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生命的秘密，也是如此。其实，在美国，我们都是“新人”，或者说，我们的历史并不久远，诸如阿斯泰、范德比而特、古尔德、洛克菲勒、巴鲁克、福特、温伯格之类，都是不久前出现的人物。他们之后，登台表演的队列也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巴菲特、伊坎、盖茨、威尔、克拉维斯、施瓦兹曼一类的各式“新人”。“新人”走上舞台，以资本和才干为杠杆，撬翻他们前面的领导者，直到最后他们自己也被后来者赶超过去。所有市场上的情形均是如此，尤其是金融市场，而华尔街最为突出，它不只是纽约城里的一条街，更是整个资本市场行业的象征。我在本书全文中，提及华尔街和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和批发银行时，基本上都是可以掉期的概念。老式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或者已与现在称为“全能银行”的一些先前的大型商业银行合为一体，或者与它们展开竞争，这都反映了当下全球资本市场的竞争现实。
华尔街先生
西德尼·温伯格漫长而不平凡的职业生涯收官之时，正是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开局之际。他刚刚正式将高盛的日常管理交给继任者古斯塔夫·列维（昵称“古斯”），从公司位于百老汇大街20号的数间办公室里搬出，换到一个小办公室。那是专为他在公园大道西格拉姆大厦里租借的，不过，他并未就此消失。他依然控制着公司的合伙关系——当合伙关系每隔一年重新改组时，由他决定谁可以吸纳为合伙人，每位合伙人的份额又各占多少——所以，他在公司里仍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于1969年77岁时离开人世。尽管公司享有非常成功的机构经纪和交易业务，温伯格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公司为企业客户所做的投资银行业务。
公司的这类业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温伯格和他的几个儿子揽来的（他们协助管理父亲的一些客户），以致公司可以轻易更名为西德尼·温伯格公司，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有何区别。除了企业融资与机构销售和交易这些业务之外，公司很少涉足其他领域。没有固定收益、没有商品期货、没有外汇交易，没有不动产投资，没有资产管理业务（仅有数个富有家族的资产管理由个别合伙人负责），只有不算大的套利交易，公司赚钱也不多。西德尼·温伯格去世时，报道说他留下的遗产不过是数百万美元，虽然近40年间，他在公司里所占的合伙人份额远远高于其他人。与他在华尔街的同辈人所聚积的财富比起来，他的遗产简直可以说微不足道，像罗伯特·雷曼（昵称“波比”）、安德鲁·梅耶、福迪南德·艾伯斯塔特等人，都在掌管各自声名显赫的公司的同时，既是非常活跃的交易员，又敢于去作风险投资。温伯格坚决认为自己做不了交易员，也坚持声称从来不下单做交易，他坚决要求自己尽可能成为最好的投资银行家。这种异于他人的杰出成就，在他心里比金钱来得更加重要。
实际上，这种卓越表现意味着他在美国政坛，在最佳公司的董事会里，都始终会受到接纳，而政界和企业界的领袖正是左右大局的、最为重要的人物。1950~1965年，西德尼·温伯格一度担任众多公司的董事，诸如福特汽车、通用电气、西尔斯百货、百路驰轮胎、卡夫食品、欧文斯康宁玻璃纤维制品等。那时，这些公司中有很多公司的领导人是社会权势阶层中北欧裔美国人的典型代表，都是坚守传统、一本正经的古板男人，出身于老式家庭，毕业于资质优良的学校，不会花时间与布鲁克林区口音浓重、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来往，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兴趣。
所以，与他短暂面谈之后，我在图书馆里一查到他，便有一个问题立即浮现于脑海：这位西德尼·温伯格刚出道时那样低微，后来又如何成就了一番卓越的事业呢？这种人生旅程，应该是特别艰难，几乎难以完成的。
