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自从遇到毛泽东，丁玲的命运就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了，领袖的一句话可以让她升上云端，也可以让她堕入地狱。但一向以“国士”自居的丁玲并不因此对领袖有怨言，国士以忠心报主为人生最大的使命，主可以持两端，但我只能有一心，丁玲也好，胡风也好，他们的冤狱都不是因为不忠，而是因为太忠，这也为他们的人生涂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悲壮色彩。
领袖的关照
在延安的时候，丁玲曾经和毛泽东无话不说，毛泽东对她推心置腹的场景更是让她终身难忘。
丁玲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丟，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
有一次，毛泽东问丁玲对延安的印象，丁玲幽默地说：“我看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听到这样出格的话，不仅不以为忤，还饶有兴趣找来了纸和笔，“好啊，那你得帮我封官啊。”丁玲见了主席的反应，胆气也壮了，就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做国防大臣，董必武可以做司法大臣。”毛泽东又开玩笑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东宫、西宫咧。”丁玲说：“那我可不敢，弄不好贺子珍要找我打架。”陈明后来在忆及此事时，感慨万千地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平等和谐融洽啊！”
在这样的叙述中，除了可以看出陈明所说的当年丁玲与毛泽东关系的和谐融洽，还透露出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对丁玲的影响。抛开历史的功过，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确实是无可匹敌的，他博古通今，文武全才，倜傥风流，雄辩风趣，既有指点江山的英气，又不失儿女柔情，毛泽东的这种个人魅力甚至于他的对手如蒋介石、尼克松、赫鲁晓夫在他面前都会有渺小之感，故其旧日政敌铁托在知悉毛泽东去世时说：“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与毛泽东在延安有过频繁接触的丁玲自然更加无法脱落毛个人魅力的笼罩，犹如铁粉之于磁石。丁玲到延安本来就有点“朝圣”的意图，而毛泽东的存在则让她延安之行得以圆满。
毛的个人魅力也正是非毛者最为恐惧的，有人甚至挖空心思，企图在毛的身高上做文章，说毛的身高只有170出头，蚍蜉撼大树，简直是可笑之极。
此外，毛泽东早期对于丁玲的关心和照顾更是让她没齿难忘。
那时毛泽东已经日理万机，但他还不忘亲自过问和关心丁玲的生活与工作。丁玲领导的“西战团”出发前，毛泽东先后两次打电报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通知他丁玲带领的“西战团”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要他们沿途搞好接待。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在中央党校公然指责丁玲是在南京自首过的叛徒，委屈的丁玲找到毛泽东，要求组织上为她洗雪冤屈。1940年初，中组部负责人陈云作出了关于丁玲的审查结论，并告诉她，毛泽东特意在结论的末尾加了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2年，在批判丁玲、王实味的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让丁玲和王实味一个上了天堂，一个下了地狱，这句话犹如法场上的“刀下留人”，从此，在丁玲眼里，毛泽东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之余又多了一层救命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与参会人员合影，他还特别招呼了丁玲坐到自己近前的位置，以此来安抚她那颗尚且惊魂未定的心。
1948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读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稿，对身边的人说：“丁玲很有才气，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让她当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同年，毛泽东还将丁玲的名字跟鲁迅、茅盾、郭沫若列在一起，这让她受宠若惊。
有好事者居心叵测地把毛泽东对于丁玲的特殊照顾加以发挥，给两人的交往加上一点桃色的成分，这未免有点低估毛泽东和高估丁玲。此时的丁玲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历尽沧桑的人生和延河的风沙已经让她变成一个身材粗壮，满面风霜，颇具男人气概的人，早已不是早年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毛泽东性格虽然豪放，但在审美上他还是非常清醒的，他可以与延安第一美人吴光伟闹出绯闻，但绝对不可能恋上丁玲。毛泽东对丁玲的关照，很大原因是因为丁玲是延安女性的一面旗帜，他需要树立这面旗帜。
从火点到冰点
丁玲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了建国之初，在丁玲的回忆中，中南海湖上两人的一次谈话被她视为她与毛关系的转折点。
这是1951年，丁玲在中宣部任文艺处长，一天早上，毛泽东托江青转告丁玲，让她到中南海一聚。丁玲到了中南海后，毛泽东请她一起吃了午饭，饭后毛泽东叫了一条船，两人同游中南海，一起聊聊天。在聊天中，毛泽东问丁玲对周扬的看法。爱憎分明，对周扬一直怀有成见的丁玲不假思索，连珠炮般说出了周扬的一系列不是，兴奋的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眉头正在皱起。
毛泽东突然打断丁玲的话，对她说：“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丁玲一愣，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丁玲的心情瞬间从高空跌入谷底，丁玲与周扬的矛盾众人皆知，而毛泽东竟当着自己的面肯定周扬，可见其已经对自己不太满意了。
