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经对人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而冯达，毫无疑问是她最后悔遇到的人。其实丁玲无需后悔，所谓缘分，冥冥之中命运自有安排，我倒认为，如果不是苍天戏弄人，导致她和冯达双双被捕，也许冯达会是比胡也频和冯雪峰更适合她的丈夫人选。这一点，从两个人的性格以及相处的过程来看都显而易见。
“好太太”
对于丁玲来说，冯达既可以说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遇到的错误的人，也可以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遇到的正确的人。
丁玲与冯达相识于1931年，这一年的2月，胡也频刚刚牺牲，年仅27岁的丁玲还没有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马上又面临着生活的巨大压力。按照丁玲自己的话来讲，她当时精神上被“三座大山”压着：一是政治压力，胡也频的牺牲让丁玲“停杯投箸不能食”、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又让她“拔剑四顾心茫然”；二是经济压力，年迈的母亲已经失去生活来源，家里的幼儿嗷嗷待哺，加上自己在上海的房租和伙食……三是创作压力，写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愁苦，丁玲知道自己的创作必须转型，否则唯有“江郎才尽”一条路，但是对于如何转型她却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又有一副重担落在了丁玲身上——主编“左联”的《北斗》杂志，以前办《红黑》的时候做事的主要是胡也频，而现在没有经验的她却必须独自挑起这副远比《红黑》沉重的担子，这让丁玲多少感到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下，“左联”的同仁们都劝丁玲再找个“伴”，一个弱女子孤身奋战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确实太难了。本来已对爱情和婚姻感到心灰意冷的的丁玲在朋友们的“蛊惑”下渐渐也有点动摇了，在沈从文的回忆中，她开玩笑地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也要讨个好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人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记丁玲》）
在这种情况下，冯达闯进了丁玲的生活。
冯达当时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私人秘书和翻译，史沫特莱通过他与丁玲取得联系，作过多次谈话。这个时候冯达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作为史沫特莱秘书的他待遇优厚，每月100元的收入足以让他过上小康生活。但是追求进步的冯达却放弃了这一令人艳羡的工作，到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只拿15元生活费。
晚年冯达身居台湾，其楼下有一好心的信奉基督的女孩怜其孤苦无依经常志愿照顾他，冯达告诉她最早他跟丁玲交往时是住在丁玲的楼下，那个时候丁玲生活狼狈，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冯达拿出其做广东菜的手艺，每天都做好吃的给丁玲送去。这不就是丁玲理想中那位“好太太”一样的男人吗？
冯达和胡也频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如果说胡也频是火一样的热情，而冯达则是水一样的柔情。胡也频会领着丁玲饿着肚子到山上数星星，而冯达则会在她感到冷的时候悄悄的把一件衣服披在她的身上。胡也频追求丁玲靠的是暴风骤雨般的冲锋，而冯达则是一种水滴石穿般的韧劲。
冯达显然从各方面都符合“好太太”的标准。他性格柔和温顺，不卑不亢，懂得尊重别人，从不妨碍丁玲做自己的事情；他吃苦耐劳，做事认真，不嫖不赌，生活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沈从文称他是一个“女性型范的青年”，赞扬他“稳重可靠”，虽然“不适合做情人”，但足以成为“合格的丈夫”。
相反，胡也频虽然适合做情人，但是未必能成为合格的丈夫。大概丁玲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她跟胡也频同居前一两年竟然没有发生性关系，纯粹是“柏拉图”似的恋爱，而跟冯达她未必有真正的爱情，却可以在幽禁中为其生下一个女儿。
冯达在丁玲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其身边，最终又“出卖”了丁玲，而遭到了对方的鄙弃，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丁玲身边的错误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冯达的确是最适合丁玲的配偶，一个是女强人，一个是“好太太”，如果他在另一个时间来到丁玲身边也许两人就可以相伴一生，从这个角度他又成了一个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丁玲身边的正确的人。
墙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自己的住所和文委的负责人潘梓年同时被国民党的特务绑架。据丁玲回忆，出卖自己和同志的人就是冯达！
