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陈明一起度过的五十年，是相濡以沫的五十年，也是荡气回肠的五十年。两人结合的时候冲破世俗藩篱的勇气，共度浩劫时坚守爱情的执着，都为现代社会浮躁婚姻中的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明者，光明也，半生与光明为侣，丁玲何惧黑暗。
姐弟恋
1937年6月，刚到延安一个多月的陈明就在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的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演出上，领衔主演由高尔基同名小说《母亲》改编而成的话剧。在剧中陈明出演主人公伯夏，其英俊的扮相和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台下阵阵的喝彩声。
陈明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场演出竟将改变他的命运。在台下，有位比他大13岁的女观众正在目不转睛地欣赏他的表演，曲终人不散，她将和他携手走过今后五十年的风雨人生，此后，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1937年秋，“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后，丁玲任主任，陈明任宣传股长，这给他们创造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敢作敢为的丁玲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向自己“钦定”的白马王子进攻，陈明生病了她精心照顾他，用自己的津贴为他加强营养；陈明裤子破了，她一针一线给他缝了条新棉裤。此时的丁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陕北的风沙也让她的皮肤失去了往昔的光泽，但她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总是笑眯眯的，让人感觉格外亲切，加上她能说会写，在很多团里的男人看来都充满魅力。在富有“战斗”经验的丁玲如潮地攻势下，陈明的防线迅速被瓦解，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丁玲向自己摊牌的情景：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与丁玲五十年》）
丁玲的执着与坚决让陈明终于鼓起勇气冲破世俗的藩篱，和她建立了真正的恋爱关系。
回到延安之后，丁玲和陈明的感情进一步升温，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此时，关于他们的流言满天飞，说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但两人都不在乎，丁玲鼓励陈明：“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文革”时关在“牛棚”里，有人还劝陈明说，老丁已经定性了，你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头，何必还守着她呢？陈明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反封建的战士。在那样一个无数的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年代里，陈明选择了对爱情的坚守。
然而，当初的事情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在内外的各种压力下，陈明对自己和丁玲的结合始终存在顾虑。而这个时候，他又一个人去了烽火剧社，和丁玲拉开了距离。出于种种考虑，1940年秋，陈明和一名喜欢他的女演员闪电式般的结婚了。丁玲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内心非常痛苦，而陈明也感到万分内疚。
最关键的是，陈明在婚后发现，婚姻并不能使自己摆脱过去，反而使自己更加迷恋过去，这场婚姻最终使三个人都活在痛苦之中。在经过与妻子心平气和的长谈后，他们友好地分了手。当然，在妻子怀孕的时候选择离开，陈明注定要负疚一辈子。
1942年的春天，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苦恋了5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次的婚姻没有请客，没有热闹的鞭炮声，他们认为这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无须惊动别人。徐志摩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对于丁玲和陈明来说，在未来五十年的日子里，有彼此相伴，这就是人生的大幸。
相濡以沫
在陈明与丁玲五十年相伴走过的日子里，两人真正享福的日子只有建国之初六年而已。1943年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新婚不久的陈明和丁玲就被隔离，整整一个夏天不能见面。而1955年、1957年丁玲先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头目及“右派”之后，两人在短暂的享福之后马上又过上了风雨飘摇的日子，被迫远走北大荒，随之而来的“文革”更是让他们深陷牢狱之灾。好不容易熬到平反翻身，但是这个时候两人都已经垂垂老矣，丁玲更是一身病痛，虽然实现了与子偕老的愿望，但也不得不很快面临死生契阔的结局。
如果没有同丁玲结合，陈明的日子毫无疑问将好过得多，但他对此一直无怨无悔。而他在丁玲历尽劫波的日子里与其相依为命，不抛弃、不放弃，更是成了丁玲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正像丁玲的前秘书张凤珠说的那样：“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两人在浩劫中相濡以沫的真情更是令人感动。
