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丁玲，现在的世人还有几个人会在意嶂头村这个名字。一生坎坷而漂泊的丁玲也只有在嶂头村才过上了人生中难得的几年清净生活，就像一个仗剑逐鹿的大侠在失意之后归隐江湖，而嶂头村以它的温柔敦厚接纳了丁玲。然而，对于一个不甘心寂寞的侠客来说，这样的隐居生活只能是人生中的一段短暂的插曲。大侠终归要重出江湖，只是抛弃了宁静的生活，重新面对刀光剑影，对于已经垂垂老矣的侠客来说，到底是不是最理想的一种选择，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丁玲自己才能回答。
“右派”的幸福生活
1975年5月，丁玲和陈明挺过了数年秦城监狱“死生契阔”的危机后，终于在山西长治嶂头村再一次“执子之手”。苏东坡说：“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但这种陌生的感觉只是转瞬即逝，劫后重生的喜悦很快冲走了些许的感伤。
从1975年5月到1978年12月，丁玲和陈明一共在嶂头村共同生活了三年零七个月，远离尘世的喧嚣，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这里的人们像白开水一样简单，这三年零七个月的隐士生活堪称丁玲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
嶂头村东面就是太行山，山上是一望无际的果木林，这里远离人间烟火，风景幽美，空气清新，是一个天然的养老之地。每当黄昏时分，丁玲和陈明携手漫步在山村小道上，夕阳明灭，晚霞幻化，山风习习，远处炊烟袅袅，人们轻唤着牛羊归圈，一切都那么安定和美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都以为自己将终老于此。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但淳朴的老乡们对于政治远不如城市里的人们敏感。这里的人们对夫妻俩非常友好，经常过来嘘寒问暖，知道丁玲作家身份的人不忘让她帮忙写点东西。村里和公社有时来人，问两人缺什么，并设法解决。在口粮方面，公社给他们配的是三分之一是大米，三分之一是白面，三分之一是粗粮，而当时一般的农民是吃不上大米的，“右派”的丁玲在这里反而高人一等。有空的话，陈明便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些相熟的人晚上还常常聚在他们的屋子里说说真心话。
初来乍到，夫妻俩没有自己的房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公社用上面给他们解决住房的专款改造了一处大宅院，在原有的三间房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两间，成为了他们的新家。房子中间的三间，一间作卧室，两间作活动室，两边的两间房一间作厨房，一间预备作保姆房，将来请个阿姨住那边。保姆房下面有个地窖，冬天可以储藏点白菜、土豆和水果。在当时的嶂头村，两人这样的住房绝对称得上别墅，住得上这样的房子恐怕算得上“地主”级别，而相比当时城市里堪比鸟笼的居住条件，两人的住房更是让人心宽体胖，无比舒畅。
院子里有苹果树，供应免费的苹果，两人常在炉子上搁个苹果，吃热的苹果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享受。此外，夫妻俩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菜。因为山药有助于丁玲糖尿病的治疗，陈明还特地种了山药。两人一共养了14只母鸡，一个大公鸡，买了铁丝网把鸡围起来，墙角底下挖个洞，鸡下蛋就到里面去下。丁玲过去在畜牧队养过鸡，现在正好发挥她的专长。
家里的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用砖头砌起来，可以用水冲。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两人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陈明把管子装在水缸里头，用水非常方便，相当于天然的自来水，不用再人工到外面挑水。
从人下人到人上人的转变是如此突然而迅速，以至于连陈明都不由地感叹道：“我们是长治久安呐，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
一部春秋乐晚年
在嶂头村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丁玲和陈明遇到过的最惊险的事件是一次煤气中毒。这是刚到嶂头村那一年的冬天，有一天凌晨，两人鬼使神差的双双中了煤气，幸好同住一个大院的邻居及时发现，他们才度过了鬼门关一日游。
不过在嶂头村几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危险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其他时间都是风平浪静，比起“文革”期间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道好上几百倍。其实相比煤气而言，人要可怕的多。
从煤气中毒中恢复过来之后，陈明买了一斤猪肉，包饺子，请全院子的人吃，大家平时难得吃上一点肉，吃得比过节还热闹，能够让众人吃上猪肉的硬道理，也使得两人成了村里人的偶像。
其实刚到嶂头村时，夫妻俩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穷的只剩下身上的衣服。但这种境况很快得到改善，公社不仅负责吃住，上面还给他们发了布票乃至自行车票——自行车在当时可算是奢侈品了。后来，两个人被冻结的工资也发下来了，陈明129元，丁玲80元，这让他们成了村里的“首富”，以当时的购买力而言这笔钱堪称巨款，陈明自己都承认：“我们的钱坐在炕上吃也吃不完。”
