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股市倒是攀上了“忧虑之墙”，1972年11月14日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1 000点大关。然而，1973年，由埃及和叙利亚牵头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犹太教赎罪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导致一场持续大约三周的全面战争。此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宣布对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继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又将油价提升至先前的4倍。“石油冲击”使西方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美国的通货膨胀，由于越南战争代价高昂，压力本已到了极限，现在又猛然蹿升起来。股票市场随之直线暴跌。1973年，美国证券业协会报告称，自大萧条以来，会员公司总体上第一次出现亏损。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为养老基金的管理制定了新标准，对华尔街公司管理机构客户资金的角色提出了挑战。还是在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在旷日持久的“水门事件”纷争之后辞去总统职位（本来如果不辞职，也必会导致弹劾）。经济前景很令人担忧，股市也相应作出了反应。1974年12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10年来最低点557点（从1972年高点跌去了50%），对于很多华尔街公司而言，这又是一个亏损年。
1973和1974年是投资银行非常艰难的两年。募集资本的业务停顿了，为下跌市道中要抛售股票的机构所做的大笔交易，情况也非常糟糕。在高盛公司，1973年根本没有钱用来发奖金。1974年也只是稍有起色，合伙人从自己的资本中拿出钱来发了点奖金。这对雇员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因为他们那时也和现在一样，多数收入来自奖金，不过，并没有什么人离开公司，也几乎没有任何人被炒鱿鱼。每个人都通过内部成本缩减（以及个人开支节约）苦渡难关，同时抱着乐观的心态，尽量往好处设想。
但是，要说对未来抱有信心，确也不易——两三年前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破产时，高盛是其商业票据的唯一交易商，大约8 000万美元发行在外的票据由高盛出售给了投资者，现在这些投资者都在跟高盛打着官司，要求拿回自己的钱。这些诉讼，对于此时合伙人资本仅有约2 500万美元的公司来说，实在是不堪承受的。票据投资者声称，高盛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这家铁路公司财务状况急剧恶化的事实，高盛公司应当披露所知道的信息，或者自我克制，不要出售那些票据。高盛说，在得出结论认为这家铁路公司出现财务困境之后，便立即停止了出售新的票据，但对于已经售出的约8 000万美元的票据，也无能为力。涉及的投资者不在少数，官司拖了将近10年才算了结，可是当时对于身负无限责任的一般合伙人，这些官司确是非常骇人的，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可能会丧失在高盛赚到的一切，如果输了官司，或许失去的还要多。
此时，古斯·列维是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也是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管理委员会于1969年西德尼·温伯格去世前不久成立。当时，温伯格似乎觉得应该对列维有所约束。列维曾是争强好胜的交易员，投行业务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但他竟积累了一批粗野的创业家客户，而温伯格以为这些人都难登大雅之堂。温伯格修订了合伙人协议，规定设立管委会，明确管委会权限，列维很大度地接受了这一变更。
然而，就在他接掌帅印，西德尼·温伯格的影子不再遮挡他的视线之后，他却要直面一系列宾州中央铁路商业票据诉讼的难题，其中有些诉讼也是他自己的客户提起的（一旦一个商业票据持有人提起诉讼，其他所有的持有人也得提起诉讼，这样在破产中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列维为处理这一大堆难题，消耗了很多精力，一直到去世，其间，乔治·道迪给了他莫大协助。道迪做过永道会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西德尼·温伯格有先见之明的邀请下，加入了高盛公司，他梳理和组织高盛的财务系统和控制措施，还带进了不少有才干的行政和技术方面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后来果然有助于引领公司度过了后台管理系统危机。道迪还带着一大班为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案提供咨询的律师，替为数不少的难缠官司，每一个都琢磨出不同的备选解决方案。道迪是很有能耐的人，但他也知道，关键的决策还得由列维做出。
古斯·列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前来到了华尔街。他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只念到中学，在杜兰大学待了两个月，便跑到纽约赚钱了，起初暂住在希伯来青年会大街92号。他很聪明，反应快，直觉极强，是最严肃认真的人。他坐不住，也站不住——常常在口袋里急速晃动着硬币——也不能花多少时间耐心地听人说话。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总是穿着白衬衣，黑色套装。难得见他脸上有笑容，也极少听到他开玩笑，对下属的态度极端粗暴（有两三位当上合伙人之后不久，便离开了公司，在他一刻不离的注视下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对于他的众多客户和交易，他都要求了解当下的情况，但是，他又只愿给人几秒钟的时间来说清要说的话。
有时，要说的话实在太复杂，我们便尽可能简洁地先全部写下想告诉他的话，绝不多用一个字，然后大声念给他听。他总能立即完全领会一切，即便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也是如此。他让人紧张不安，使我们多数人都感到惧怕，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像他这样。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来办公室比谁都早，到后就给美国各地的客户打电话，这时多数人还没上班，他就给他们留言，然后来回踱步，通常又不停地打着电话。他的办公室，四面用玻璃围着，就在交易厅的正中间，在这里，他可以看股票报价机上吐出的行情纸带，谁要是遗漏了什么交易，便朝这人大嚷大叫，同时电话里的交谈却也并不受影响。他那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两位随身秘书，记下打进来的电话内容，同时又给他接通某个人的电话。那里面繁忙得不可开交。要是为了什么事，非见他不可，你就走过去，在他办公室里立于一旁，直到他注意到你，然后，你用10秒钟报告事情，再然后，明显已不再被他注意了，便可以走人了。
在纽约，列维也活跃于不为赚钱而出现的场合，活跃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参加一两个需穿晚礼服出席的社交活动。为了纽约的数十个组织，为了美国共和党，他慷慨地献出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并且是帮助筹款最多的人。很多人啧啧称奇，说是一定存在两三个古斯·列维，因为单单一个人，谁也无法打那么多的电话，出席那么多的活动，在那么多的董事会担任董事。每逢周末，他多半会打电话给同事或生意伙伴，了解他所感兴趣的事情进行到何种程度了。电话总是很简短——“我是古斯。（某某）怎么说？”然后，又总是突然挂断，连“再见”也没有一声。有一回，是星期六，他给我打电话，似乎并没意识到一小时左右之前已经就另外一个问题打过电话了。他总是聚精会神，信心满满，全身心投入。
