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于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在当年其轰动性不下于今日的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部当年为丁玲带来了巨大声誉的“红色经典”今天却倍受指责，众人往往凭感觉斥之为毫无文学价值的“遵命”之作。事实上，如果真正读过了这部小说，并且了解了小说的写作经过，或许我们对丁玲的苛刻印象就会有所改观了。
情义温泉屯
1946年夏天，丁玲接到了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随后她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是在怀来、涿鹿一带进行了短暂的土改，而后又来到了温泉屯。温泉屯村北依桑干河，南偎轩辕黄帝陵寝地桥山，据说村中昔日曾有夏到秦代帝王祭祀轩辕黄帝时驻跸沐浴的温泉宫，村庄因此得名。然而，在现代使这个古代帝王洗澡的地方出名还得靠丁玲的一部小说。
在温泉屯，丁玲事实上只停留了短短的18天，可就是这转瞬即逝的18天，将给丁玲的人生和温泉屯这个寂寂无闻的小地方带来巨大的影响。农民淳朴的品质和土改运动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让丁玲为之着迷，她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老乡们水乳交融。她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老乡分房子时，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最合适，连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而感到惊奇。
两年后，丁玲写出了反映1946年温泉屯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而无人知晓的温泉屯也藉此名扬天下——小说中称之为“暖水屯”。
三十多年后，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中，丁玲这样写道：“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11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丁玲不止一次地表态，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是刻意“写”出来的，而是她与温泉屯百姓内心感情的一种共鸣，所谓“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的确，丁玲后来与温泉屯百姓“心心相印”、情义相连的交往故事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动人的故事。
1954年春天，丁玲又回到温泉屯，村里蒸蒸日上的变化让她倍感欣慰。然而，她看到了农民的物质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在文化生活上还是一片荒漠，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此之外什么娱乐也没有（所以说打麻将和斗地主是伟大的发明）。于是丁玲拿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5000元稿费，为温泉屯村建立了文化站，购置了黑板、乐器和书籍报刊等，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当时500元即可在北京购置一四合院，可见丁玲对温泉屯情义之重，现在的余秋雨们也可以汗颜了。不过在丁玲捐建的文化站旁边正是村里的老爷庙，我估计文化站的“香火”可能没有它的邻居那么旺。
当年温泉屯村的党支部书记曹永明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主要人物张裕民的原型，当年他还不到30岁，因为工作关系，他和丁玲接触最多。曹永明的朴实、果敢和坚韧给丁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丁玲赞扬他是“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
丁玲走后，国民党进驻了温泉屯，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手足无措，曹永明因为犯了“交枪”的错误，在赶走国民党后被开除了党籍，成为国家的“罪人”，从此不得翻身，上边领导骂他：“你是坚强的共产党战士，怎么能把穷人的武器交给反动派呢！”
然而丁玲却不这么看，她平反后马上就回到温泉屯看望曹永明，看望这个让她一直牵肠挂肚的小村庄。
丁玲弥留之际，温泉屯的老乡们曾派代表到北京的医院里看望她，这让病床上的丁玲热泪盈眶。丁玲去世后，温泉屯在其捐建的文化站旧址上成立了丁玲纪念馆，丁玲以这种方式永远活在了温泉屯乡亲们的心中。
暴雨与阳光
在丁玲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发表一直以来都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这部曾被誉为“红色经典”的著作在现在很多人的眼中成了丁玲文学生涯的“污点”，极端者批之为“遵命文学”，并视之为丁玲从一个自由作家成为“御用文人”的标志。
如果单单从作品的主题以及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敢说批判丁玲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未必有几个人真正把这本书看完，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心态来看待这部作品的，这样未免对丁玲不太公正。
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道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由此，它们也被视为反映新中国“土改”最重要的两部作品。然而，光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两部巨著显著的不同，“暴风”、“骤雨”给人的感觉是骇人的暴力和横扫一切的气势，而“太阳”意味着火，“桑干河”意味着水，水火虽然不相容，但是只要阳光不那么炙烈，它反而会赋予水生命力，阳光照耀水面就成了一副美丽的景象，优雅而耐人寻味。
