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年读投资银行书籍时，温伯格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让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投资银行家有了理直气壮从事这个行业的理由。清洁工起步的他与他60年投资银行家辉煌的职业生涯怎么都联系不上来。
华尔街还在，但温伯格早已远去了，“华尔街人”也早已远去了。今天的华尔街已不是温伯格时代的华尔街。也许只有温伯格回来了，华尔街才会成为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
严格地说，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化的华尔街时代，但我们更像今天的华尔街，因为我们至今也找不到温伯格的影子。中国有数不清的投资银行，但看不到一个温伯格似的投资银行家。
华尔街在1929年之后，经历了大萧条、证券新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重重困难和波折，时至1947年，资本市场行业终于可以回归正常轨道了。然而，刚熬过近20年的混乱、衰退和挣扎，华尔街17家证券承销商，这时却被美国司法部兴师动众地提起了反托拉斯诉讼，被控在证券承销中犯有垄断行为。这场官司看起来非常蹊跷，因为政府早已有了监管这一行业的行动：1934年《证券交易法》付诸实施，充分授权证交会，让其监管与证券业务有关的所有方面。那么，新法已出台多时，司法部为什么又有这样的动作？尤其是考虑到下面的事实，就让人奇怪了：资本市场行业规模小，近15年又相对少有业务，1935年以来仅有2 600次新券承销，整个行业每年大约只有170次，其中13%还是通过公开竞标的。
然而，政府声称，大约自1915年开始，该行业内的主要公司通过“承销辛迪加”，已将证券承销市场变成了独享专有的领地。所谓辛迪加，就是华尔街公司在每只股票或债券发行时，临时组成一个团体，保证股票或债券的发行价格和分销发售。组成辛迪加是必需的，原因很简单：发行中的证券，规模一般都大于为之承销的公司，私营承销公司实力相对较小，需要抱成团，共同形成资本，共同承担风险。美国司法部打起的这场官司由哈罗德·梅迪纳法官审理，1953年10月，他作出裁定，宣判被告获胜，结了此案。但是，从梅迪纳法官长达数百页的审判意见书中可以窥见，自美国国会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强迫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和涉及广泛的证券新法以来，资本市场行业发生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这些法律以及其他联邦法规，将决定和规范未来数十年的金融服务业务。
此案被告中，有10家股份制公司，7家一般合伙制公司。摩根士丹利有14位一般合伙人都分别受到控告，情形与另外6家合伙制公司如出一辙，它们的合伙人数量也都大致相同。所有这17家被告公司的资本金总额是1.07亿美元，平均每家630万，此时整个证券业的总资本是4.84亿美元。梅迪纳法官准备了一个名次表，按15年来的相对市场份额给承销商做了个排名。排在最顶端的是布利斯公司，这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西海岸的公司，承销业务多半来自这一地区。接下来是摩根士丹利，它继承了摩根银行所有的优质客户资源。
再下来是第一波士顿（它并非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因为是公众持有公司，有7 000名股东）、美邦证券、德威证券、雷曼兄弟、库恩洛布、哈里曼·里普利，第10位是高盛公司。下面7家包括令人难忘的斯通韦伯斯特、格罗尔·福刚、哈里斯霍尔、联合证券，但并不包括如今人们更为熟悉的美林证券、所罗门兄弟、普惠证券。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极负盛名的要数摩根士丹利、库恩洛布、第一波士顿、德威证券——这些公司自己也声称优于其他公司，有资格做“特殊一族”的承销商。这“特殊一族”的资格来自以往的荣耀，可以追溯到铁路大发展的时代。其中库恩洛布和德威证券两家公司，已开始褪去光芒，但无疑另外两家并未如此。
这“特殊一族”，或称“突出一族”，和其他数家公司，基本上都属于做批发业务的券商，它们常拼成辛迪加，承担证券发行的风险，把证券销售给投资者。它们发起的承销业务大大高于业内平均水平。它们与证券发行人有接触，会技巧娴熟地与他们保持关系，很让人羡慕；而客户关系一旦确立，又总是长久不变。证交会规定，在发行人（递交《证券发行注册申报书》后即）须指定一家承销商与证券可以发售之间，有一段大约30天的审核期。这一规定抑制了新券承销商之间的竞争。因为没有哪家公司能提前30天，为某只股票或债券保证某个发行价格，所以也就不会有通过报出最高股价或最低债券利率来进行竞争的情形。
除了承销之外，投资银行还会安排未注册的“私募发行”（也就是不通过承销，而直接将某只新发行的股票或债券，销售给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投资者组成的小群体），1935~1949年间有这类发行1 900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不存在收购兼并的业务。客户关系的词中的应有之义，包括就各种不同的公司事务提供建议，协助引见重要投资者、政府官员、其他公司的领导，偶尔还会在客户公司董事会任职。根据梅迪纳法官的计算，在他考察的15年当中，投资银行家出任董事职务的数量与主承销数量之间的关系，平均而言大约占到12%。对摩根士丹利公司来说，这种百分比数据远没有那么高，仅为2%，它的客户关系主要是继承过来的，但就高盛而言，这个比例就大得多，要占到55%，在这里，西德尼·温伯格是公司的主要支柱。
梅迪纳法官宣判了案件审理结果，毫无疑问，华尔街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但这桩案子显然是与过去有关，而资本市场行业现在面临的是新的不同以往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开始扩张，满足民众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民众希望购买与“美好生活”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住房、交通之类，还有娱乐消遣活动。但发展又不平衡，经济扩张期过后，跟着来的就是经济衰退。工商企业虽心怀乐观之情，但先前困难时期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因此谨慎从事的企业为数众多。这种谨慎的乐观主义，也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不过20世纪50年代同时还包含数年朝鲜战争、冷战时期的前期、激进民权主义活跃期。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还是见证了福特汽车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近7亿美元，也见证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复苏，还看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才首次出现的并购迹象。
