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父亲，丁玲的母亲才真真正正地支撑起了她的整个人生。如果没有母亲的含辛茹苦与忍辱负重，很难想象丁玲有勇气与力量走过她的前半生。而母亲言传身教带给丁玲的刚毅、果敢与乐观豁达的精神又照耀了丁玲在母亲去世后苦难的后半生。而对于丁玲的母亲来说，也许其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女儿最当红的年纪撒手人寰，而后，她不必看着女儿在泥沼里挣扎。生不当时而死当时，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从余曼贞到蒋慕唐
图片上的这块墓碑是丁玲给她母亲立的，上面刻着“蒋慕唐之墓”五个大字，这个小脚老太太在走完了苦难而又不凡的一生后，终于归隐大地，与天地合为一体。
蒋慕唐并不是老太太的原名，她本名为余曼贞。余曼贞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是个宿儒，后来官至知府。在重视家教的父亲的熏陶下，余曼贞从小就和兄弟们一起在家塾中读书，后来又学会了写诗、下棋、画画、吹箫等才艺，突破了旧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然而，时代的局限注定这个时候的余曼贞还只能是一个旧式的女子，她仍然要裹小脚，仍然要遵循“三从四德”。
在丁玲的记忆中，母亲曾经是个社会经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的大家闺秀，丁玲形容她为一个“寄生虫”。然而，在余曼贞结婚的第十年，一场“风暴”却迫使这个“寄生虫”不得不仓促的浮出水面。这一年，她的夫君蒋保黔病逝，给孤儿寡母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债权人纷至沓来将蒋家围得水泄不通。这个时候余曼贞表现出了出乎一个寻常女子的承受力，她大义凛然地对所有债权人宣称：“有账的都来吧，我一定还清了账才走！”
余曼贞变卖了家产还清了账，她毫无牵挂地拖儿带女离开了蒋家。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两个拦路的无赖，假作债权人向他们勒索，余曼贞面无惧色，对来人说：“我的钱都已经还完了，现在身无分文，你们要钱，走，到县上去！”这两个人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离开蒋家之后，余曼贞毅然改蒋姓，名胜眉，又名慕唐。“胜眉”取的是“巾帼胜于须眉”之意。“慕唐”取的是仰慕唐朝之意，因为她羡慕唐朝武则天时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这一改名之举，充分表现出丁母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的风格。如果说丁玲的性格来自于其父只是一种遗传上的可能性，那么母亲对其的影响则是实实在在的耳濡目染。
1910年，已经年愈30的蒋慕唐携7岁的女儿一起报考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蒋慕唐就读于师范班，而丁玲就读于幼稚班，这一现在看来平常的举动当时却以其敢为天下先轰动了全城。在师范班上，蒋慕唐和小她14岁的向警予义结金兰。在向警予的鼓励下，小脚的蒋慕唐在学校里坚持上体育课，一时传为佳话。而更令人称奇的是，蒋慕唐后来在小学里还当上了体育教员。
1911年，蒋慕唐又与向警予一起报考了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玲也随之到该校附小念书。次年，蒋慕唐因无钱继续读书，赴桃源县立小学任教。此时的蒋慕唐在向警予的影响下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并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活动。
1913年在宋教仁被刺的追悼会上，年仅9岁的丁玲宣读了母亲撰写的演讲稿，台下众人无不动容。
丁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奋斗、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可以说，生下蒋伟的是余曼贞，而把她养成丁玲的则是蒋慕唐。
伟大的母爱
在丁玲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是她的靠山，是她生命的中流砥柱。
母亲从小就很重视丁玲的教育，丁玲7岁的时候，丁母就亲自教她读《古文观止》，而到十来岁丁玲已经通读《论语》、《孟子》以及众多的古典小说，熟背不少唐诗，良好的古文修养不仅使得丁玲的学习成绩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而且让她在后来到延安后和毛主席有了“共同语言”，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母亲还经常给女儿讲秋瑾的故事，诵读秋瑾的诗歌，秋瑾如夏花般绚丽的生命曾经是母亲的理想，现在她把这一理想寄托在了女儿身上。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谈起她母亲时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困，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这一番话，像锥子一样扎进丁玲的心灵深处，激励着她不断前进。