尽管列维在有些客户面前也很难侍候，在有些社交场合也会与人为难，但他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于能否把公司领导好，他没有什么把握。他担心，可能无力承担起自己揽来的和接受的那些责任。他去世后，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黄色的便笺本，上面有一句手写的祷告词，说是请上帝帮助他管理高盛，保护高盛，他担心自己无法独力承担这些责任。看来，每天一大早，他到办公室后，会独自默诵这个祷词，从中得到慰藉。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那件事，尤其让他自尊心大受挫折，他担忧这件事对高盛带来的影响，会像20世纪30年代高盛交易公司给高盛的影响一样。结果却比料想的要好很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公司与某些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诉讼当事人达成和解时，他们被迫交出了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所投资的众多房地产的一些权益凭证，列维决定保留那些凭证。最终，这些凭证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
大约在这时，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破产、后台管理系统危机和帝杰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之后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考虑废除固定佣金制度，改变交易所的治理机制，以期提高证券业的竞争性。列维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的一名理事，1970年成了理事长。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他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奋力拼争，这一问题对整个证券业，对高盛公司都极其重要，对他亲自管理的业务线，即交易业务也同样重要——他正因从事这个业务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正因从事这个业务而毁誉参半。
纽约证券交易所改革
这个问题最初提出来，确实引起了爆炸性反响。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罗伯特·哈克在纽约经济俱乐部1970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纽约证券交易所已不再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场”，建议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改革，使之更具竞争力，建议将全面实行协议佣金制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最终目标”。哈克在讲话中作出建议前，对一个事实表达了担忧：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股票交易，在一些地区性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执行，因为有些机构投资者四处比较，寻求较低的佣金比率。他又说，尽管本人仍然支持采用固定佣金比率，但认为，“我们业内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确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判断了”。
在讲话之前，哈克拿讲话稿给性格外向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看过，他叫巴尼·拉斯科，曾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场内经纪人，与所有的主要交易公司的关系都很熟。拉斯科深感震惊，料不到哈克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要公开说出来。但哈克还是照做了，整个业界为之震动。顷刻间，大吵大闹，乱成一片，很多会员扬言要赶哈克下台，的确，等1972年他的聘任合同到期，也没再续签了。会员们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自从1792年开始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固定佣金就一直是惯例。这种习惯做法使“市场秩序”得以维持，而且会员们相信，对于替数百只美国公司股票做市的交易所会员而言，还可以提供一份公平而理所应得的收入。哈克又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任何私营俱乐部性质的气氛，也必须消除。”这番讲话也很不受会员的欢迎。不过，非会员当然以为完全可以接受了。
哈克做过经纪人，也当过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头儿，于1967年，在深孚众望的基思·芬斯顿退休之后，接任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他到任时恰巧赶上后台管理系统危机，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正在设法让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此后不久，他又开始面对纽约证券交易所最低佣金比率的现实问题，这种固定的最低佣金比率制度，随着交易量的陡增，已承受了巨大压力。据估计，机构投资者的交易量此时已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50%，他们抱怨佣金比率太高，也抱怨纽约证券交易所卡特尔式的规则使他们不能成为会员，因而不能拿回佣金。
但是，这种卡特尔式规则反竞争的一面，并非绝对是违法的。1953年，哈罗德·梅迪纳法官曾判定：证券承销中组成的辛迪加并没有违背反托拉斯法；1963年，最高法院在Silver诉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案中又作出这样的判决：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身为自律性组织，其权力在证交会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佣金比率无论如何过时而需要变更，也无论如何反竞争，都必须视为已被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联邦级监管者证交会批准和接受，也因此不可能违反其他联邦法律。换句话说，有苦要诉，也不应找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该去找美国证交会。
于是，美国证交会开始着手解决固定佣金可否接受的问题，1968年在尤金·罗特伯格的大力指导下，就协议佣金制举行了数次听证会（尤金是证交会的内部律师，之后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聘用，担任世界银行的财务总监）。在媒体上频频曝光的听证会引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除去纽约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的看法之外，也包括如唐纳德·威登之类人物的意见。威登运营着所谓的“第三市场”，将一些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外安排交易，为机构投资者、公共养老基金以及其他投资者提供某种类似场外交易市场的竞争性交易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