1952年，哈里·马科维茨发表了借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创性文章，探讨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进行投资组合配置。从此，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开始发展起来，最优资产配置这个课题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广泛的学术研究，研究显示养老基金在投资组合中大量集中持有股权证券非常重要。这篇学术文章问世的时候，正是金融机构作为美国主要投资者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们正好遇上可以应用这一理论的时机，也确实加以应用了。这些机构于1949年持有价值95亿美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资产，而到1960年时，已持有700亿美元的同类资产，或者说持有所有上市证券20%的市值。在随后40年中，它们继续发展，最后拥有2/3的美国所有股权证券，交易量约占到全部交易量的90%。
20世纪50年代以经济衰退告终，但战后经济板块的根本转换仍在进行之中，这时，70岁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在1960年“将火炬传给”43岁的约翰·肯尼迪。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在美国各地，一生忍受战争和大萧条之苦的老一辈，正被更为年轻的人所取代，更年轻的一代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既乐观又自信。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主政时期，出现了很多让人深感压力和挑战的事件，但也出现了美国史上持续期最长的经济增长（连续增长106个月，该记录后来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被打破），并且在1960~1968年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5%。股票市场反映了这种令人兴奋的经济发展，分别在1960~1961年、1962~1965年、1967~1968年三个时段出现了强劲上扬的牛市，其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翻了一番。证券承销业务也反映了市场的活跃，公司乘势利用有利的市场环境，融入资金进行投资，这又提升了公司的增长率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新人”
美国长期以来对英国深怀感激之情，因为英国在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给了美国很多教益。工业革命使英国得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经济体，又由于经济繁荣发展所提供的资源，让英国得以统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沃尔特·白芝浩认为，是英国资本市场让这一切有了可能。他作为当时的《经济学人》杂志编辑，在1873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朗巴德街》，描述英国的资本市场，以及影响英国资本市场的各种因素。他的书令人想到，英国经济的辉煌发展，是建立在资本的供给和易得性基础之上的。他指出，倘若没有办法筹集资本来建造铁路，那么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发明铁路，又能有什么用处呢？他在书中写道，在英国，在伦敦城，“有一个名叫朗巴德街的地方，只要有优良的担保品，总能筹到钱，只要有不错的获益前景，也总能筹到钱。这样的市场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此后其他任何国家也未曾享有这种可相提并论的‘奢侈’”。
白芝浩接着说，这种资本市场的真正力量，在于能够给一些人带来杠杆的好处，他们在社会体系中正通过艰苦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颠覆处在顶端的人。白芝浩指出，到处都能看到：“小商人已经起来了，用借来的钱，他们将手中的账单拿去贴现，若不消灭，也会不断地攻击和施压于老式资本家。”
假如一位商人拥有5万英镑，一年想获得10%的收益，他得赚取5 000英镑，也就是必须从货物上赚取这些钱。但是，假如另一位商人仅有1万英镑，又通过贴现借入4万英镑，这样一来，他同样有5万英镑的资本可以利用，但能够按便宜得多的价钱销售货物。如果他借款的利息率是5%，那么，他一年得支付2 000英镑的利息；又如果他像老式资本家那样一年赚5 000英镑，那么在付出利息之后，他一年仍能获得3 000英镑，或者说在自己所拥有的1万英镑上赚到了30%的收益。比30%少得多的收益，多数商人也会满意的，所以他要是愿意，尽可能放弃一些利润，降低货物的价格，将老式商人——仅靠自有资金做交易的人逐出市场。
因此，有抱负的“新人”（这是白芝浩1873年使用的术语），由于几乎没有什么可输的，同时又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充足的信贷，所以能够在自己的钱上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畏避风险的资本家，少有借贷或根本不借贷，则收益率较低。有了较高的收益率，“新人”便能压价抢走他人的生意。“新人”冒险经营，当然也难免会失手，被逐出游戏场外，但总会有其他“新人”赶过来，愿意替代他们。较富有的人若不成功，会损失很大，因此不太敢冒险，也因此虽始终玩着游戏，但不断地做着自我保护，防止受到这个或那个新来者的侵害，一直到最后倦怠了，停止游戏，退隐到乡间去了。
白芝浩接着说：“英国商业这种日益民主化的结构，是不很得人心的。这种结构让一些大商巨贾家族难以长期延续下去——他们被可恨的‘新人’小人物挤出了场外。”他最后说，总体而言，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体系却是有利的，“这种粗野的胜者为王的结构，正是英国商业生命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