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
陈明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处得很自然，和老百姓很合得来。我们觉得，就在这个村里也挺好嘛。我们要是到了城市里，就被控制住了。所以我们住在那里很安心。”
由于常年身体上受到的折磨，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几乎抬不起来，到处求医问药皆无济于事。有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医术，给老乡治病经常有奇效。他无意中知道了丁玲的病情，义务为丁玲扎针治病。他居住的地方离嶂头村有十余里的路，来回三十多里。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人的一双脚，但他不辞劳苦，风雨无阻地来为丁玲治病。此时丁玲名义上还是一个反动的“右派”，但他并不避嫌，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不能不管。”
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丁玲那颗沉寂已久的心又渐渐地恢复了生气，她又惦记起三十余年以来自己一直没有完成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为了让腰椎有病的丁玲更好的写作，陈明专门给她设计了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丁玲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便用上这块写作板。
陈明为了祝贺丁玲重新执笔，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给她，丁玲躺在炕上，陈明念给她听：
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
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
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
结尾的“一部春秋乐晚年”，自然指的是丁玲还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当时丁玲还没有摘帽，担心祸从口出，便问陈明，如果人家要来查，问你“一部春秋”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说呢？陈明灵机一动说，我指的是《毛泽东选集》呀。
何必奔冲山下去
尽管生活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嶂头村，但丁玲和陈明并非不问世事，相反，为了保持和外界的联系，以便及时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人还特地订了一份《人民画报》。
“四人帮”垮台后，两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又起了波澜，此后陈明开始为丁玲平反之事四处奔波，而丁玲也日日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在丁玲不断写申诉材料，陈明进京并诉诸于中央领导之后，1978年的7月6日，根据上级指示，丁玲终于在嶂头村摘掉了扣在自己头上二十载的“右派”帽子，很难形容当时丁玲的这种感觉，也许就像孙悟空取经后摘掉了金刚圈一样。
后来为了丁玲回京之事，陈明又再次进京活动，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央终于同意丁玲以治病为由回到北京。
我始终觉得以这种理由回京是很滑稽的，因为最好的治病地点未必要拥有多么好的医疗条件，更在于一个美好安宁的外部环境，这也是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原因。仁者寿的关键在于心境与环境的高度一致，但是到了北京后，各种矛盾和冲突接踵而来，这种天然的和谐也就被轻易打破了。“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否则，我想丁玲的生命旅程还可以延续得更长。
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中人之所以活得快乐，是因为他们完全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外界的一切纷纷扰扰，沧海桑田皆与我无关。但一直心系外面世界的丁玲终于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者，或许隐者的生活并不能给她带来快乐。
在苏州西郊的天平山白云泉旁刻有白居易的一首诗：“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山上的泉水犹如白云的坦荡淡泊，给人一种无牵无挂、从容不迫的意境。但一旦奔冲下山，这份从容也就随之烟消云灭。
丁玲“下山”之后，再一次卷入政治的风头浪尖，使风烛残年的她更加油尽灯枯，以至于她想穷残生之余力完成未竟的作品而不得，这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但是对于一直以来追求轰轰烈烈，“飞蛾扑火，不死不止”的丁玲来说，如果甘于平平淡淡，那也不是丁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