西德尼·温伯格出生于1891年，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父亲是移民到美国的烈酒批发商，资产相当有限。温伯格早早就开始工作了，1906年辍学，1907年进入高盛公司，工作是给门房当下手，清洁合伙人的鞋帽，给他们倒痰盂。高盛公司于1869年成立，创始人是亨利·高德曼和他的女婿塞缪尔·萨克斯，从事的业务是与华尔街的银行交易商业票据（这是由企业发行的一种短期借据，旨在融入流动资金）。 作为商业票据交易商，高盛公司渐渐发展起来，到1906年时又扩大经营范围，兼做股票承销业务，为西尔斯百货和通用卷烟之类的增长型公司承销公开发行的股票。这是一个很有开拓性的创举，因为当时的市场只认铁路股票和大型工业公司的股票。年轻的温伯格对公司的重要人物极为恭敬，叫他做什么便做什么，后来获得提拔，干起办公室里的杂活儿来。
在这个位置上，他又引起了合伙人保罗·萨克斯的注意，被“揽到了羽翼之下”（塞缪尔·萨克斯有4个子侄，全是公司合伙人，保罗是其中之一，1915年他离开公司，成了福格画廊的理事，同时在哈佛大学担任美术教授）。温伯格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海军，做炊事员，退伍后返回高盛公司，做商业票据销售业务。亨利·高德曼富有组织天才，高盛公司的成功最应归功于他，温伯格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里，他因热烈效忠德皇的事业，与姻亲萨克斯他们发生分歧，闹翻了脸，一气之下退休了。
萨克斯于是决定，到公司之外寻求一个有创新精神又志在成功的人物，重新带动战后公司的业务。他们选中了威迪尔·卡钦斯，1918年让他当上了高级合伙人。他来自南方，属于社会权势阶层中北欧裔美国人，握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证书，还有在纽约声名卓著的律师行沙利文克罗姆威尔工作的经历。温伯格从海军退役之后，只要注意到公司里有什么管理岗位空缺，就主动加以填补，卡钦斯和萨克斯们也乐于让他这样做，因为对他越来越信任了。这样，时至1927年，也就是加入高盛20年之后，人称“不可或缺的温伯格”实至名归，被确定为一名初级合伙人，这从作为先前的门房下手来看，是一步巨大的跨越。
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出现了一波轰轰烈烈的大牛市， 公司并购业务也一度繁荣兴盛，拜卡钦斯和他有影响力的社会关系所赐，高盛也得以参与这种业务。卡钦斯还一再力图增加高盛的自营交易，在上升的市场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到1928年，卡钦斯已成为公司的主要支柱，他坚决要求得到最大的合伙份额，萨克斯们感到很受威胁，胆怯畏缩，很快便同意了。他还坚决要求发起一家利用杠杆的投资信托，称为高盛交易公司，在股市买卖股票，做法很像一只封闭式共同基金。高盛拿出相当于自身1/2资本的1 000万美元，希望再筹集4 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但疯狂的市场却让他们筹到了1亿美元。到1929年2月，高盛交易公司的份额价值已翻了一番，而到了6月（此时，萨克斯兄弟中有两位远赴欧洲了），高盛交易公司突然成立西纳德阿公司，这又是一家使用杠杆的投资信托，高盛交易公司占有其中40%的份额。8月，西纳德阿公司也新创建一家公司来，规模还要大，名叫蓝色山脊公司，西纳德阿公司拥有86%的份额。这种关联投资的结构，就是后来称为“金字塔体系”的结构。在这样的安排之下，高盛公司凭着1 000万美元的资本投入，控制了价值5亿美元的三只信托基金。
一切都保持良好状态时，给人的全是无比快乐，对于瓦迪尔·卡钦斯来说，尤其如此，他还参加了30家公司的董事会，包括克莱斯勒汽车和华纳兄弟电影，看来他注定要大赚特赚了。1929年牛市的最后几个月里，高盛交易公司、西纳德阿公司、蓝色山脊公司的行情都持续高涨，高盛公司这时赚到的钱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总和。但是，很快便一切告终了。股市于10月轰然崩盘，每只曾飙升至326美元的高盛交易公司信托份额，也跌到低至1.75美元的深谷。另两只投资信托也同样崩溃了，高盛公司几乎输掉了一切。高盛交易公司的结局是20世纪最为惨烈的投资失败之一，高盛公司的名声也随之狼藉不堪。
多年以后，有人问及高盛公司为何要贸然涉足投资信托业务，沃尔特·萨克斯解释说：“为了征服世界。不仅是因为对金钱的贪婪，还因为对权势的贪婪，导致这样的事发生了，这是一个巨大错误。实话实说，我们当时都受到了贪婪的影响。”
