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北大荒广漠的天地里，丁玲彻底跳出了个人的小格局，书写了宏大的叙事篇章。在宝泉岭农场，她以女职工标兵邓婉荣为原型，写出了自认为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杜晚香》。从莎菲，到贞贞，再到杜晚香，构成了一条丁玲人生的清晰路线。
扫盲老师
1963年，这是丁玲来到北大荒后的第五个年头。这年的秋天，丁玲回到北京看病，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动来找丁玲，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中宣部准备把她调回北京搞创作，并要她马上到周扬那里去一趟。在周扬那里，邵荃麟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但丁玲随即拒绝了这样的好意，她说中央的精神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既然我已经在下面了，就不必再回来了。”
回到北大荒后，丁玲提笔给作协党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来北大荒已五年多了，自觉锻炼得还不够，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比回北京后经常再往下跑要好些……”
丁玲是明智的，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她没有选择回到政治漩涡的北京，而继续固守在远离喧嚣的北大荒，这使她避免了被漩涡吞没的更大危险。受周扬指派，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于1959年赴北大荒了解丁玲、艾青的改造情况，张僖后来说，如果1963年丁玲调回北京，很难熬过作协“文革”这一关。陈明也说：“那时如果回到北京，或者继续在农场挨斗，1970年不关到秦城监狱，丁玲不一定能活得过来，她整得太累了。”
这一年，汤原农场开展了扫盲运动，陈明已经摘帽，被正式任命为文化教员。而丁玲头上的帽子依然戴着，她成为了农场无法任命的文化教员，负责畜牧队的扫盲工作。
让一个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大作家来当扫盲老师，这颇有点“杀鸡焉用宰牛刀”的味道，但是丁玲却喜上眉梢。自从来到北大荒后，她就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就像一个剑客被禁止佩剑一样，无疑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文化教员的身份使得她又一次与自己钟爱的文字有了合法的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在扫盲运动中，丁玲的韧劲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畜牧队，有的人似乎天生跟方块字有仇，怎么教都不开窍，产生了厌学情绪。丁玲的方法是让你无路可逃，她在每个鸡舍、猪舍门前都钉上了黑板，养鸡的，她就在黑板上写上个“鸡”、“蛋”等词语；养猪的，就在进门的黑板上写上个“猪”、“肉”，学过素描的丁玲还为每个字附上了插图。畜牧队的会议室都到处贴满了她用纸画的苞米、大豆、高粱、猪、鸡、鱼、虾……画的下面写上了相应的名称，以便让人看图识字。
为了让学员顺利完成扫盲任务，丁玲不仅要付出沉重的脑力劳动，有时候也得付出沉重的体力劳动。养鸡排有个学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成天心里只惦着孩子，干完活就急着往家跑，根本无心学习。丁玲为了说服她，主动帮着她一起打扫鸡粪，清理鸡舍。看到老师忍着严重的腰疼帮助自己，这位学员感动万分，从此她没有落下一节课。
在丁玲的努力下，仅仅一个冬天的时间，全畜牧队的三十多个文盲都能给家里写封简单的家信了。
年终全农场评扫盲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丁玲所在的畜牧队评为全场的先进单位。但由于丁玲的特殊身份，在评选优秀教师时，党委宣传部长王惠侗为难了，最后他想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榜上不写丁玲的名字，发给她一个纪念本，上面印着几个闪光的红字——“奖给优秀教师”。
杜晚香
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而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这句话应该改为“我写，故我在”，在堂而皇之的写作权利被剥夺之后，丁玲的创作活动只能转入地下。
1964年12月，丁玲和陈明从汤原农场来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在这里她以女职工标兵邓婉荣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杜晚香》。丁玲晚年一直向外宣称这才是她一生中最好的作品，足见其对《杜晚香》喜爱之深。
在“文革”的浩劫中，丁玲的全部稿件、日记、笔记、资料都被造反派抄走了，黄鹤一去不复返，成为她本人以及读者无法弥补的遗憾。在这些遗失的作品中，只有这一篇《杜晚香》得以涅槃重生，重见天日，1978年，丁玲将之重新写了出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上，这也成了丁玲王者归来的标志。
杜晚香生长于陕北的一个山沟里，8岁丧母，在后母嫌厌的眼光中长到13岁，而后出嫁给人家当媳妇。在新的家庭里，她任劳任怨地为一大家子人长年不息地劳累着。17岁那年，杜晚香的丈夫报名参军抗美援朝去了。丈夫离开之后，杜晚香在家务之余，跟着土改工作队的人们，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她当上了妇女主任，随后又参加了共产党。1958年，抗美援朝归来的丈夫从军事学员转业，成为奔赴北大荒的第一批垦荒战士，杜晚香毅然背起行囊离开陕北，到被人们视为流放之地的北大荒与丈夫并肩战斗。
