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1968年1月，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系统有问题了。如果股票不能按时（在交易后5日内）送达，交易便被贴上“未达” （即“未能送达”）的标签。股票若已送达，但未能辨认，则被退回，贴上“不知” （即“不知道这笔交易”）的标签。1月，贴有这两种标签的情况增多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调整收盘时间，从下午3点30分提前至下午2点。但“未达”的情况还是增加了。4月，“未达”交易量超过20亿美元，5月，超过了30亿美元。到了6月，雷曼兄弟根本无法做结算，只得先关门停业，直到重新能够结算。本来，这年更早的时候，雷曼兄弟已安装一个新的计算机系统，可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6月下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星期三停止交易，以便多出一天来让各经纪券商的后台可以处理完已有的交易，这也没有多大帮助。然而，与此同时，经纪券商却在报上刊登更多的广告，雇用更多的销售人员，开出更多的证券营业部，满足美国各地涌现出的股票投资需求。很多券商积极游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取消周三休市的规定，好让它们能做更多的生意。一位观察者说：“华尔街已变成愚蠢的贪食者，只知道吃啊吃，要把自己吃瘫吃死。”
接着，美国证交会也卷入进来，宣布根据现有“证券法”，未能送达股票的券商可以欺诈罪受到指控，但证交会基本上还是把这一团乱麻留给纽约证券交易所来处理。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若干监管权力（自律性的），实际上这些权力也是证交会先前授予它的，所以现在证交会指望纽约证券交易所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纽约证券交易所会面临关门的可能。12月，“未达”交易量超过40亿美元，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又显示，在所有交易中有25%~40%的交易至少有一次是属于“不知”的，看来已很清楚，券商正在赔钱，资本受到侵蚀，需要施以救助，或关门停业，才能阻止客户资金的普遍损失。毫无疑问，这样的不利结果会对股市前途造成严重损害。
纽约证券交易所在新任总裁罗伯特·哈克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在情况最糟糕的券商当中，哪些该存活下去，哪些该倒闭。菲利克斯·罗哈廷是该委员会的关键人物，他采取行动，迫使一些券商之间进行并购。委员会想避免券商破产清盘，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此而设的紧急应变资金，在任何大型券商倒闭时，万一不够使用，客户的资金将会丧失。在出了问题的大型券商中，有一家是老式的、出身不凡的海登斯通公司，它是美国排名第三的经纪券商。1970年，这家券商快速亏损，资本已降至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底限以下。它无奈地落入一家本不相配的公司之手，由这家公司来拯救自己。这家公司名叫卡根–柏林德–威尔–雷维（有时也被称做“生菜裹咸牛肉”），是一家创立不久的经纪券商，好争强斗狠，由一帮好斗的纽约人经营，其中的一位股东桑福德·威尔（昵称“桑迪”）也从这家公司开始出道，后来有了长达40年的华尔街职业生涯。
当时还发生了其他很多并购，包括一桩令人大为惊异的并购。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创始人罗斯·佩罗特一夜暴富，此后不久，他居然于1970年年底收购了杜邦–格罗尔–福刚公司。这是一家规模大且问题很多的零售经纪券商，为人冒失而此时身价不菲的佩罗特认为可以扭转局面，通过运用自己计算机方面的专长和管理才干，让它腾飞起来。其实，这年早些时候，他就旋风般地打入华尔街，谋到两份生意合同，一是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分析计算机系统，一是协助杜邦–格罗尔–福刚公司拯救计算机系统。收购之后，佩罗特捋起袖子，亲自上阵。他几乎立即采用了好几个新的想法。公司每个星期六也照常上班。管理人员和工作表现优异者的津贴要大幅度削减。员工必须放弃奖金和加薪，以此为挽救公司作出贡献。
引进财务会计和其他控制制度，以减少公司面临的风险。为使公司状况改善，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杜邦–格罗尔–福刚公司心怀怨恨的雇员和经理一个也不接受。佩罗特深感诧异，公司的重要员工竟然揭竿而起了，其中多数在别处设法觅到了工作。不能另找东家的人，干脆办了退休，靠积蓄和投资过日子。这些被看重的资深员工，宁愿让公司垮了，也不愿屈服于佩罗特羞辱他人的权威。他们的行为让佩罗特惊惧不已，认为他们道德败坏，几年后，他退出这一行业时，还低声嘟哝着他们道德败坏。但是，到佩罗特投资这家华尔街公司时，全行业存在的后台管理系统问题已开始好转，两年的危机看来结束了，其间有100家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券商销声匿迹，或者说被迫并入了其他公司。始于1969年年初的熊市，也有助于这场危机的解决，股价和交易量都走低了。
与此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交会大力推动建立中央股票存储库这一项计划的实施，如此一来，不必再将股份凭证到处推来推去了，所有券商也加速将后台操作实行计算机化。1970年，美国国会创设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万一有哪家经纪券商破产，倒闭时仍欠客户账户上已缺失的现金和股票，则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可以作为投资者的第一道防线。
时至1970年，券商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要想在证券行业活下去，其各个控制过程和行政管理过程成功实现计算机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当然，从此以后，为实现数据处理系统的现代化以及使之延伸拓展，花去了无数资金。
合伙制投行的消逝
后台管理系统问题，几乎让每个人都担惊受怕。允许出差错的余地极小，由于古老的支付和送达系统而产生的意外损失，或者源于其他问题的意外损失，都会侵蚀公司的资本。而扩张生意又意味着必须增加更多资本，此时很多公司都在扩大规模，以期跟上交易量猛增和出现新型服务（如并购）需求的形势。但在华尔街，资本是稀缺的。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的那些券商，不是私营独资公司，就是合伙制公司，合伙资本并不是永久存在的。合伙人要是退休或死亡，就得抽出资本，为他们的生活或作为遗产付出大笔款项。新晋合伙人常常没有什么资本，需要从公司也就是高级合伙人那里借入，高级合伙人拥有大额的资本账户，可能宁愿撤出一些钱。合伙人协议很少有延续数年以上的，只有当所有合伙人同意之后，才能延续协议期限。