萨克斯兄弟们赔了很多钱，当然不胜唏嘘，但是，公司丧失了好名声尤其令他们心烦意乱，这可是支撑他们一生的东西，也是自亨利·高德曼离去时交托给他们的东西。他们觉得，要是亨利仍在公司里，这场灾祸是绝不会降临的。
高盛交易公司垮台之后，阿瑟、沃尔特和霍华德这几位萨克斯的兄弟抑制住满腔的悲愤，采取了必需的行动——炒掉卡钦斯，他们认为他被狂热的市场迷住了双眼，失去了判断力。接着，他们着手努力恢复公司的名声和财力，心想这些怕要10年以上才能达成。他们都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但也心知肚明，他们当中谁也不能胜任将公司领上复兴之路的重担。于是，虽然“不可或缺的温伯格”与卡钦斯，以及三个投资信托公司关系密切，他们还是求助于温伯格，给他占1/3份额的高级合伙人地位，并同意宽宥这么大的合伙份额可能要求他承担的任何损失。他们给的条件实在是慷慨得异乎寻常，而保证原谅损失这一点尤其显得大度。高盛变卖掉高盛交易公司的资产，了结了一些官司，其间又有一些经营亏损，到1936年，公司资产减至500万美元。这差不多是30年前的公司资产总额，自此之后，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司资本才能再次超过1 000万美元。高盛公司于1934年才再次担任主承销商，到1935年，才再度赢利，虽然在大萧条的年月里，深陷财务困境的同行也很多。
萨克斯兄弟们和温伯格很清楚公司管理者一方在风险管理方面出现的巨大失败（他们未插手限制风险头寸），这样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将来对贪婪、资本和投机的态度都受到了影响。难怪温伯格不做交易了。不过，瓦迪尔·卡钦斯还是我行我素，不改昔日的作风。他参与各种公司交易，并经营一家小型共同基金，最后退休到了佛罗里达，于1968年在那里去世，死时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就温伯格而言，事实表明，高盛交易公司的崩溃倒是给他带来了天赐好运。倘若此事没有发生，或许此事结果不会那么惨烈，卡钦斯仍会留在原有的位置上，温伯格自然也就会像其他合伙人那样，舒舒服服但籍籍无名地做到职业生涯结束。相反，他得到了一个机会，任何一个没读过几天书，口音浓重的布鲁克林区无名小卒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机会：没有给公司直接投过一分钱的资本，39岁时却领导了一群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收藏艺术品的“大公”，他们在纽约组成了一家历史最久的出身高贵的德国犹太人投行合伙制公司。当然，此时的高盛公司经营状况极差，容不得萨克斯兄弟们和温伯格有别的选择。况且，在1930年，高盛公司很有可能挨不过逼近的经济大萧条。
我时常询问资本市场行业内的朋友，倘使他们处在西德尼·温伯格当时的境地，他们将如何作为。现在这个问题有了一种特定的表达：“在大萧条的氛围之下，你会怎样拯救公司，怎样恢复公司的良好声望，又怎样在30年里让自己成为最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你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没几个人给出像样的答案，而温伯格自己也未透露一个答案。
但是，我想他确有一个计划，有一些准则，要用于收复公司失地的努力之中。首先，他必须让公司止损，扭亏为盈。他让萨克斯兄弟们又重新做起商业票据业务，这项业务先前总会产生不错的现金流。其次，他聘请沙利文·克罗姆威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约翰·佛斯特·杜勒斯，代表高盛公司处理需要解决的与高盛交易公司有关的诸多事务。这要花费数年时间，但他需要限定公司的损失，需要尽快并尽可能少有痛苦地将几家投资信托清盘。然后，他需要找到办法来充分利用自己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尚是平平的关系。罗斯福此时为纽约州长，正打算竞选1932年的美国总统，需要有人帮助他在华尔街筹集竞选资金，并尽可能多地获得华尔街的支持，但这里的多数重要人物却认为他背叛了他所属的阶级。于是，“不可或缺的温伯格”便让自己接近罗斯福竞选团队的一群核心人物，毫无疑问，这对双方都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