事实上，两部小说的内容的确也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差别。《暴风骤雨》完全就是一群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刀向地主老财们的头上砍去、快意恩仇的故事，而在写法上更是类似于“文革样板戏”二元对立的模式，好人真善美兼且高大全，坏人穷凶极恶且猥琐不堪，我党英明神武，地主罪有应得，“土改”中所有的一切破坏活动都让人拍手称快。
《暴风骤雨》和四川刘文彩公馆的群雕“收租院”性质一样，都是在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收租院”的诞生使大地主刘文彩成了“恶”的代名词，然而真相却是刘文彩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刘文彩甚至是当地有名的慈善家，而他尚且在世的小老婆也觉得他是个大好人。
《暴风骤雨》和“收租院”实际上成了特定政治环境下当局的愚民工具，因此到了阳光年代必定要被人们唾弃。这也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认识说海派清口的周立波，却没有人知道红色作家周立波的原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尽管也无法脱离政治的枷锁，但是丁玲的天才，乃至于她从事创作以来对于人性的追求都让她无法完全按照政治的标准来塑造这部小说。这也使得她在写作中陷入极度的矛盾与挣扎之中，一方面她“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另一方面“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又使得她不愿意违背真实，在这种挣扎之中丁玲成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独特的美。
严家炎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三个层次的创作特色，一是以接近原生态的方式反映现实，以相当生活化的笔墨来写土改，看重生活本身的逻辑；二是敢于写出土改工作本身的种种曲折和人物命运的乖异多样；三是体现出对人的关爱，显示了较多的人情味。
这三点当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文本中对人性的张扬。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好人身上也有着致命的弱点，他们的勇敢其实是一种懦弱，斗地主时往死里斗只是因为怕他们报复，他们的慷慨激昂有时是基于一种自私狭隘。在文中我们会看到农民们为了一点私利而你争我斗，他们对于物质的渴望一点不下于地主，完全没有顾及我方神圣的形象，这在当时精神至高无上的年代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反过来，坏人也可能具有人性的光辉，丁玲甚至用了童话一般的语言来描写出身于地主家的女孩黑妮：
树林又像个大笼子似的罩在她周围。那些铺在她身后的果子，又像是繁密的星辰，鲜艳的星星不断的从她的手上，落在一个悬在枝头的篮子里。忽的她又缘着梯子滑了下来，白色的长裤就更飘飘晃动……
如此生动漂亮的句子在其他妇女身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以至于后来对丁玲颇有成见的周扬从“黑妮=莎菲=丁玲”的角度立论，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有“原则问题”为由，在华北迟迟不予出版。
本意是为了迎合政治，结果却成了对政治的图解，这大概是连丁玲自己也想不到的。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丁玲配得上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往往在写作的过程中左右不了自己笔下的人物，刚开始也许是他驾驭人物，后来常常反过来被人物所驾驭。当然，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丁玲的个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她特立独行之处。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如此作品，我们对她还能苛求什么呢？
在严寒的日子里
1953年10月，丁玲收到新一期的《人民画报》，上面刊登了记者宋学广拍摄的反映温泉屯变化的一组照片，这组照片让丁玲又沉浸于往昔土改的峥嵘岁月中，这也激起了她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强烈愿望。
于是，丁玲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就这样开始了其漫长的行程。这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集在名字上就跟《桑干河上》截然相反，一个是暖色，一个却是冷色。而这个名字冥冥之中也给人一种不祥之兆，果然，小说写了没有多久，丁玲的人生就进入了冬天，在“严寒的日子里”无法自拔，她的创作活动也因此终止。而后，这部小说的完成一直是丁玲的牵挂，一直到她的弥留之际。然而，这部续集终于没有能够完成，这也成了丁玲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据说桑干河因每年桑葚成熟时节河水干涸而得名，不过在旧社会这条河从来没有真正干过。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条河却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干”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太阳只能照在桑干河干涸皲裂的河床上。而桑干河畔新一代的农民，民风早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的淳朴，或许现在，丁玲这个名字也已不再被桑干河畔的众人所熟知了，现在的人都站在阳光底下了，然而传统的书香文化却进入了“严寒的日子”，如果丁玲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