然而，刚到北大荒之时，人们只是把她看作随军家属，不知道该给劳动热情高涨的杜晚香安排什么工作，而她的丈夫更把做饭收拾房子看做她的分内之事。杜晚香开始主动出击，她从不计较所做事情的卑微，为家属区清洗肮脏厕所，替有困难的同志买菜、带孩子、做鞋子、补衣裳，终于带领起一群家属浩浩荡荡地加入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在丁玲的笔下，杜晚香被赋予了“圣母”一样的光辉色彩：
杜晚香在充满愉快的劳动中，没有疲劳的感觉，没有饥饿的感觉。大家休息了，她不休息，大家吃饭，她也不停下手脚。在场院参加劳动的工人、家属的工资，有计时的，有计件的，而她的工资，是既不计时，又不计件。全场院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这个个儿不高，身子不壮，沉静地，总是微微笑着的小女子，奇怪她为什么有那么多使不完的劲，奇怪在她长得平平常常的脸上总有那末一股引得人家不得不去注意的一种崇高的、尊严而又纯洁的光辉。（《杜晚香》）
在三年困难时期，杜晚香大公无私的精神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她不仅制止别人偷公家的东西，而且自己把捡来的粮食颗粒充公，从不搬回家里。在杜晚香的影响下，连小学校的学生也组织起来为国家去捡粮。杜晚香当上了城市来的女知青的队长，有一次带队员们去十里外的树林里背柴，回来时队员们因为刚化冰的河沟太凉不敢过河，她脱下鞋一个个把她们背过河，最后自己的双脚都冻紫了。最后一个小姑娘没等杜晚香，自己过了河，脚被冻疼得的大哭，杜晚香敞开胸怀去暖和她的脚！
1978年，刘心武在读完《杜晚香》之后，在给丁玲的信里说：“的的确确，杜晚香这个形象是从无垠的干旱的高原上挤出来、冒出来的一株小草，是在风沙里傲然生长出来的一枝红杏。”这也正是《杜晚香》的灵魂所在，小说里，丁玲写道：“晚香就是这样，像一枝红杏，不管风残雨暴，黄沙遍野，她总是在那乱石墙后，争先恐后地怒放出来，以她的鲜艳，唤醒这荒凉的山沟，给受苦人以安慰，而且鼓舞着他们去作向往光明的遐想。”
自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后，红杏总是与“出墙”二字联系在一起，成了放荡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红杏的一种误读，红杏是一种抗旱耐寒，适应力极强的植物，其果实颜色鲜艳、营养丰富，红杏出狂沙，硕果与人间，这不正是这一时期丁玲的自况吗？如果说《杜晚香》有原型，我宁愿相信是丁玲自己。
从莎菲到杜晚香
丁玲以一篇《杜晚香》宣告自己的复出，受到一些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丁玲这篇文章里面有一种政治功利和道德诉求，换句话说，丁玲的文章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对此不敢苟同，李贽在明政府的监狱中以一把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死之时留下一句遗言：“七十老翁何所求！”丁玲发表《杜晚香》之时，拖着七十余岁的残躯，一身病痛，如果就这样还认为她在政治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话，不免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又有人认为，丁玲的《杜晚香》标志着她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意味着她成了政治的“老妖精”。对此，我更不敢苟同。相反，我在《杜晚香》里面看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色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堪称传神之笔：
她好像回到了幼年，才七八岁，只想跳跃和呼叫。可这是幸福的幼年，同当年挑着半担水，独自爬上高塬，又独自走回家来，整天提心吊胆的幼年是多么的有了天渊之别！她不觉地放肆地把幼年时代的山歌，放声唱了起来。歌声吸引着人群，人们侧耳聆听着这来自西北高原上的牧歌，高亢清朗，油然产生了广阔的情怀和无尽的遐想。人们惊异地望着这个经常只默默微笑着的小女子，更多的人响应她的颤动的歌声，情不自禁地也唱起自己熟悉的乡歌来了。整个场院在纯朴的音乐旋律中旋转着，歌声与笑脸四处浮动与飘扬。多么活跃的生命，多么幸福的人生呵！（《杜晚香》）
上面的场景写的是杜晚香带领着一群家属在场院里劳动时，她突然间有感而发，从喉咙里迸出嘹亮的牧歌，最后杜晚香犹如一尊女神一样带领全场院的家属高唱起了“欢乐颂”。如此欢乐而又纯真的场面，只有一个人回到孩提时代才能感受得到。
二三十年代的莎菲，四五十年代的贞贞，六七十年代的杜晚香，可以说是丁玲人生中的三个里程碑。从莎菲的病态与颓废，到贞贞的困惑与挣扎，再到杜晚香的心地坦然、光明澄澈，丁玲的人生也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跨越。如果说，莎菲时代的丁玲是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那么杜晚香时代的丁玲就是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个时候的丁玲身上俨然有了一种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以一己之力背负沉重十字架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她也终于完成了从一个游侠到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完整演变。
然而，这种演变的背后，丁玲付出的是巨大的代价。在此过程中，她的个性逐渐被社会的共性所吞没，她所失去的，也正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这也正是千百年来“侠之大者”出世的必经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