1918年的春天，丁玲唯一的弟弟蒋宗大因为急性肺病夭亡了，母亲痛不欲生。蒋宗大没有了，为蒋家光大宗祖的希望落到了丁玲一个人的身上。这年夏天，14岁的丁玲小学毕业了。暑假中，母亲强忍着丧儿之痛，亲自送她到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丁玲不负母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学校。
入学后，学校要求缴纳十元保证金（相当于押金），母亲没钱，走之前把自己的金戒指摘下来，托学校的一个女管理员变卖。那位女管理员卖完戒指交了保证金后，把剩下的三元多钱交给丁玲，叮嘱说：“你妈妈生活很艰苦，这钱不要乱花。”丁玲拿着钱，想起母女俩困苦的生活，眼眶都红了。她小心地把钱放在小木箱里，用换洗衣服压着，一直没舍得花，直到寒假回常德时才用了几角钱做路费。
这样的情节只是伟大母爱的一个缩写，母爱的无私与深沉一直照耀着丁玲前进的路途。
在丁玲的叙述中，我们常常感动于其母亲的坚强。1931年胡也频去世后，丁玲让母亲把年幼的儿子接回老家抚养，这时母亲在当局的干涉下已经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勉强糊口，但是她还是一声不吭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丁玲没有把胡也频牺牲的消息告诉老太太，但老太太心如明镜，而自从胡也频去世后她始终没有在丁玲面前提胡也频的名字，也从来不问，仿佛世上从未有过这人似的，这份从容与镇定就连丁玲自己有时也感到难以理解。
还有一次是丁玲被幽禁在南京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为了劝降丁玲，准备把老太太骗过来当人质。当来人把带有丁玲笔迹的信交到老太太手中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跟着来使走了，事实上此行的风险她心知肚明，后来她告诉丁玲，为了要见唯一的女儿一面，她可以承担一切风险。
丁玲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她最终逃离了龙潭虎穴的南京去往了革命的圣地延安。而她日益年迈的母亲，本来此行来南京带着丁玲的儿子准备把他交还给丁玲，因为她感觉自己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而且乡下也不太平，她已无力养这个“可爱的伶仃孤儿”了。但这一次母亲又失算了，她不仅没有把这个“伶仃孤儿”交还给丁玲，很快命运又交给了她一个新生的孩子——丁玲和冯达的女儿。苍天总是戏弄人，但她还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无情的安排。
几年后，丁玲在延安再次见到了母亲，只是这个时候母亲已经老得快无法辨别了。
谁言寸草心
1953年5月5日，蒋慕唐因为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这位在后半生历尽丧夫之悲，别子之痛，流离之苦，抚孙之艰的女人，在解放后方才由女儿接到身边，享受到了天伦之乐，然而仅仅4年不到，她就匆匆辞世，子欲养而亲不待，令人叹惋。
母亲去世的时候，丁玲正在东北养病，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回，而当她到北京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静卧在东城殡仪馆的灵床上了，丁玲走进殡仪馆的大门，看到安详静卧在中间灵床上的母亲，扑了上去，伏在她身上悲痛地哭泣起来。
蒋老太太的葬礼办得十分风光，尽管没有发讣告，但是许多人还是自发赶来送别这位伟大作家的母亲。在她安葬的万安公墓大门口停了二三十部送葬的小轿车，而在建国初期这样的小轿车只有国家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享用。蒋老太太的墓碑由丁玲的好友、后任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设计，后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刘开渠塑像。
蒋老太太去世那年正是女儿大红大紫的时候，仅仅两年后，丁玲即被打入反革命集团，从此二十多年不得翻身。从这一点看，蒋老太太选择在这个时候辞别人世是多么明智。她看到了女儿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而不用承受女儿从天堂堕入炼狱的痛苦，蒋老太太一定走得心满意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迅速辞别人世她又走得何其痛快。想不到，死竟成了蒋慕唐沉重的一生中最轻松的一件事情。
30年代，丁玲曾以母亲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名为《母亲》的长篇小说，然而在写到四章约八万字时，小说因为丁玲的突然被捕而被迫中断。在鲁迅提议下，这部没有写完的小说得以出版，稿费寄给了丁玲的母亲供她生计。1979年丁玲“转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要重印丁玲的这部小说，丁玲自己也有续写《母亲》的愿望，但这一愿望最终因为种种琐事未能实现。
母亲，终于成为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