在北大荒的流放生涯中，有一次陈明听说丁玲生了病，立刻请假赶回来看望她，并对她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丁玲用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了自己此时的感想：“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1968年丁玲和陈明先后被关进宝泉岭农场的牛棚，他们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由于丁玲的身份特殊，她连自己去打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到了开饭的时间，陈明和一些“难友”们就会集体排队，口中念念有词，鞠躬请罪，从丁玲被关押的窗下走过。这使得丁玲一天中有三次机会可以躲在自己被关押的屋子的窗子后面偷偷地看陈明，尽管每次只有短短的几秒，转瞬即逝，但这却成了丁玲在那段非人的遭遇中活着的最大精神支持，她在回忆录中写到：
那群凶恶的所谓“造反战士”，始终也没能夺去我一天几次、每次几秒钟的神往的享受。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生的意志啊！（《牛棚小品》）
在牛棚中关押了将近一年后，丁玲被安排继续去劳动改造。在这时，应她个人的要求，她和陈明见了一面，当陈明走进来的时候，丁玲用“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来形容自己喜悦的心情。这一次的相逢何其短暂，在临别前，陈明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丁玲。陈明在1971年摘了“右派”的帽子，但丁玲没有这个好运，陈明为了不刺激丁玲，没有向组织上提出恢复自己原来的工资待遇。所以他一直都是领取着“右派”分子微薄的收入，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他一直从牙缝里省出钱来，就为着有这么一个机会交给她。
这是1969年5月的事情，丁玲感叹不知道这一次的别离是生离还是死别。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和陈明将很快将在秦城监狱相聚，只不过仍然是咫尺天涯。在“文革”时的秦城监狱，能够活着并且精神正常走出去的人都堪称勇士，夫妻俩曾经约定要正常的活着出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陈明为了防止因孤独而痴呆，坚持在单人牢房歌唱，背诵，练习“遣字联词”，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丁玲则有意多背一些古诗词来防止语言和思维能力的下降，她还用破毛巾、卫生纸扎成自制的篮球往墙上投，以便活动自己的腰腿。两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活着见到对方！
皇天不负苦心人，1975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丁玲和陈明终于走出了囹圄，随后，两人在山西长治的嶂头村再度相逢，陈明在回忆中口述了这一次相逢的场景：
1975年5月22日，我到嶂头村时，已经是傍晚了。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走到大门口，我们见着了。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劫后重逢啊！我一看，她老了，讲话声音也老了。丁玲第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我们俩就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我与丁玲五十年》）
主角和配角
延安整风时，组织上有过让陈明下去地方上当一名县长的分配方案。整风风波过后，对政治斗争心有余悸的陈明曾想履行这个方案，带着丁玲一起到地方上，远离朝野和庙堂，到真正属于他们的江湖去。陈明觉得，这样在他的羽翼之下，丁玲就不必再遭受政治的风雨了。然而，胡乔木的一番话改变了陈明的想法。
胡乔木对陈明说：在党内培养一名县长容易，培养一名作家难，丁玲不仅是你的妻子，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有才华的作家，所以，你不仅不能让丁玲离开，反过来你应当调到文协来帮助丁玲，这个工作的意义比你去当县长要大得多。
陈明略加思索就接受了胡乔木的意见，在县长与一个女作家背后的男人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这也将使他的人生失去当主角的机会，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以及她的事业，他心甘情愿做了一辈子的“配角”。
此后，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之外，陈明也成了丁玲创作上的最重要的助手。在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上面就有陈明的笔迹，丁玲晚年病痛缠身，她的作品《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更是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其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由陈明续写的。长久的和丁玲在一起，陈明在文学方面也得到了几分丁玲的真传，他对丁玲作品的改动得到了丁玲本人的高度认可，丁玲曾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
陈明这个“改家”在丁玲去世后还继续发挥着他的作用，可谓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为了让妻子的形象更加完美，他在出版丁玲的日记前，凡是认为里面有不利于其形象的地方就进行修改，致使日记有些地方脱离了本来的面目，可谓用心良苦。没想到，他这个善意的谎言竟然被丁玲的亲生儿子拆穿了。
在丁玲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陈明。1986年2月12日，刚从昏睡中醒来的丁玲对秘书说：“今天我总做梦，梦见有两条鱼，我一招呼，这两条鱼就合成一条。”这两条鱼，就是丁玲和陈明。弥留之际，丁玲给陈明留下了一句感人至深的动情的呼喊：“你再亲亲我！”为这份荡气回肠的爱情写下了一个动人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