据说，此后丁玲和毛泽东很少再见面，而丁玲也不敢主动去找毛泽东。此事之后，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走向降温和冷却的过程。几年后丁玲挨批的时候，其子蒋祖林曾问她：“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丁玲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丁玲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或许正是中南海的这一番谈话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
建国之初，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被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其避暑、休息之用。丁玲也因此搬进了颐和园内的一处名唤“云松巢”的宅院，享受了高级干部的待遇。
1951年夏天，正在“云松巢”赶写一篇文章的丁玲忽然接到一个警卫人员的通知，让她赶紧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丁玲连忙出门迎接，只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陪着毛泽东迎面而来。毛泽东握住丁玲的手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他听说丁玲的母亲也在里面，又进屋问候了老人家。丁玲请毛泽东、罗瑞卿等人吃西瓜，大家相谈甚欢，好一会儿丁玲才送毛泽东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
据说这是丁玲和毛泽东本人的最后一次会面，这也许是毛泽东发动批判丁玲前两人关系的一次美丽的回光返照。多年以后，丁玲仍然沉浸在这次会面的喜悦当中，逢人便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短短的几年后，毛泽东对于丁玲这个麾下的文艺爱将竟然会发出“赶出去”的指示。
1957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
1958年在“反右”中，曾经在延安文艺整风中拯救了丁玲的毛泽东旧事重提，再次将人们或以遗忘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提出水面，并要求《文艺报》发表文章对之进行“再批判”。毛泽东自己还加、改写了报上的按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发话了，丁玲就此放弃了反抗。当她把一切怨气都加在周扬身上时，她似乎有意或者无意地忘记了，周扬的背后正是毛泽东。
据说，丁玲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毛泽东对她的生活还不忘关注，多次托王震询问其生活情况，还带书籍和生活日用品给她。或许真的这样，毛泽东对丁玲的感情确实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在那样一场“文艺服从政治”的斗争中，连毛泽东自己也身不由己。
国士之殇
二十余载的逆境结束后，丁玲归来已是满头华发，当然，对她来说活着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胜利了。有读者问丁玲是怎么熬过这段岁月的，她回答说，因为我有信念，我相信党，尽管现在党里还混有坏人，但我们党的性质没有变！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就是这个信念，支持我斗争，支持我战胜一切困难。
与其说丁玲相信党，不如说她相信毛泽东。在秦城监狱里她甚至要唱着《万岁毛泽东》来度过这段最可怕的精神危机。有人对丁玲说：“你对毛主席那样虔诚，那样热爱，而他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了你的名……”她却这样回答：“毛主席有缺点，晚年更有大错误，当然可以写，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写的。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不能给妄图全盘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
在丁玲心里，自己对毛泽东的感情从来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动摇，直到197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时，她还在序言中把自己比作一个喊着毛主席名字冲锋陷阵的战士，内心呼唤着毛主席的名字奋力写作。
周朝将贵族分封为四等，第一等天子，第二等诸侯，第三等大夫，第四等士。到了最后一等的“士”，已经没有前面三等的利益，但是贵族骄傲而执着的高贵血液仍然在他们体内流淌，在他们心里，情义、承诺和荣誉远比生命本身更重要。于是“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成了他们处身行世的至高准则。
在“士”中，还有一些才华出众之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起来，他们以国士自许，只忠于国家的最高领袖。韩信就是这样一个“国士”，《史记?淮阴侯列传》称他“国士无双”，韩信曾有绝佳机会背叛刘邦而和刘项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创刘备孙权一样的伟业。但是他顾及了刘邦曾经“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恩情，毅然将自己的念头扼杀。
韩信是个武士，而中国更多“士”的精神还是通过文士来体现的。其中，“忠心”仍然是国士精神最重要的衡量标志之一。所以，陆秀夫抱着南宋小皇帝跳海殉国，遂成千古国士名，而钱谦益畏死不敢从柳如是之言跳水殉名，转而降清，本是众人眼中国士级别的他就此声名狼狈。尽管南宋已是腐化到谷底，而清朝却代表了进步的势力，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他们国士标准的判断。
“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丁玲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