这势必限制了很多公司的投资视野，譬如对于投资国外市场，较年长的合伙人便不是很乐意，因为这种投资需要很多年才能见到效益。这也会阻止银行或其他借款人向公司做出期限较长的借贷。再者，当时在纽约，合伙制公司易受无限责任的影响，每一位合伙人都必须以各自所有的财力，为其他合伙人担负责任。若公司要进行扩张，开展大笔交易，做套利生意，参与或有风险的并购活动，那么，合伙制这种治理结构便毫无意义。明智合理的做法，恐怕非得改变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可，必须允许会员公司从市场上筹募资本，正如这些公司让自己的客户通过发行普通股融资一样。但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一个深受传统束缚的地方，要改变什么规矩，几乎总会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只有在出现了某种催化性事件之后，才冲破抵制得以实现。
就这次情况而言，催化性事件是由帝杰证券公司引发的，它是一家自命不凡的新公司，专门为机构投资者提供研究服务和证券经纪服务。它很想发展壮大，但因资本不多受到限制。1969年，帝杰证券的丹尼尔·拉弗金入选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提议改变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方便自己的公司变为股份制公司，向社会公众发售股份。拉弗金这样说道：
我得到的反应是非常令人不快的，老家伙们对我高声嚷道：“你算老几呀？”菲利克斯·罗哈廷还把我比做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们觉得我这是要背弃交易所的规则和传统，逼迫他们也这样做，当然，我的确是这样的。可是，我做的也对啊。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交易所理事有一个晚宴，他们谁也不跟我说话。我独自一人站着，古斯·列维走过来，说：“我不赞成你所做的事情。我不赞成你做这样的事所采取的方式，也不赞成你为何有这样的感受。不过，我倒是钦佩你的胆量，竟敢来参加晚宴了。”
1969年5月，帝杰证券宣布要变成公众公司的计划，并向证交会递交《证券发行注册申报书》，要求首次公开募股。费了许多时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改变了主张，证交会也是在一年后，才终于对该公司的股票发行予以核准，这时已是1970年的4月，股市深深地陷入了熊市。发行定价远远低于帝杰证券最初希望拿到的每股35美元。股市很糟糕，并且看来趋势更糟，就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他们以每股15美元的价钱卖出80万股，募集了1 200万美元。上市后，交易价跌破发行价，并跌个不停。数月之内，这只股票便以每股5美元的价钱交易着，很长时间之后，才恢复了元气。
然而，几个月内，美林证券，这家从未操心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则和传统的公司也上市了，其后有好几家老式投行也相继成了上市公司。可以使用公众资本，在诸多方面，给资本市场行业带来了变化。公司能思维开阔地考虑问题，也能因此而制定相应的计划。它们能融进资金，为基础设施和交易平台进行必要的改善。它们还可以向海外拓展。数年之间，几乎每一家华尔街公司都上市了，在每家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多数合伙人也都退休，为替代他们的较年轻的同事腾出得以晋升的空间。事实表明，这一点也让各家公司受益良多。成为上市公司还意味着公司可以终结合伙制以达成共识为基础的治理结构，代之以安排更为果断的领袖作为决策人物的治理方式。或许，美林证券从这一变化中获得的益处，要多于任何其他公司，1971~1980年，美林证券由唐纳德·里根担任首席执行官，此后，他离开公司，成为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
然而，也有三家公司在许多年里对上市都不感兴趣，因为它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流，在多年里保护了它们的资本免受侵蚀，这便是：高盛公司、所罗门兄弟、贝尔斯登。三家公司每年都不会给合伙人分配任何收入，只是向他们支付薪水和各人资本账户的利息，未经过公司管理委员会的许可，也不允许合伙人撤出资本。正因为如此，合伙人也都没有多少钱可以挥霍，对于奢华的生活，或其他奢侈的让人分心的东西，也就只好望而兴叹了。每个人都一刻不停地苦干，直到亡故，或退休，甚至退了休的合伙人，公司也鼓励他们接着做有限合伙人。因为这个缘故，同时也由于它们没有一家公司经营零售经纪业务，所以都毫发未损地度过了“后台管理系统危机”。
股市下跌风暴来临前的挫折
20世纪60年代一开始，股市便不断上涨，交易量随之攀升，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股市却表现得较为艰难了。时至1968年年初，越南战争已很不得人心，在大学校园里激起了很多骚乱，那些骚乱又促成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于芝加哥召开期间，还触发游行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这一事件在美国各地引发了民权骚乱，数月后，罗伯特·肯尼迪参加总统选举时遭枪击身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稍有上涨，到1969年1月达到943点，上年全年仅上涨4%，然后，到1970年1月，又下跌了15%。1970年，俄亥俄国民卫队派遣部队控制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反战抗议活动，4名大学生遭枪击身亡。这年晚些时候，出现了美国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由美国政府接管。1971年，为阻止美国黄金储备流出速度加快的势头，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对外国央行开放的黄金兑换窗口，也由此单方面终止了建立起固定汇率制金融体系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随即迅速贬值，外汇市场和固定收益市场也出现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