头一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便怀疑他被特务跟踪，第二天早上他和丁玲出门时约定在中午12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上午十一点半，丁玲回到了家里，接着潘梓年也来了，而当冯达回到家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被绑架了。丁玲记下了冯达见到她和潘梓年被绑架的一系列反应，这一系列反应让她终身难忘，并且也成为她日后认定冯达成为叛徒的最重要证据：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魍魉世界》）
冯达为何出卖丁玲，怎么出卖丁玲直到现在还扑朔迷离，尽管冯达自己诅咒发誓没有叛变，但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一口咬定他是个叛徒，我们还能怀疑什么呢？只是从后来冯达的情况看，实在很难将他和叛徒联系起来，在幽禁中，他不仅没有再出卖过丁玲，反而屡次出手帮助丁玲，还救过丁玲的性命。后来，丁玲被打为“右派”的时候，批斗丁玲的人污蔑丁玲跟一个特务同居，这让丁玲自己都愤怒了，她大声说道：“冯达是叛徒，但不是特务！”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尽管丁玲恨冯达，但她确实无法在冯达身上找到有关特务的任何证据。
而从冯达当时看到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时的表情，很显然，他对两人的被捕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的，否则他又怎么会瞬间“猛的一惊”、“呆若木鸡”呢？人的表情虽然可以伪装，但要瞬间达到“呆若木鸡”的境界谁能做到？于是，我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理：
这天早上，冯达出门遇到了特务，他被叛徒认出来了，特务控制住了冯达，于是他想办法拖延时间，一直到差不多十二点他才把丁玲的住址告诉了特务。按照他和丁玲的约定，丁玲见不到他现在肯定已经离开了家安全转移了，特务们扑了个空说不定就死心了。然而，冯达没有想到的是，半路竟然杀出一个潘梓年，这家伙自以为他经验丰富，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火烧眉毛了还在那里悠哉地看报纸（这也是现在很多公务员的作风）。丁玲看老同志都那么镇定，自己如果再慌张那就说不过去了，结果就这样等着特务上了门……
这使我想起了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篇著名的小说《墙》：反法西斯战士伊比埃塔被敌人抓住投进了死牢，经过了对生死的恐惧和思索后，他最终决定“堂堂正正的去死”。在伊比埃塔将被处死的前一天晚上，敌人给了他一个生的希望：只要他愿意出卖战友格里，他就可以重获新生。大义凛然的伊比埃塔当然不会屈服，相反，看破生死的他突然间雅兴大发想跟敌人开一个玩笑，他告诉他们格里就在某个坟场里——尽管伊比埃塔早就知道格里藏在他堂弟家里。伊比埃塔完全没有料到，格里因为和他堂弟吵架这天晚上真的躲到坟场去了……
一切都是如此荒谬，这不就是丁玲和冯达之间的故事吗？
穷与达
丁玲遇到冯达之时，精神窘迫，生活落魄，失意潦倒，古人所谓“穷”也。在这样“穷”的时刻她遇到了冯达，这个人的到来暂时解除了她的生存警报，此所谓“达”也。然而这样的“达”并没有维持多久，丁玲很快被特务绑架，陷于囹圄，复而入“穷”。不过国民党当局碍于舆论，对丁玲只能以“礼”相待，丁玲在南京反而相当于免费住上了国民党为她租住的大房子，还享受高额津贴，以前温饱不足的她一下子过上了小康有余的生活，这又是“穷”中之“达”（要是在今天就更是让人流口水了）。而到了建国后，丁玲与冯达的往事一直被攻击她的人利用，成为她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二十余年不得翻身，“穷”到极点！
人生中，“穷”与“达”的转变之快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丁玲在幽禁中生下了后来成为著名舞蹈家的女儿蒋祖慧，这一事件成为丁玲“通敌”的铁证，成为后来批斗她的利器。
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陈独秀的事例来说明。
陈独秀堪称一代思想巨擘，被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奉为先驱和楷模，然而其在私生活上的表现却令人瞠目结舌。陈独秀在与封建与独裁思想战斗的同时，精力旺盛的他还经常要抽空到京城的烟花之地与妓女战斗。老陈一生情人众多，直到他年过半百之时仍然难耐寂寞，又与自己邻居的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女孩潘兰珍勾搭上了。
这位在外人眼里好于打扮的摩登女郎竟然对这位糟老头子十分忠贞，陈独秀被捕后，小潘从上海搬到南京，每天进狱中照料老陈。而老陈更是尽显英雄本“色”，年近六旬的他竟然在狱中忘我的和小潘屡屡上演激情大戏。这一幕被看守上报给了监狱长，这位监狱长曾经是陈独秀的崇拜者，尽管政见不同，但在他心里老陈一直以道德楷模而居，他闻报后感叹道：“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陈独秀闻之后只是轻蔑一笑，说：“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这就是陈独秀，一个特立独行绝不委屈自己的大丈夫！
相比陈独秀的火爆，丁玲的行为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但他们我行我素不拘小节敢为天下先的侠客风范同样光耀后世。退一步说，即使他们肉体出轨，但是精神上对党对国家却是无比忠贞，与那些肉体忠贞、精神出轨的人相比不知高出几何！至于现在的某些官员常常精神和肉体一起出轨，就更令人不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