的后台管理系统，还可以吸收其他公司进入系统。按照目前的零售佣金比率，它也有很多业务流量，足以提供财力让其大刀阔斧地提升机构交易的市场份额。
然而，其他公司，尤其是提供证券研究的小型公司，随着它们的那一份“软美元”和“让渡佣金”逐渐消失，却发现自己几乎难以生存了。每股交易佣金变成四五美分，便没有了佣金让渡。为机构投资者所做的研究产品要免费提供，是非常昂贵的，除非能从中产生足够的佣金，而对很多公司来说，越来越不能得到足够的佣金。大笔交易以前是一座金矿，现在没了固定佣金，也只能做到盈亏两抵。在很多公司里，来自机构的经纪佣金几乎不够支付管理费用。机构投资者减少做交易的经纪券商的数目，不再有办法向边缘券商支付钱款，致使在证券业内出现了优取劣弃的残酷选择。很多公司渐渐衰退，或者被收购，或者干脆消失了。
但是，协议佣金的出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无可避免的放松管制过程，完全是未经计划，不由自主地发生的——造成的主要结果是：产生了残酷无情的赤膊竞争，以往绝大多数时候靠客户关系经营业务的模式不复存在了。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要想有效竞争，必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免费贡献很多实用技能和实用知识。客户必须得到随叫随到的待遇、最好的研究、持续不断的跟进服务。总之，资本市场行业的竞争强度大大提高了，也给未来的竞争确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